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目前只能依靠补液和支持性治疗艰难求生。医护人员几乎无能为力，因为针对本迪布焦病毒，既没有获批治疗方法，也没有能够阻止其传播的疫苗。
自这场疫情在冲突频发的伊图里省首次宣布暴发以来，约两个月时间内，截至7月15日，已累计出现2124例确诊病例，其中828人死亡。这场由本迪布焦病毒引发的埃博拉疫情已蔓延至刚果民主共和国4个省，并扩散到邻国乌干达，欧洲和美国援助人员中也有人感染。
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为何这场疫情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埃博拉疫情。自应对行动启动以来，这场疫情在40天内确诊病例就突破1000例；相比之下，2018年北基伍埃博拉疫情达到同样规模用了235天。眼下手段匮乏，只是一个更早、更深层失败的表征。
对于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在当地参与应对的团队来说，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不陌生。令人不安的事实是，这场疫情并不是例外。
这场疫情是一个熟悉模式的结果。疾病防范机制失灵，并不是因为它本身无效，而是因为世界只在危机发生时才投入，一旦新闻热度退去，便将其抛在一边。
2007年和2012年此前两次本迪布焦病毒疫情，已经清楚暴露出今天仍然存在的缺口：没有获批治疗方法，更关键的是，至今仍缺乏可靠的快速诊断检测手段。也没有获批疫苗来保护医护人员，或遏制社区传播。
但随着那几场规模相对较小的疫情平息，紧迫感也随之消退。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其他机构曾呼吁持续投入，以填补这些空白，但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全球生物安全角度，都未能获得资金支持，因为当时没有正在发生的危机来证明这笔支出的必要性。
如今，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获批疫苗和治疗方法已经出现。不过，这些成果是在2014年至2016年西非毁灭性疫情之后才出现的。当时，这场疫情已被视为全球安全问题，而到那时，已有11325人死亡。
本月，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伙伴”临床试验已经启动，目标是寻找首个针对本迪布焦病毒病的有效治疗方案。该试验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院、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牛津大学和非洲疾控中心协调开展。这个进展值得欢迎，无国界医生组织也是试验合作方之一，但走到今天，已经耗费了20年时间，以及又一场致命疫情的代价。
当下这种对疾病防范的被动做法，就是狭窄投入、宣布成功、然后转身离开。结果便是一个可以预见、原本可以避免的卫生紧急事件循环，而每一次都要付出过多生命代价。
这种做法带来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埃博拉。耐药性感染早已被视为重大公共卫生威胁，但新型抗生素研发在科学上难度很高，在商业上也缺乏吸引力，尤其是在多数政策制定者尚未把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视为全面危机的情况下。
疫苗可预防疾病也是如此，例如麻疹。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疫苗，而在于能否维持免疫系统运转，在疫情暴发前就把疫苗送到人群手中。
霍乱则提供了另一重警示。自2017年以来，霍乱疫情持续增加，而疫苗供应自那以后一直无法满足全球需求。2022年，面对全球疫苗短缺，负责管理霍乱紧急疫苗储备的国际机构不得不把标准的两剂接种方案改为单剂接种，以便让有限库存覆盖更多国家。把疫苗主要用于应急而不是预防，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疫情，进而消耗更多剂量，并进一步加剧短缺。
这些失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紧急事件。相反，在那些因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和近期国际援助资金削减而变得脆弱的卫生系统中，它们正越来越多地相互叠加。过去18个月里，援助和卫生融资的大幅削减并不是这次埃博拉疫情暴发的原因，但它确实击穿了本已脆弱的卫生体系。
不过，仍有一些积极信号。建立更好体系所需的工具之一，其实已经摆在桌面上。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已于2025年通过《大流行协定》，目前仍在就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谈判，这一部分被称为“病原体获取与惠益分享”。
这一机制为加强全球防范提供了机会，因为它将为检测样本、科研数据以及研究成果收益如何共享制定明确规则。如果相关安排设计得当，疫苗、检测和治疗手段就能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而不只是送到付得起钱的人那里。
但这也是该协定中争议最大的一部分。在今年5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各成员国未能就这些规则的最终敲定达成一致。
尽管如此，各国政府现在就可以采取行动：为其资助的研究附加公平获取条件；确保临床试验参与者和高风险社区不会被排在最后；按照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分配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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