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胡适日记全集》第32卷、胡适《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1950年)、《独立评论》(1933年第41号)、百度百科·张学良词条、百度百科·西安事变词条、百度百科·九一八事变词条、《胡适的生平》(维基百科)、宋广波《胡适与蒋介石(1949-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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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夏天,朝鲜半岛的炮声震动了整个东亚。

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纽约时,已是6月25日的深夜。纽约曼哈顿东81街一套普通公寓里,灯光亮着。一位年届六旬、发已半白的老人坐在书桌前,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朝鲜战事爆发的报道,久久没有动弹。

那盏灯,亮了整个夏天。

老人开始动笔,写一篇关于近代中国命运的长文。他写历史,写战略,写斯大林的谋算,写雅尔塔会议的得失,写国共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较量。

写着写着,他的笔锋转到了一个人身上,一个他心里已经积压了十四年的名字。

他写道:

"这个'少帅'张学良,那时正在三十四十岁的中间,是一个因纵容而变坏的竖子,他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这位老人,是胡适。

这篇文章,是1950年夏天他在纽约写成的《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十四年前,他第一次在上海《大公报》上公开斥责张学良,那篇文章叫《张学良的叛国》。

那以后,大局变了,战事变了,国土一片片易手,政权几度更迭,胡适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华盛顿,从华盛顿到纽约,辗转半个地球,始终没有忘记那个人,也没有改变过那个判断。

而当1950年的夏夜,那些积压十余年的判断与怨气,终于在纽约的一盏灯下,一字一句,全部宣泄在那叠稿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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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个人,同一个乱世,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要读懂1950年胡适那几行文字的分量,得先把两个人的来路和去路都摆清楚。

胡适,1891年12月17日生于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上庄村。

父亲胡传是清朝末年的一名官员,在胡适幼年时即已离世,母亲冯顺弟独力将他拉扯成人。

1910年,胡适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至哲学系,再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入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门下。

他在杜威处接受了系统的实用主义训练,形成了贯穿终生的思维方式:凡事先看事实,再权衡利弊,最后方才下判断,绝不以一腔热情代替理性分析。

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随后与陈独秀等人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主张白话文写作,在文学、哲学、史学各领域均有著述。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胡适逐渐在思想界形成广泛影响,他主张渐进的社会改良,反对激进革命,提倡自由主义,这一立场他此后数十年始终未曾更改。

1932年,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作为民间知识分子讨论时局的公共园地,前后持续出刊五年,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方才停刊。

《独立评论》上,胡适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防、外交、日本政策的文章,是他此后对张学良作出公开评价的主要阵地之一。

1938年9月,胡适受命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前往华盛顿。这一任使,干了四年,直到1942年9月18日卸任。

期间他为中国抗战的国际形象奔走游说,争取美国援助,对美国上层政治和媒体圈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人脉。卸任大使后,胡适继续留在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处发表讲座,同时进行学术写作。

1946年6月,胡适回国,接受北京大学校长一职。他在北京大学任职至1948年底。1948年12月,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内人心惶惶。12月13日,南京方面派朱家骅、傅斯年等人安排飞机赴北平,接运学者南下。

胡适起初不愿离开,他对留守北大的同事说:"我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12月14日,胡适在劝说下勉强同意,12月15日下午4时,由傅作义部队护送至北京南苑机场,当夜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此后,胡适经短暂停留,于1949年4月6日从上海乘克里夫总统号轮船出发,抵达纽约。那时,他一个人住在东81街一套公寓里,妻子江冬秀留在大陆,次子胡思杜也留了下来。孑然一身的胡适,重新回到了这座他曾经驻华盛顿时熟悉的城市,开始了此后数年的旅居生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鄂家村张家窝堡,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张作霖起家于东北,先后掌控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后入关问鼎,一度控制北京政权。张学良自幼随父在军中成长,青年时代即已接触军政事务,被外界称为"少帅"。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途中,在皇姑屯站附近遭日本关东军埋设炸弹炸死。

消息密而不发,张学良料理完手头战事后,秘密返回沈阳,主持后事,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同年12月29日,他下令东北易帜,将青天白日旗悬于奉天各处,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彻底结束了东北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局面,成为实际主政东北的核心人物。

