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脚下一软，差点坐地上。
客厅里一个年轻女人正在给孩子喂饭。
桌上的菜已经凉了，电视放着泰国综艺。
她看见我，愣了愣，喊了声什么，我听不懂。
可那孩子转过脸来，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那张脸，跟我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张了张嘴，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十年了，我攒了五年的钱，卖了老黄牛，在曼谷街头流浪了七天。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地址，开门的怎么会是一个陌生女人？
她怀里的孩子大概四五岁，虎头虎脑，看见我就往沙发后面躲。
我手机里还存着那张照片。十年前儿子临出门时拍的，那时候他才二十一岁，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扇门后面，到底藏了什么？
01
我叫马玉琴，五十三岁，山东人。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这辈子最远去过县城。连省城长啥样都不知道，更别提坐飞机了。
可就在去年冬天，我坐了。
从昆明飞到曼谷，七个多钟头。
飞机上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旁边坐了个嫁到中国来的泰国女人，看我拿着护照发抖，帮我填了入境卡。
我连一句“谢谢”都说不利索，心里一直在想：建国，你等着妈，妈来了。
建国是我儿子，赵建国。
他十二岁那年，他爹下矿出了事。
矿上给了一点抚恤金，人没了。
我一个人种地、养鸡、给镇上饭店洗碗，硬是把他拉扯大。
这孩子争气，考上了县里重点高中。
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高二那年他死活不肯去了，说要出去打工。
我跟他吵，打他，骂他。他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说：“妈，我不想你一个人这么累。”
那是2013年夏天的事。
建国跟着邻村一个叫祥叔的人出国了，说是去泰国做厨师。
走的那天早上，我给他煮了一锅鸡蛋，又往他破书包里塞了两千块钱。
那是我干了大半年攒下的。
建国说：“妈，等我挣了钱，回来给你盖新房。”
前三年，他常打电话回来。
说在曼谷一家中餐馆洗碗，一个月挣三千块，攒了不少钱，再过一两年就能回来。
我每次接电话都哭，他在那头也哭，说妈你别哭，我很快就回了。
可第四年开始，电话打不通了。
我打了一遍又一遍，永远是那个冰冷的声音：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
我寄出去的信也石沉大海。
我找那个祥叔问。祥叔支支吾吾，说建国“自己跑了”，他也找不着。我急了，问他跑哪儿去了，他说不清楚。后来我再找他，他电话也换了。
村里人开始嚼舌根。
有人说建国肯定是死在外面了。
有人说他是没出息，不敢回来。
邻居李大娘每次看见我都要念叨一句：“玉琴啊，你就别找了，人都没了你还折腾啥？”
我不信。
我儿子什么样的人我能不知道吗？他就算死，也会托人给我捎句话。
我公公瘫在床上，天天念叨孙子。老头儿糊涂了，有时候半夜喊建国的名字，喊着喊着就哭。我蹲在院子里，眼泪往肚子里咽。
那几年，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后来我打听到，县里有个老娘们儿也是儿子失踪了，她坐飞机去国外找，还真找着了。
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开始打听怎么办护照，怎么买机票。
村里人都说我疯了。
李大娘直接骂我：“马玉琴你醒醒吧，你那儿子要是活着，十年了能不给你打电话？你去了也是白去！”
我不听。
我偷偷攒钱。开小卖部挣的，卖鸡蛋攒的，连袜子破了都舍不得买新的。一块、两块、五块，我全塞在一个铁饼干盒里。
这么攒了三年，存了八千块。
可办护照要钱，买机票要钱。八千块哪够？
我想来想去，把家里那头养了三年的老黄牛卖了。那牛是我男人的时候就养的，我舍不得。可没办法，我得去找儿子。
卖牛那天，牛一直在叫。我摸着它的头，眼泪止不住地流。
卖了八千。
又跟娘家弟弟借了两千。弟弟问我干啥，我没说实话。他要是知道我出国，肯定拦着。
凑了一万五，我心里有底了。
村支书看我可怜，帮我在镇上办了护照。
办护照的时候，人家说我身份证是十年前的老证，照片跟本人对不上，又折腾了半个月。
我急得嘴上都起了泡。
公公看我天天往外跑，起了疑心，问我是不是要去找人。
我骗他：“爹，我去县城看病。腰疼，老毛病了。”
公公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神让我心酸。我知道他想说：去找建国吧，别管我了。
可我说不出口。
临走那天，我把公公托付给李大娘，说去县城住几天。李大娘看着我，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背着一个破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包馒头、那盒饼干钱，还有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十年前建国寄回来的信的旧地址。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可我一直留着。
我在火车站买了去昆明的票。绿皮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车厢里挤满了人，有打工的，有做生意的。我缩在座位上，抱着蛇皮袋，心里一直在想：建国，妈来了。
