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井冈山革命史》《中国工农红军史》《江西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王泉媛回忆录》百度百科王泉媛词条及相关地方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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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深秋，井冈山的山路上，一位佝偻的老妇正用竹扁担挑着两桶大粪，步履蹒跚地走在泥泞的山道上。
她的脸被岁月刻满了沟壑，粗糙的双手握着扁担，衣衫朴素得近乎褴褛。
路过的人没有多看她一眼——不过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挑粪务农，再正常不过。
山里的秋风带着凉意，松针落了一地，来往的人裹紧衣襟匆匆而过，没有人愿意在这条泥泞的小路上多做停留。
就在这时，一行人从山路另一端走来。
走在前头的是一位高大的老人，身形虽已不如当年挺拔，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有神。
他正是朱德，时年已七十六岁，与夫人康克清一同重访这片他曾用热血浇灌过的红色土地。
随行的还有几位当地干部，一行人沿着山路缓步而行，说说停停，偶尔望一眼远处的山头，神情都带着几分沉沉的追忆。
朱德的脚步忽然停了。
他盯着那位挑粪的老妇，眼神从随意变得凝重，又从凝重变得震惊——他看见了她的正脸。
沉默片刻后，朱德转向身旁的当地干部，声音低沉却异常郑重："你们要妥善安排这位同志。她当年，可是统兵千人的女团长啊。"
在场所有人面面相觑。
康克清站在旁边，看着那个佝偻的身影，也沉默了。
那张脸，她认识。
二十七年了，那张脸老了许多，却还是她认识的那张脸。
多年的风霜将她压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山间老妇，而朱德与康克清却在这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看见了一段几乎被时光掩埋殆尽的历史……
【一】童养媳与革命的相遇
1913年，王泉媛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泸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本姓欧阳，名泉媛。
吉安地处赣中腹地，丘陵绵延，田少地薄，农民世代靠租种地主田地为生，一年到头交完地租，余粮寥寥。
王泉媛出生的那一年，家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边缘。
父母生了几个孩子，能少一张嘴，就少一张嘴。
她的童年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温情。
11岁那年，父亲将她送到村里茶园村一户王姓人家当了童养媳，从此随夫家改姓，成了王泉媛。
童养媳的日子，不是人过的。
天不亮就要起床劈柴生火，鸡叫头遍人就得爬起来，日头落山了还要喂猪洗衣。
吃的是剩饭残羹，睡的是柴房角落，稍有差池就是一顿打骂。
婆婆的眼神像刀，丈夫家的规矩像绳，把她捆得死死的，喘一口气都要看人脸色。
五年的童养媳生涯，让王泉媛把能受的苦几乎都受了个遍，把能见的脸色也都见了个够。
但也正是这五年，在她心里积攒了一股谁也看不见、却从未熄灭过的火气——她不服，她不甘，她在等一个说不清楚是什么的机会。
她后来回忆说，自己打小就不是那种认命的人，越是被压得喘不过气，心里越憋着一股劲。
机会在1929年来了。
那一年，敖城突然刮起了一场不寻常的风，一群带枪的人进了城，专打土豪劣绅，开仓放粮，杀富济贫。
王泉媛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第一次听见有人高声喊："敖城暴动了！穷人翻身了！"
那几个字像一道闪电，把她胸口那团闷了多年的火给彻底点着了。
她站在人群里，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有什么东西在她胸腔里猛烈地撞击，她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但她知道，那正是她等了多年的东西。
1930年春，十七岁的王泉媛正式参加革命，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指阳区少共区委妇女部长。
从一个在人家灶台边烧火的童养媳，到革命队伍里的妇女干部，这一步跨得既突然，又像是命中注定。
她剪掉了辫子，放开了裹脚布，把过去那个逆来顺受的欧阳泉媛彻底留在了身后。
参加革命之后的王泉媛，像是换了一个人。
她走村串户，向乡亲们讲妇女解放，讲婚姻自由，讲为什么穷人要拿起枪来。
那些话，她说得格外有底气——因为那不只是道理，更是她亲身经历过的血泪。
她懂得做童养媳是什么滋味，懂得一个女人在旧家庭里被人当成物件一样转来转去是什么感受。
乡亲们愿意听她讲，因为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东西，带着一种从苦难里磨出来的真实劲儿，不是背出来的条文，而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话。
从1930年到1932年，王泉媛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从区一级的妇女工作做到了县一级。
1932年至1933年初，她担任少共吉安县委妇女部长，在吉安县范围内组织妇女参军、发展党员、宣传革命。
这段时间里，她几乎跑遍了吉安各乡，脚底板磨出了厚茧，嗓子喊哑了又喊，日晒雨淋也从没停过脚步。
她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进了村子不先开会，先去找那些被人欺负过、受过最多委屈的女人，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她们听，再讲革命的道理。
这种方法格外管用，许多原本对革命将信将疑的妇女，听完她讲，当场就要报名参加妇女识字班。
1933年10月，王泉媛被调任湘赣省委妇女部干事，工作重心从县级上升到了省级，开始接触更大范围内的妇女运动组织工作。
同年，她出席了湘赣省妇女主席团，被选为成员之一。
这一年，她二十岁。
一个二十岁的农村姑娘，三年前还在人家灶台边烧火，如今已经站在了苏区省级妇女工作的舞台上，参与组织和协调整个湘赣苏区的妇女事务。
这条路，每一步都是她自己踩出来的，没有人托举，没有人铺垫，靠的只是她自己那股子从童养媳岁月里磨出来的硬劲。
【二】入党、长征与王首道
1933年11月，王泉媛被派往兴国县参加实习工作，并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她第一次近距离见识到苏维埃政权的全貌。
来自各地的代表汇聚一堂，会场上人声鼎沸，气氛庄严而热烈。