1930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在北平召开国民党扩大会议,联合反蒋。蒋介石派代表拉拢张学良,阎、冯一方同样派人接触。

张学良的选择,将决定那场角力的胜负。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反对扩大会议,表态支持蒋介石。

这一选择,使蒋介石一方迅速稳住了局面,也使张学良在南京国民政府体系内的地位急剧上升,随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坐镇华北,统辖东北军全部兵马。

两个人,胡适和张学良,一个是绩溪出身的留美学者,走的是笔墨和文章的路;一个是奉天长大的军阀之子,走的是兵马和权柄的路。在1931年那个秋夜之前,两人的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1931年9月18日的那声爆炸,把他们的名字拴在了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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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被炸断

日本关东军策划针对东北的军事行动,并非一夜之间的决定。此前十年间,日军在东北地区陆续进行了301次军事演习,仅1931年七八月间,就有近30次演习在东北各地举行。

沈阳当地居民早已习以为常,听到枪炮声,第一反应往往是"又演习了"。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中尉河本末守,率数名部下,来到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事先准备好的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路轨之上引爆,炸开了一段路轨,并在现场摆放了三具穿着中国军装的尸体,以此制造出中国军队蓄意破坏铁路的假象。

爆炸发生后,日本关东军随即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北大营守军在接到进攻消息后,逐级向上汇报请示,最终上达到正在北平的东北军最高指挥官张学良处。

张学良接到在沈阳负责军防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紧急电话,被告知北大营遭到日军进攻。张学良当时指示,按照"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的原则处理,不得主动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

荣臻接到指示后,将命令传达给北大营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北大营守军中,绝大多数部队依令收缴枪械,束手待毙;

仅有少数部队拒绝执行命令,自行奋起抵抗,如620团团长王铁汉即拒绝撤退,率部反击。然而这些零星抵抗,终究无法改变大局。北大营驻守的约8000名东北军,被仅约300名日军击溃。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至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今沈阳)、四平、营口、凤凰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共18座城镇。

9月21日,日军主力占领吉林。10月26日,日军占领四洮铁路沿线主要城镇。11月19日,日军攻陷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932年1月,锦州及辽西地区沦陷。同年2月,哈尔滨沦陷。

从1931年9月18日夜晚那声爆炸,到1932年2月哈尔滨易手,短短四个多月,整个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入日本之手。日本随即于1932年3月1日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占领与殖民统治,东北3000余万同胞从此陷入亡国奴的境地。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就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作出说明,其中有一句话:"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这句话,在其后数十年间被反复引用,成为这段历史中最具争议的记录之一。

胡适看着东北三省接连沦陷的消息,心里憋着一口气。他后来在文章和日记里,多次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每次都难以释怀。而这口气,要在近二十年后,才终于在纽约那间公寓里彻底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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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33年3月,热河危急,胡适亲赴张学良北平住所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三省沦陷,举国舆论大哗。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上海工人罢工,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的学生相继奔赴南京请愿。然而国民政府的回应,是蒋介石在1931年11月30日发表演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一边继续对红军用兵,一边压制各地抗日爱国运动。张学良则下野出洋,以"考察"为名暂离国内。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返回上海。此后蒋介石任命他担任武昌行营主任,4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重新统辖部分军事力量。彼时华北局势更加动荡,日军进一步向长城沿线施压,热河成为下一个关注焦点。

热河省,位于东北与华北之间,地处天险,是拱卫平津的重要屏障。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是张作霖旧部,以治政苛暴著称,对辖区百姓横征暴敛,民心尽失。

1933年2月,日军开始向热河发动进攻。

1933年3月2日夜,胡适亲赴张学良在北平的住所,与他共进晚饭。据胡适当晚的日记所记,张学良在席间告知,热河南凌已失,并将原因归于汤玉麟的苛政导致民心背离、军民无法配合。

胡适当场提出,与其在语言上做解释,不如亲赴热河,将汤玉麟就地免职或法办,用行动取信于民。张学良听后,只是叹气,没有下定决心的表示。

胡适当晚回去后,在日记里写下一段话,大意是:张将军只能叹气,国家大事落在这样的人手里,怎能不亡国?在他看来,面对具体的军事危机,张学良既下不了处置失职官员的决心,又没有亲上前线统筹全局的意志,只是坐在北平,任由局势继续恶化。

