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钱穆先生全集》、《素书楼余沈》（胡美琦著）、《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百度百科"钱穆"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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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30日，台北杭州南路一处普通寓所里，九十六岁的钱穆静静躺在病榻上，呼吸越来越浅。
窗外，台北的夏日依旧热浪翻涌，蝉声一阵接着一阵，像是不知疲倦地叫着什么。
屋子里却安静得出奇，只有胡美琦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一声不响。
四壁的书架还是老样子，那些被翻得起了毛边的旧书一本一本立在那里，像是静静陪着这个与它们相伴了大半辈子的老人，送他走完最后这一段路。
不知过了多久，钱穆的嘴唇动了动，胡美琦俯下身去，侧耳贴近，才听清楚那句断断续续、气若游丝的话——
不要葬在这里。送我回大陆去。
胡美琦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她没有去擦。
这句话，她记了两年。
直到1992年，钱穆的骨灰被送回苏州太湖之滨安葬，她才觉得，这个承诺，总算兑现了。
然而每当人们回过头去追问这件事——钱穆为何不愿葬在台湾——答案却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他在台湾生活了二十余年，在那里著书、讲学、终老，素书楼的一草一木都浸透了他的心血。
按常理来说，叶落归根，归的应当是他安身立命之所。
可他偏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那个"根"，指向了海峡的另一边。
这背后，藏着一个读书人一生的心事，藏着一段鲜少被完整讲述的历史，也藏着一种跨越山河、无从消解的深沉情感。
要读懂钱穆临终前的那句话，就必须从他出生的那个地方说起。
【一】七房桥走出来的少年
1895年7月，钱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乡七房桥村。
七房桥是个依水而居的江南村落，四周河网纵横，田间阡陌交织，一年四季水气弥漫。
村头有大片的桑田，村尾有通往无锡城的土路，春天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秋天稻香随风飘散，整个村子浸在一种江南特有的温润气息里。
钱家世代居于此处，耕读传家，到了钱穆父亲钱承沛这一辈，家中已是书卷气浓郁的寻常人家，家境虽不宽裕，却把读书一事看得极重，认为这是门里不能丢的根本。
钱穆降生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刚刚以清廷惨败告终，《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澎湖被迫割让，举国震动，人心惶惶。
彼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最为激烈的时期，各地读书人或奔走呼号，或闭门叹息，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深重的压抑与沉痛。
这样的时代背景，对一个初生婴孩而言自然是感知不到的，但它却悄无声息地渗进了那一代人成长的土壤，成为他们日后看待历史、看待国家时挥之不去的底色。
钱穆日后以毕生之力研究中国历史、守护中国文化，与他在这个特定时代降生、在那一代人的氛围里长大，并非毫无关联。
钱承沛为人温厚，学识扎实，对传统经典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教孩子读书，不走死记硬背的路子，而是讲故事，讲典故，讲历史上那些让人心生感慨的人和事，把那些遥远年代里的人物与情节，讲得活灵活现，让孩子觉得历史不是写在纸上的死物，而是真实发生过的、有血有肉的东西。
幼年的钱穆坐在父亲膝边，听着那些故事，对历史最初的兴趣，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悄悄生长出来，慢慢扎下了根。
然而父亲走得太早。
钱穆九岁那年，钱承沛因病骤然离世，家中顿失依靠，生计陷入窘境。
几个孩子年纪尚小，母亲一个人扛起了全部的重担。
她变卖家中器物，省吃俭用，削减一切不必要的开销，却唯独在送孩子读书这件事上，从未动摇过。
正是这份来自母亲的坚持，让钱穆没有在贫困中断掉求学的路，让他得以把父亲种下的那粒种子，继续培育下去。
1906年，钱穆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是当地开明人士创办的新式学堂，课程兼顾传统经典与新式知识，与旧式私塾单纯念经背文的教法大不相同，让钱穆第一次得以在相对开阔的环境里接受系统的教育，眼界也随之渐渐打开。
在这里读了一年，钱穆便于1907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进入了一个对他影响更为深远的学习阶段。
常州府中学堂在当时是苏南地区颇具声望的学府，名师众多，学风严谨。
钱穆在这里遇到了历史学家吕思勉。
吕思勉讲课与众不同，专爱从被大历史忽略的角落里拣出被遗忘的人和事，娓娓道来，细节丰富，人物鲜活，让年少的钱穆第一次在课堂上感受到，历史不是僵死的年代表，不是皇帝更替的流水账，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的故事，是那些真实活过的人留下的痕迹。
这颗种子，在钱穆心里深深扎下了根，往后数十年，再也没有拔出去，只是越长越深，越长越粗壮。
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常州府中学堂随之停办，钱穆的求学之路就此被迫中断。
这一年他十七岁，家中的经济状况无力支撑他继续辗转寻访他校就读，他就此告别了正式的学校教育，从此再未踏入任何一所学校的校门去做学生。
然而这个少年，没有就此把书放下。
恰恰相反，他走上了一条更为漫长、更为孤独，也更为扎实的治学之路。
