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的重要论断，并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创造性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建构“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如何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指导下切实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从而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是包括传播学在内的学科亟须回应的时代课题。
国际传播学与发展的关系
一直以来，“发展”是国际传播学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构成了国家之间交流传播的最初动力，国际传播理论从诞生之初便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交织。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生产出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概念，以发展程度作为界定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准则，将欠发达国家视为必须借助西方援助才得以发展的管理对象。在此背景下，国际传播学开始进一步服务于将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从西方播撒到全球的战略目标。
然而，这种源自西方传播实践的国际传播学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发展。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严峻的发展赤字，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成效甚微，全球发展在质量与数量上均不够充分，且存在空间不平衡的现象，国家间发展鸿沟不断拉大。基于这样的事实，西方语境中的国际传播，本质上是一种通过维护西方中心主义下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为西方国家谋求利益的传播实践。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种国际传播甚至会成为发展的障碍。西方国际传播理论的基本内核是文明冲突论，其隐含的逻辑是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因为争夺有限资源而陷入对立与竞争，世界体系内部存在结构性的对抗与冲突。面对如今“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世界格局，西方国际传播学在上述冲突范式的指导下，成为维护西方霸权，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理论武器。
因此，构建面向发展，尤其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之发展的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在眉睫。这种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其问题意识应源自对西方价值体系与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反思，指向的是一种在重新审视全球南方历史、文化与实践的价值基础上，代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知识生产。其根本目的在于，以“传播”为近代以来处于边缘、半边缘位置的国家或地区赋权，激活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与传播问题上的主体性，建构更加多元、包容的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秩序，增进全球围绕发展议题的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共同发展。
反思发展传播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大众媒体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价值为研究旨趣的发展传播学，成为国际传播学重要的研究分支之一。然而，尽管同样关注发展与传播问题，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在研究对象、价值取向、理论范式等方面仍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丹尼尔·勒纳1958年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是发展传播学的奠基之作，开创了发展传播学的现代化范式。该范式将“发展”描绘为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现代化过程。所谓“现代化”，事实上就是仿照已经在西欧和北美成功建立起来的体系，对传统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进行改革的过程。具体来看，这一范式要求通过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向受众传播西方现代知识，从而对其思想观念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很快便遭到批评，发展传播学者先后提出参与范式、帝国主义范式与全球化范式对其进行修正，分别强调受众在发展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后发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限制以及媒体与国际传播的多中心化。
发展传播学在学术脉系上嵌入了西方单一价值观的现代化理论基因，对西方国家所代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普适性盲目乐观，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道路窄化为一种新技术或新知识从世界体系中心到边缘的流动、扩散过程，折射出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内核。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无论何种范式下的发展传播理论，本质上都是一种被支配的、压迫的力量。因为发展传播学将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看作具有价值的“科学”知识，拒绝深入讨论不同地域、文化中内生出的其他现代化模式，使得西方式现代化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谋求发展的唯一选择。而西方式现代化的排他性及其自身的局限性，事实上使得照搬其发展道路的全球南方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依附性发展、产业结构单一、社会贫富差距增大、生态环境恶化的系统性困境。
不同于发展传播学，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是立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全新范式。它以全球南方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提炼全球南方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来构建发展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以突破当前发展领域中存在的以西方地方性现代化经验为主要内容、以西方政治经济霸权为维系目标的全球性知识体系霸权。这种范式转换将国际传播的学科意义，从认知层面的操控工具超拔为一种推动人类解放的知识生产。
具体来看，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首先需要在应然层面回答“何为发展”“何为现代化”的问题。一方面，尊重不同国家在发展问题上的认知差异，确保全球南方国家有权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独立自主地对发展的目标与路径进行定义；另一方面，求同存异，探索最大公约数下的人类发展愿景，从而建立起既多元又统一的有关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其次，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应当在实然层面研究“如何传播全球南方的声音”“如何提升全球南方在发展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如何培育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等问题，致力于探索以国际传播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方法路径，为全球南方国际传播的具体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实践
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乎实践的学问。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研究对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追寻，决定了其绝非一个纯粹思辨的研究领域，而国际传播学既脱胎于国际传播实践，又作用于国际传播实践，并且以传播效果作为检验理论与知识的标准，亦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更是因为，在构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实践”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跳出西方式现代化窠臼，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唯一出路。因此，面对发展的国际传播学，在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必须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指导。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启了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这种实践哲学破除了存在的绝对性与先验性，将其看作唯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才得以显现的存在概念。因此，它不再将追寻脱离时空的所谓绝对知识、绝对真理作为研究目标，转而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实践性知识，并将这种知识看作改变现实的能动因素。
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指导下，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采用了实践认识论，反对离开实践讨论思维的真理性，主张有关发展的知识必须在发展的实践过程中获得。在方法论层面上，面向发展的国际传播学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方法，主张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之中生产并检验有关发展与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并以这种实践知识为指导，推动地方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传播实践，最终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实现全球南方国家因地制宜的现代化。从具体方法上来看，行动研究、参与式行动研究等实践哲学指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应当得到重视。学者们应在参与发展的具体行动过程中进行反思与知识生产，并在知识的交流互鉴之中，不断完善面对发展的国际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为全球南方建构更加公平、积极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娟
新媒体编辑：宗敏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