1933年3月,热河在短短十余天内全面失守,日军几乎未遇有效抵抗便推进到长城一线。这次失守,震动全国。

1933年3月5日,胡适在"心绪极恶"的状态下开始撰写《全国震惊以后》,发表于《独立评论》。文中,他将热河溃败的原因逐条列出,包括"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堕落",并在其中明确点出"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

地质学家丁文江同期在《独立评论》第41号发表《给张学良将军一封公开的信》,同样措辞严厉。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还曾联名致电,指出华北抗日非张学良所能担当,吁请蒋介石亲赴华北指挥。

热河失守后,举国舆论沸腾,责声四起。张学良随后引咎辞职,出洋赴欧"考察"。

在此前后,胡适对张学良的看法,已经基本成型。他不是不了解张学良所处局面的复杂性,也不是不知道东北军上下的实际情况,但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反复无法下定决心、用行动担当责任的人。这个判断,此后无论形势如何变化,胡适都没有修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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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池,枪声响起的那一夜

1936年的秋冬之交,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的处境,已经被逼到了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死角。

自1935年9月起,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调东北军入陕西、甘肃执行剿共任务。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

东北军官兵带着满腔家仇国恨从东北被逐出来,如今被命令去和同样是中国人的红军打仗,上下怨气极重。与红军的数次交战,东北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通过多种渠道,逐步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方面建立起接触,在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方向上初步形成共识。而在对蒋介石的多次劝谏中,张学良始终无功而返。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再度由洛阳飞抵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以此为行辕,亲自坐阵督促张、杨二部加紧对陕北红军的进攻部署。

华清池,位于西安以东约25公里,是唐代皇家温泉所在地,彼时以国民政府华清池招待所的名义运营,是蒋介石到西安时惯常的下榻之所。

蒋介石此番来西安,给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了两种选择:其一,立即率部进攻陕北红军;其二,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出,由中央军接手剿共任务。

两个方案,对张、杨而言都是没有出路的死局——前者是消耗东北军的家底去打一场毫无胜算的仗,后者是把自己的部队分散调离,彻底失去军事筹码。

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五间厅再次面见蒋介石,苦口劝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两人争论良久,蒋介石坚持不让。张学良当晚回西安后,找杨虎城再次密议,两人下定决心,付诸行动。

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在城内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沿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部分学生队伍往临潼方向前进,张学良驱车在途中将队伍拦下,劝阻学生不要前往临潼,并表示会用行动来回应大家的诉求。三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卫队营长王玉瓒率部乘摩托车离开西安,直奔华清池。凌晨2时,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与白凤翔、刘桂五等人也同乘车辆出发,一并奔赴临潼。与此同时,张学良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新城公馆设立临时指挥部,统一协调全程行动。

当日6时许,东北军一部抵达华清池,包围整个驻地,迅速解除蒋介石卫队武装,冲进五间厅。蒋介石在混乱中惊醒,在侍卫帮助下越墙翻出后院,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翻越华清池后墙,跑进后面的骊山树林里,藏进一处山洞。东北军随即展开搜山,上午9时左右,在骊山上的一处山洞内找到蒋介石,将其押送西安城内。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控制全城,在西京招待所拘押了随行的陈诚、卫立煌等人。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消息传出,举国震惊,国际舆论同样一片哗然。南京当局内部出现两派意见,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武力讨伐,另一方则主张谈判斡旋。

经过多方斡旋,包括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赴西安参与谈判,蒋介石于12月24日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12月25日,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乘机返回南京,以示负责。

这一走,便开始了长达五十四年的幽禁岁月,再也没有重新自由地踏上那片他魂牵梦绕的东北黑土地。

而在上海,胡适从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提笔写下了《张学良的叛国》——那是他第一次公开把那个积压已久的判断,白纸黑字地摆在所有人面前。

然而,积压十余年后,当胡适终于在1950年的纽约再次提笔,把那几行措辞更为冷峻的文字正式写下的时候,他看着那张稿纸,心里的那口气,却远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