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仲兵:3.2 亿人,灵活就业是什么意思?

整理:金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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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灵活就业?

1、2026 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预计将达到 3.2 亿。以 2025 年 7.25 亿就业总人口作为基数测算,届时超四成就业人口处于灵活就业状态。如此以来,稳定的工作岗位不断减少,仅财政开支的编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与部分国企尚能提供长期雇佣关系。

经济增长承压严重,也使得曾经的“铁饭碗”意识再度回潮,并持续推动“公考热”更显高烧的客观因素和宏观背景。

所谓灵活就业,核心特征是不长期依附特定单一雇主,从业者承接不确定的零散订单,雇佣、场所、工时、薪酬结算全部不固定。分为两大群体:一是创业小业主,包括网店店主、实体店经营者、摆摊商贩、自媒体创作者,以个人或家庭为经营单元;二是零散雇佣劳动者,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小时工、计件工人等。

灵活从业者收入不稳定、保障薄弱的困境真实存在,本质上与失业、半失业差别不大,或干脆说,就是失业!

但在统计层面,一是只要个人正常缴纳社保,二是“有幸”没有列入失业调查,就会被划定为就业人口而不计入失业统计,一里一外,天差地别。因为无法从就业率和失业率方面真实反映经济运行情况,宏观决策往往会受到含水数据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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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活就业这个说法,简直太抽象、太艺术,甚至有那么一些浪漫色彩了。用传统话语说,就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短工、杂工、临工。

对临工现象,很容易进行“田野调查”:在各个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或是有人口聚集且有零工需求的地段,每天一大早,路边往往有背着工具袋的三五成群的游荡者,也有一边摆着纸板等待雇主、一边低头刷手机或东张西望的求职者。

这就是临工市场,早就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一旦有雇主模样的人过来,这些人会饿虎扑食般一拥而上;如果工种和价格合适,就接单成交,几乎一天的生活也有了保障。反之,那些苦等一天仍无着落的人大有人在,喝白水啃馒头也会觉得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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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虽然因为房产限购而使建筑类临工大减,但疫后的经济却率先从这里开始“恢复”:建筑业临工实现“专业转型”,其它行业的中年溢出劳动力也进入零工市场,青年临工正在增多。

面对极度内卷,一个长期临零工说:“除了不敢接妇女接生的活,我什么活都接过了......”

怎一惨字了得!

出于市容考虑,各地政府屡次出手整治,有的专门建了官办的临工市场,要求“进场入室”进行正规化改造。但零工是自由主义者,有自己的信仰和对低成本的理解,所以与现有秩序存在天然的冲突,最后以“不便接活”或拒绝拒付场地成本等原因,使官办市场纷纷告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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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守而权威的3.2 亿

灵活就业规模扩张是长期趋势,可以上溯至改开伊始,特别是农村改革以来,从土地上释放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入城务工,可谓百花齐放,各奔前程。从本质上看,这一波改革是用国民的人身自由换取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并解决了此前用土地或单位管束人口自由,以贫穷换稳定的落后治理方式。所以,改革的核心是放开,而非相反。

不过,从数据和事实上看,放开的结果就是失业率的空前暴增,所以我对今年这个“迟到的数据”并不感到丝毫的意外,而且还甚觉其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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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2 亿的预测数据,来源为首经贸大学、中国就业促进会联合发布的《2025 年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并非主观臆造。报告结合问卷调研、实地走访、大数据等多元方式完成测算,显示 2025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已接近 3 亿,结合增长趋势推算,2026 年将增至 3.2 亿。

作者在2012年一个夭折的出版写作中即提到过,如果按照当时先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我国失业比例已应过半。并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效生产方式,虽然保证了名义上的高就业率,但落后的生产方式已不符合时代要求,进行“产业转型”已成要务,且应同步推进福利制度建设,以便为转型期的失业、半失业群体进行托底。

可惜的是,因为奥运风光和“保八”要务,无睱顾及这些“闲来无事”的长久之计。“常将有时想无时”,言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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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1年之于疫情三年

2021 年,我国正式将灵活就业纳入宏观就业统计,回溯数据,2015 年灵活就业群体已达 1.2 亿,2021 年突破 2 亿,与官方公布数据相互印证。2024 至 2025 年增长曲线陡然陡峭,一年新增 4000 万灵活就业人员,在此之前年均增量仅一两千万。

疫情期间就业岗位收缩,2020-2021 年灵活就业增加 3000 万人尚且容易理解,但经济平稳运行阶段出现大幅激增,成为值得深思的信号。究其原因,一是疫后社会就业需求放量倍增,其中包括经过数年积压、正值就业期的数千万大学生群体进入就业市场,数据与3000-5000千万几乎完美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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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观点认为,当下劳动力为双向承压的发展矛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持续推进,每年劳动力总量下降,2025 年劳动力总人口较上年减少 720 万;另一方面灵活就业人数大幅暴涨,新增灵活从业者大多并非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而是从稳定岗位流失、被迫转入零散就业的群体,一年 4000 万的转换规模,凸显传统全职岗位供给不足的现实。

正如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已惯于以08奥运、09次贷危机进行某些特定现象和时代划分一样,疫情三年也已成为分析统计方面一个难以逾越的分水岭。这一现象本身,即值得引起重视和反思。本文所涉就业话题,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