在正式采访之前，刘家祯老师和我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把采访里的一些细节，一点点磨合到位。
他规划好了当天的穿搭，不想要正装的紧绷感，也拒绝过分随意。他对画面的呈现也提出自己的设想，希望呈现多种聊天状态，既有专注的深度交流，也有边走边聊的松弛。
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作为一名在《纪录片编辑室》中被大家熟知的主持人，他要保证自己在镜头前出现的每一次都是专业而体面的。即使当时他在电视台身兼了译制部配音演员和主持人两种身份，楼上楼下奔着跑，有时跑到话筒前的时候气还没平，但镜头一打开，就得是观众熟悉的那位儒雅、克制、一丝不苟的主持人。
这种工作作风在当时的团队中并不违和，甚至有一种惺惺相惜感。
《纪录片编辑室》里有上海人的集体记忆，甚至大家到现在还会关注《毛毛告状》、《德兴坊》、《大动迁》、《婆婆妈妈》、《最后一个三轮车夫》等纪录片里人物的命运走向。
而让刘家祯感到佩服的是，编导们靠人肉蹲守拍下来的时代变化中老百姓的故事。“我有一个同事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还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我们的真诚？我们只有真实的记录，深刻的表达，把好老百姓的故事讲好了，这就是我们要干的活。我们很多纪录片都是编导跟纪录片里的人，生活在一起，先和拍摄对象打成一片，这样打开镜头的时候，他就不紧张了。”
其实不光注意自己在镜头前出现的形象，刘家祯在工作中即使只是呈现声音，也讲究它的“形象”。1980年代，得知自己要从事配音工作后，他在家里连上海闲话都放弃了，就为了让自己的发音不要无意中包含上海话的口音。那时，刘家祯在《海外影视》做配音工作，每年配音工作量非常大，他过的是一种没时间回头看，一直往前走的生活。
“白天在那配音，晚上回家还不能休息，我赶紧拿出第二天的剧本，要把台词念一下，好好理解人物，有的戏要琢磨一下。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沉浸在剧情中开始兴奋了，第二天不管有没有睡好，照例得蹬着自行车，进了录音棚，拿出最好的状态。”
这种工作状态在当时的团队中只是小巫见大巫。
“你想《叶塞尼亚》、《简爱》这样经典的译制片怎么配出来的，可能就是译制片厂那些艺术家们穿着背心，大汗淋漓地配的，因为那时没有空调，大夏天只能在脸盆里放工业用冰来降温，但他们还是专注于银幕，全身心投入在角色里。”
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工具的变化，有些事物像褪去了光环一样，但刘家祯也清醒地认识到，“到后期，我们有一些译制片质量也越来越走下坡路了。”他发现居然开始有这样的工作方式了——戴上耳机，听着耳机里面的原片的提示，看着剧本，对上口型……
对于习惯手搓的匠人来说，是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我既然接受了这件事，我就尽量，尽我所能把它做得好一些。”职业精神，并没有什么大口号大概念，就在那个氛围的气场里，所有的人都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你，你不这样做，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观众。“我谁都对不起，那我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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