【二】十八岁执鞭，自学铸就学问根基
1912年，钱穆开始以教书为生，彼时他年仅十八岁。
他先后在无锡秦家水湾小学、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学校等地任教，前后在小学执教长达十年。
这十年，外人看来不过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文凭的穷教书先生，在江南乡镇的学堂里日复一日度日而已，平淡得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地方。
然而钱穆自己，却把这十年活成了截然不同的样子。
他白天教课，认真备课，把每一堂课都上得细致扎实；夜里则点灯读书，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一本本啃过去。
他读书不设边界，不管哪个领域，只要是有价值的东西，就拿来读。
遇到不懂的地方，不跳过，不含糊，反复读，反复想，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直到想通为止。
想通了，再动笔写下来，把自己的理解整理成文字，这个过程让他对读过的东西有了更深的消化与吸收。
读书笔记一本接一本，渐渐摞成了厚厚的一摞，那里面积累的，是他在无数个油灯下的夜晚里，用时间和专注换来的真正的学问。
他对读书有一种近乎执拗的热情，不是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出人头地，纯粹是因为书里有东西让他放不下，让他觉得必须把那些道理弄清楚、把那些脉络理顺，否则心里就会有一块地方悬在那里，落不下来。
正是这种近乎天生的求知欲，让他在没有名师指点、没有同侪切磋的乡野环境里，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这份积累在他笔下慢慢发酵，终于在1922年结出了第一枚果实——《论语文解》问世，在学界引发了一定关注。
这部书对《论语》逐条进行文字解析，考证细致，见解扎实，让读过的人意识到，写这本书的人，对经典的功力绝非泛泛。
此后数年间，他又相继完成了《国学概论》与《王守仁》两部著作。
《国学概论》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源流与脉络做了系统梳理，语言深入浅出，既有学术骨气，又不艰涩难读，在读书人中间口耳相传，影响渐广。
《王守仁》则对明代大儒王阳明的心学进行了条理清晰的阐发，显示出他在思想史研究上视野开阔、见解独到的功力。
三部著作写出来，钱穆的名字在学界渐渐流传开去。
没有大学学历，没有出洋留学的经历，没有任何名门背景，有的只是那十几年如一日、灯下苦读的积累，以及那些在乡镇学堂的夜晚里一字一字写下来的心得与思考。
然而正是这份积累，让他写出的东西有一种扎实的重量，经得起细读与推敲，远非那些有着显赫学历却空洞浮泛的著作可以比拟。
1930年，顾颉刚读到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大为震动。
这篇文章对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经学上的造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据扎实，逻辑严密，让顾颉刚深感此人学识之深厚。
顾颉刚当即写信给燕京大学，极力举荐，称其见解独到，学界断不可错过此人。
顾颉刚在学界的声望极高，他的举荐分量十足，燕京大学随即发出聘书。
就这样，一个从未踏入大学校门的乡村教师，被破格聘为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
北京，向他打开了门。
【三】北大讲台上的岁月
1931年，应胡适之邀，钱穆从燕京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学术重镇，名家云集，大师辈出，学术氛围自由而严谨。
进出这里的，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学者，钱穆能够跻身其中，与这些人同列讲席，本身就是对他学问的一种认可。
他在这里开设"中国上古史""先秦诸子""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门课程，门门都是分量十足的硬课，每一堂都讲得满满当当。
钱穆讲课，有一种别人难以复制的气质。
他不照本宣科，不依赖讲义，全凭多年积累下来的记忆与思考，在课堂上把历史讲成一个流动的故事。
他不爱罗列事件与年代，更喜欢把一个历史现象放在更宏阔的背景里去审视，问它为何发生，问它如何牵动了此后的走向，问那些在时间里沉默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选的。
他讲到动情处，声音会微微低沉下来，语速放慢，让学生跟着他一起在那个遥远的历史情境里停留片刻，感受那些决定的重量。
课堂上常常人满为患，走廊里站满了慕名而来的旁听生，连窗台上都坐着人。
有学生后来回忆说，听钱先生的课，常常是带着一个问题进来，带着十个问题出去，回去之后反复思索，才能慢慢摸到一些答案的边际，而在摸索的过程中，又会生出更多新的问题来。
在北大任教的这几年，也是钱穆著述最为集中的一段时期。
1935年，他先后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秦汉史》两部著作，在学界引发广泛关注。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脉络进行了详尽梳理，从顾炎武、黄宗羲到戴震、章学诚，将这三百年间学术思想的起伏转折梳理得脉络清晰，资料翔实，论断严谨，被学界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不可绕过的重要参考。
《秦汉史》则将这段历史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社会面貌与文化生态一一呈现，视野宏阔，细节扎实，是他在通史研究上的重要成果。
两书出版之后，钱穆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史学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
