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龚澎》《乔冠华》《章含之》《"乔章恋"的另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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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的那个深夜，联合国大厅里掌声如雷，震耳欲聋。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结果刚一宣布，中国代表团席位上，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仰起头，放声大笑。
那张笑脸被记者的镜头牢牢抓住，隔天传遍全世界。
美国的报纸后来给这张照片起了个名字，叫"乔的笑"，说这一笑"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那份意气风发、那份扬眉吐气，穿越数十年岁月，至今看起来仍叫人血脉贲张。
这个人叫乔冠华，那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后来官至外交部部长，能把对手在谈判桌上说得哑口无言，被伟人称赞"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被日本外相称为"周总理一手培养出来的外交才子"，被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为"难以打交道的外交家"。
可就在同一时间，他有个女儿，正一个人待在北京，不知道父亲今天在哪里，不知道家里那个位置还留不留得住她。
这个女儿叫乔松都。
她名字里藏着一段往事——1953年，她还在母亲龚澎肚子里的时候，父母正在朝鲜开城参与停战谈判。
开城的朝鲜古名叫松都，父亲就把这两个字留给了她：若是男孩，叫松岳；若是女孩，叫松都。
一个带着历史地名出生的孩子，后来要承受的，却是她这辈子最漫长的一段飘零……
[一]【才子遇才女，那段革命年代里最动人的姻缘】
乔冠华是江苏盐城东乔村人，1913年出生，父亲开明，家境殷实。
他从小就是那种让人叹气的"别人家的孩子"——六岁入叔父办的私塾，没几年就读完了寻常孩子要读好几年的东西，小学毕业没多久就跳级进了中学，中学里又因参加学生运动两度被开除，转来转去，一颗脑袋始终闲不住。
1929年，16岁的乔冠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是那届新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老师是大名鼎鼎的冯友兰和金岳霖。
入学头一年，他就参加了驱逐校长罗家伦的运动，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当时的清华园里都出了名。
1933年清华毕业后，乔冠华先去日本留学，后来辗转到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哲学，拿到博士学位时，他才刚刚二十几岁，博士论文答辩通过时，人已经回到了国内，证书都没能拿到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立刻踏上回国的轮船，人在欧洲，心已经飞回中国。
回国后落脚香港，在余汉谋主办的《时事晚报》做总编辑，用"乔木"做笔名，每天写社论，一篇一篇往外发，观点犀利，文笔俊逸，很快就在香港滩头打出了名气。
同一时期，北边还有个写文章的人也叫"乔木"，南北各一个，后来被人并称"南北二乔"。
龚澎的来历，则是另一条线。
她原名龚维航，191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元老，母亲是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
家世显赫，本人更是出色。1933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是公认的校花，也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龚澎不光是参与者，还是骨干，据说是学生游行队伍里第一个报名参加"敢死队"的女生。
运动过后，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龚澎和姐姐龚普生主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她用流利的英文侃侃而谈，那一场亮相，可以说是她外交生涯的第一次彩排。
1936年秘密入党，1937年从燕大毕业，1938年奔赴延安。
到了延安，她把名字改成"龚澎"，要像革命烈士彭湃一样，掀起汹涌澎湃的巨浪。伟人听了，当场拍手称赞。
后来龚澎来到重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新闻工作，每天准时出现在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发布消息。
她的英文极好，思维缜密，气度从容，那些见惯了风浪的西方记者，见了她也不得不服。
周恩来后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过一句话："在重庆，龚澎就作为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位风采、气度、学识兼备的外交人才，当时她在重庆比我的名气还要大呀！"
乔冠华和龚澎在重庆相识，两个人都是靠才华吃饭的人，一个写文章，一个做发言，一见之下就有了那种心意相通的感觉。
1943年，两人在重庆结婚。婚礼很简单，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都来签名题词。
伟人得知这桩婚事，赠了一句贺词："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婚后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儿子乔宗淮1944年在重庆出生，女儿乔松都1953年在北京出生。