02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
曼谷机场比我们整个县城都大。到处都是我不认识的文字，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看着跟蝌蚪似的。广播里说的话我也一句听不懂，叽里咕噜的。
我举着那个信封到处找人问。
“请问，这个地址怎么走？”
可没人理我。
有的人摆摆手，有的人直接绕开我走。
有个穿制服的保安走过来，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话，我一句没听懂。
他看我傻站着，指了指外面，意思是让我出去。
我拖着蛇皮袋往外走。
出了机场，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泰国热得要命，十二月份了还穿短袖。我穿着棉袄，热得浑身冒汗，可我不敢脱，怕里面藏钱的兜被人盯上。
站在机场外面，我傻了。
这个地方我完全陌生。到处是高架桥，到处是车，到处是人。那些人说的不是中国话，看的也不是中国字。我像掉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了个中国旅客帮我写了一张纸条：麻烦送我去这个地方。
坐出租车花了我三百多块钱。
在车上我看着窗外，心里又害怕又期待。建国会在这个地方等我吗？他还认得出我吗？我老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
车开了快一个小时，停在一条破旧的巷子口。
我下了车，看着周围。
这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巷子很窄，两边都是老旧的居民楼，墙上画满了涂鸦。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在头顶。
路面上坑坑洼洼的，下过雨的地方还积着水。
我举着信封，挨家挨户地问。
“请问赵建国住在这儿吗？”
没人听得懂。
我比划了半天，有人摆摆手，有人直接关上门。我就像个傻子一样，在那条巷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
后来一个扫地的老太太看了我的信封，指着巷子尽头，说了一串泰语。我一个字没听懂，可我看懂了她的手势。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看见一栋楼。
那栋楼看起来年代很久了，墙皮都掉了，露出里面的红砖。一楼是家小卖部，门口坐着一个胖女人在嗑瓜子。
我走过去，把信封递给她看。她看了半天，摇了摇头，然后指着墙上贴的一张纸，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过去。
墙上贴着一张通知，上面写着：本楼即将拆迁，请住户于2019年8月前搬离。
2019年8月。
现在是2023年。
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栋楼四年前就拆了。
那建国呢？建国去哪儿了？
胖女人看我坐在地上，赶紧过来扶我。她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可她的眼神我能看懂。
她在可怜我。
我蹲在路边，哭了。
哭着哭着，我又站了起来。不能哭，我还没找到儿子呢。
我在这附近找了一家中国面馆。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听口音是福建那边的。
我跟他比划了半天，他说他也帮不上忙，不过可以让我在店里打个地铺，别在外面流浪。
我在那家面馆住了两天。
白天我就拿着信封在附近转悠，见人就问。可没有人认识赵建国。
第三天，面馆老板对我说：“大姐，你这样找不是办法。这里以前是华人聚居区，可后来都搬走了。你要真想找人，得去大使馆。”
我去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的姑娘，听我说完情况，查了一下电脑，对我说：“大姐，您儿子的出境记录我们查不到。他可能是通过黑中介过来的，没有办理正规签证。这种人太多了，根本查不到。”
我急了：“那怎么办？我儿子找不到了？”
姑娘看着我，有些不忍心：“要不您去移民局试试？
我去了移民局。
移民局的人告诉我，要查一个外国人的记录，需要提供护照号码。可建国走的时候，护照是祥叔帮着办的，我根本不知道号码。
我坐在移民局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03
在曼谷找了三天，我一无所获。
身上的钱花了一半，住最便宜的小旅馆，一天五块钱那种。没有窗户，只有一张床，墙上爬满了蟑螂。我睡不着，整夜整夜地盯着天花板。
建国，你到底在哪儿？
第四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白衬衫，看着像个老师。我在路边啃馒头，他走过来，看了我一眼，用中国话问：“大姐，你是中国来的？”
我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叫宋国梁，山东人，在曼谷开了一家小面馆。
他听我说完情况，叹了口气：“大姐，你找的人我可能帮不上忙。不过我可以帮你查查，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他又问：“你儿子那个祥叔，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我想了想，大概说了一下。
老宋说：“人贩子。这种事在泰国太多了。很多中国年轻人被老乡骗过来，说好工作，其实都是干见不得人的事。跑不了，打不过，就只能干下去。有的人一辈子就被困在这儿了。”
我听了，心揪得紧紧的。建国不会被祥叔卖了吧？
老宋帮我查了三天。