他从一个乡村教师走到了中国学术的中心，用扎实的著述证明了一件事：真正的学问，不是靠学历与背景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日复一日的阅读、思考与写作，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就在钱穆在北大讲台上站得最稳的时候，一声炮响，打碎了这一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局势骤然紧张，日军迅速向周边扩张，各大学相继接到南迁通知。
钱穆随北大师生踏上南撤的路，带着书稿与笔记，离开了他生活了六年的北京城。
站在离去的车上，看着北京城的轮廓在视野里渐渐缩小、消失，他或许不曾想到，这将是他与这座城市的永别。
那是他最后一次在北京的土地上行走，此后数十年，再未能回来。
【四】炮火中写就《国史大纲》，南下香港创办新亚
1937年秋，钱穆随学校师生一路南撤，先抵长沙，后经贵阳辗转转往昆明，一路颠沛，行李里除了换洗衣物，装的全是书稿与笔记。
西迁的路途艰辛难言，有时坐船，有时步行，有时挤在简陋的卡车货仓里，在颠簸中把书摊在膝上读。
沿途所见，尽是流离失所的百姓与满目疮痍的村镇，这一切都压在胸口，沉甸甸的，让人无从排解，却又催生出一种格外强烈的、要把那段历史写下来的冲动。
1938年，钱穆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西南联大是那个年代里一段传奇的历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昆明的简陋校舍里，撑起了中国高等教育在战火中不熄的一盏灯。
教室是临时搭建的草棚，屋顶漏雨，地面潮湿，桌椅残缺，一遇轰炸警报，师生便要拎着书本往防空洞跑，等警报解除再回来接着上课。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中国最优秀的学者，每天照常登台授课，照常伏案研究，用一种近乎固执的专注，对抗着战争带来的一切混乱与破坏。
钱穆在昆明租了一间小屋，简陋而安静，白天授课，夜里写作，将《国史大纲》一章一章写下去。
写稿的桌子只有一张，窗外偶尔传来远处轰炸机的引擎声，屋内是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两种声音交叠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岁月里最为真实的底色。
1940年，《国史大纲》正式出版，全书八十余万字，上起远古，下至清末，将中国数千年历史脉络贯通梳理，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通史巨著。
书的开篇，钱穆写下了一段此后被无数人反复引述的话，大意是：凡读本国历史者，须对这段历史抱有温情与敬意，方不至成为无文化之国民。
在那个民族危亡、人心惶惶的年代，这部书被多所大学列为必读书目，在学界与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让许多在战火里迷失方向的读书人，重新找到了心里的那根脊梁。
1942年，钱穆离开昆明，辗转来到四川，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华西大学任教，直至抗战结束。
1945年，他回到无锡，在江南大学文学院担任院长一职，重回故土，重登讲台，以为此后的日子终于可以安稳度过。
然而局势的变化远超所有人的预料，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取道广州，南下香港，从此与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再也不曾相见。
1950年，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在香港九龙深水埗桂林街一栋旧楼里创办新亚书院。
办学之初条件极为艰苦，冬天四面透风，学生上课要裹着棉被；学校没有宿舍，钱穆便在课室一角支起一张行军床将就着睡；经费极度紧张，老师们的薪酬时常无从着落，全靠学生自愿缴纳的听课费勉强维持运转。
即便如此，钱穆在新亚开设的课程，门门都是硬课，堂堂都讲得满满当当，把一部中国文化史讲得有血有肉，讲得学生听了一遍还想再听。
1953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办学条件逐步得到改善，生源渐渐稳定，规模也日益扩大。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正式组成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出任首任校长，将新亚书院的精神与理念，带入了这所新生的大学。
在香港的十余年间，他先后写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史》等著作，在海外华人学界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1965年，钱穆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正式卸下校长职务。
两年后，一封来自台湾的邀请函送到了他的手中。
1967年，钱穆偕妻子胡美琦抵达台湾，在台北士林外双溪一处依山傍水的住所定居，亲自为这处居所题名"素书楼"。
此后二十余年，他在这里著书讲学，深居简出，与外界喧嚣几乎隔绝，表面上是一段平静安稳的晚年岁月。
然而，就在素书楼看似岁月静好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悄悄在钱穆心底发生着变化，如同一块礁石，隐在平静水面之下，始终在那里，不曾消失。
而当1990年那封要求收回素书楼的通知送到胡美琦手中，当她沉默着把那张纸放在钱穆手边，这位九十六岁的老人，只是轻轻摸了摸那张纸的边缘，缓缓闭上眼睛——没有人知道，就在那一刻，他心里，究竟翻涌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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