[二]【掌上明珠，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
建国之后，乔冠华和龚澎双双进入外交部，从此开始了他们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岁月。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乔冠华以顾问身份陪同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略行径。
1951年，他又随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赴朝鲜，以化名"乔指导员"的身份，在幕后主持板门店停战谈判的工作。
那是新中国外交部参与的第一场重大外交活动，对方是整个联合国军，拉锯了整整两年，边打边谈，最终签字停战。
与此同时，乔松都就在这场谈判期间来到了世上。
龚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几年。
1954年随周恩来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与黄华同任中国代表团发言人。
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龚澎被周恩来亲自提名担任首席发言人。
1964年周恩来出访亚非拉十四国，龚澎是随行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
她的名字，出现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重大外交活动的记录里。1964年，龚澎晋升为外交部部长助理。
这对夫妻，工作上各自叱咤，家里却不是外人想象的那种冷清。
据乔松都后来在传记里的回忆，父母在家里互称"达令"，母亲的花旗袍、高跟鞋、小胸针只有出席活动时才用，平时在家就穿普通的家居服，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父亲乔冠华虽然公务繁忙，但回到家里，对这两个孩子是没得说的。
乔冠华对女儿的宠爱，藏在很多细节里。
父母经常出国、经常不在家，兄妹俩大部分时间跟着保姆梅阿姨长大，但父母一回来，那个家立刻就有了温度。
乔松都是小女儿，是父母手心里捧着的那一个，走到哪儿都有人让着，有人护着。
那时的乔松都，确实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之一。
她不知道，这种幸福，在她17岁那年就到了头。
[三]【母亲走了，那个家的温度散了】
特殊时期来了，乔冠华和龚澎先后受到冲击，被迫停止工作。
那几年，两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龚澎本就有长期胃病，身体底子不好，外部重压之下，她的健康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
1969年，龚澎明显病倒，腿部肿胀严重，并发症接连不断，各种药已经很难控制疼痛。
乔冠华白天撑着去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对着妻子的状况暗自落泪。
1970年5月的一天，龚澎在家中卫生间突然摔倒，昏迷不醒。
乔冠华立刻把她送进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脑动脉血管破裂，思维能力已经丧失——换句话说，就是成了植物人。
龚澎就躺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周恩来得知消息，下了指示"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
1970年7月，著名作家韩素音专程来医院探视，不停地和龚澎说话，一直得不到任何回应。
乔冠华在旁边，对韩素音说了一句话——"她的脑袋已经死去了，没有办法了。"
四个月后，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
周恩来得知消息，没有去八宝山送别。他不止一次对龚澎生前认识的外国友人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每一次说出这几个字，都是满腔的无尽惋惜。
他在中南海西花厅曾对乔宗淮、乔松都兄妹说过："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这话在乔松都心里，落了根，留了一辈子。
龚澎走的那一年，乔松都才17岁，正是最需要母亲的年纪。
她后来写过，母亲在家里是顶梁柱，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母亲安排得井井有条，连父亲的起居饮食都在她的操持里。
母亲一走，那股温热的气息，像是被什么东西一下子全部抽走，家里的窗帘还是那些窗帘，桌椅还是那些桌椅，但就是再找不回从前那种感觉了。
乔冠华的悲痛是很外露的。好几年里，他一个人独自对着妻子的照片落泪，深夜找朋友打电话哭诉。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扑进了工作里，只有工作才能让他暂时忘记那个空掉的家。
这对父女，在那段日子里，其实都需要彼此。可他们各自困在自己的悲伤里，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乔松都就在母亲去世后不久，被分配下乡插队，去了内蒙古大草原。
那是那个年代里无数年轻人共同的命运——背上行囊，离开城市，去广阔天地接受锻炼。
大草原上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藏着委屈的地方。
母亲刚走，家里又没有了，风吹草低，夜色漫漫，乔松都只能靠自己撑过去。
那段下乡的日子，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也让她锻炼出了一种独立应对一切的能力——这种能力，后来成了她在更艰难处境里站稳脚跟的底气。
然而这平静的日子却在三年后再次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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