他打了十几个电话，问了以前在芭提雅做生意的一个老乡。
那个人告诉他，确实见过一个叫赵建国的山东小伙子，在芭提雅那边待过几年，可后来不见了。
“不见了是什么意思？”我急了。
“就是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有人说他被抓去干非法勾当了，有人说他得罪了人，被人打断了腿，扔在哪儿等死呢。”
我手里的馒头掉了。
“你说什么？”
“大姐，你别急，我只是听说。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当天就买了去芭提雅的大巴票。
大巴开了四个多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手一直在抖。
建国，你一定不能有事。
到了芭提雅，我傻眼了。
这是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到处都是霓虹灯，到处都是外国人。路上走着各种各样的人，黄头发的、黑皮肤的，说各种我听不懂的话。
我拿着老宋给我写的纸条，上面是芭提雅那个老乡的地址。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老旧的居民区。
那个老乡是个五十多岁的广东女人，姓陈。她听我说完情况，摇摇头：“赵建国我知道。他跟我一个老乡住过，后来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跟人打架，被打断了腿。后来就不见了。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被一个中国女人救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
我快要瘫了。
陈大姐看我这样，心软了：“要不你在这边住几天，我帮你打听打听。这边中国人多，说不定能问到。”
我在芭提雅住了五天。
每天我都出去转悠，在唐人街那块儿问人。可十天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快放弃了。
第六天，陈大姐带来一个消息：“听说你儿子没死。他住在贫民窟那边，一个女人照顾着他。那个女人好像是他以前的女朋友，从中国辞了工作跑过来的。”
我愣住了。
女朋友？什么女朋友？建国从来没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陈大姐又说：“那个女人叫什么来着……好像姓卢，叫卢什么涵……对，卢思涵。”
卢思涵。
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过。
可那个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我决定去找她说的那个贫民窟。
04
芭提雅的贫民窟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那是个窝棚区，到处都是铁皮搭的棚子，门口堆满了垃圾。巷子很窄，两个人走都要侧着身子。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我走在里头，感觉脚下踩着什么软软的东西，低头一看是塑料袋。
我挨家挨户地问。
“请问这里有个姓赵的中国人吗？”
没人理我。
有的人看我是中国人，眼神里充满戒备，直接关门。有的人伸手要钱，说给了钱才告诉我。我给了，可什么也没问出来。
在贫民窟转了两天，我几乎要放弃了。
第三天，一个缅甸女人看我在巷子里转悠，用生硬的中文问我：“中国人？找谁？”
我说：“找一个姓赵的中国男人，断了腿的。”
她想了想：“有个中国男人，腿瘸的，在巷子最里面住。
我的心跳加速了。
“真的？他姓什么？”
“不知道。他老婆会说中文，人都叫她卢女士。”
卢女士。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顺着缅甸女人指的方向跑过去。巷子尽头有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铁皮屋顶，墙上的白灰都脱落了，露出一块块红砖。
我站在门口，手抖得厉害。
门上贴着一副红色的春联，纸已经褪色了，可还能看出那上面写的是“平安如意”和“吉祥如意”。
这春联是中国人的习惯。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客厅不大，只有十几平米。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地上摆着一张旧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碗吃剩下的面条。
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抱着一碗饭，正在喂旁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那小孩长得虎头虎脑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
我一眼看过去，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
那孩子跟我儿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连那颗小虎牙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我腿一软，差点坐在地上。
那女人转过头来，看见我，先是一愣，接着喊了一声什么。
我听不懂。
可她看我的眼神，让我心里一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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