王泉媛坐在代表席上，看着台上台下来来往往的面孔，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激动——这是属于工农自己的政权，这是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从泥土里挣扎出来的人共同建起来的东西。
1934年初，王泉媛进入中共中央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把自己多年来凭着本能和经验做的那些工作，放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里去理解。
她学得很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课后反复琢磨，遇到不懂的就去找同学和老师请教，非弄清楚不罢休。
就在这段学习期间，经组织介绍，二十一岁的王泉媛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的那一天，她在党旗下宣读誓词，声音平稳，没有颤抖，但她后来说，那一刻她心里是有些热的，不是激动，是一种确认——她终于走到了她一直在走的那条路的某一个重要节点上。
入党之后，1934年7月至9月，她先后担任少共中央青妇干事、中央妇女部委员，参与全国范围内的妇女工作协调与部署。
短短几个月里，她接触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工作情况，也建立起了更广泛的同志关系网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两万五千里长征由此拉开序幕。
王泉媛随队出发，被编入中央卫生部妇女工作团，长征途中主要负责护理和政治宣传工作。
她是参加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之一，也是其中来自赣中农村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
出发的那天，她没有回头看一眼，但她知道，她就这么走了，这片她从小长大的赣中土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长征路的艰难，超出了任何事先的想象，也超出了任何事后的语言所能描述的极限。
翻越老山界时，山路窄得只能侧身而过，脚下是万丈深渊，一步踩空便是粉身碎骨，整支队伍就这么一个跟着一个，在悬崖边沿上走了一夜。
过湘江时，炮火连天，江面上飘着未及收殓的战士遗体，担架上的伤员还没等到对岸就已断气，抬担架的战士咬着牙，低着头，继续走。
进入贵州之后，山路泥泞，棉衣湿透，夜里裹着湿衣睡在地上，天亮了继续赶路。
爬雪山的时候，高原缺氧，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有的战士停下来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穿草地的时候，脚下看似平坦的草甸随时可能是泥潭，一脚踩进去，没人来救，人就那么消失了。
就是在这段风雨飘摇的行军途中，王泉媛与王首道相识、相恋，并在遵义期间经蔡畅、金维映等人撮合，与王首道结为伴侣。
王首道比王泉媛年长七岁，湖南浏阳人，时任中央纵队相关职务，是一位经历丰富、立场坚定的党的干部。
撮合的过程，是金维映来找王泉媛，把王首道的意思转达了，王泉媛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王首道同志是个好同志，但他是中央领导，我只是个普通战士，不合适吧。"
金维映笑着说："你不用担心这些，只要你同意，这事就定了。"
两人的婚礼简单得近乎于无。
王首道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把三号小手枪和八粒子弹送给王泉媛，作为结婚的见证。
王泉媛后来回忆，按照家乡风俗，她该亲手纳一双千层底布鞋回赠，但长征路上哪有时间和材料，这个愿望她记了很多年，一记就是几十年。
婚后没多久，部队继续前进，两人很快在行军队列中分开，各自归建。
长征路上，夫妻能同行的时日极少，大多数时候各自随所在部队转战，偶有相遇也不过是擦肩而过，说不上几句话，又各自分开。
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寻常意义上的夫妻生活，有的只是战场上偶然交叉的两条行军路线。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王泉媛被调任中共川西省委妇女部长，随红四方面军转战川西一带，从此与王首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这一别，便是天各一方。
谁也不知道，这次分开，竟是整整一甲子。
【三】西路军与妇女先锋团
1936年8月，一支在中国革命史上绝无仅有的武装力量正式组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
王泉媛被任命为团长，政委是吴富莲，全团共三营九连，兵力约一千三百余人。
这些女战士大多来自四川，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二岁，年长的也不过二十出头。
她们穿着与男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扛着与男战士一样重量的步枪，肩膀上压着与男战士同等份量的战斗任务。
很多人参军之前从来没有摸过枪，但她们学得很快，打得也不含糊。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成建制、全副武装的女性战斗部队，规模之大，在此前此后的历史上都未曾有过。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完成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西路军随即成立，兵力约两万一千余人，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主力渡过黄河，踏上了河西走廊这片荒凉而险峻的土地。
河西走廊不是江南，没有密林可以藏身，没有山地可以依托，目之所及是连绵不断的戈壁与荒漠，天地之间空旷得让人心慌。
冬天的河西走廊寒风如刀，气温骤降到零下几十度，铁枪管冻得握不住，棉衣结了冰壳子，走路都像在推着一副盔甲。
西路军将士大多来自南方，对这片地形陌生，补给线极度漫长，后援更是几乎没有。
等待他们的，是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军阀武装——马家军，以骑兵为主，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如鱼得水，来去如风，战斗力强悍，且对地形了如指掌。
西路军从踏上河西走廊的第一天起，就陷入了以寡敌众、以弱敌强的被动局面，且这种局面在此后的战事中不断恶化，直至无力回天。
女战士们没有额外的优待，战场上没有女人的豁免权。
她们和男兵一起守阵地，一起打阻击，一起在寒风里挖战壕，一起在炮火里奔跑。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她们是女兵，所有的女兵都剪短了头发，女扮男装，混入队列中作战。
剪头发的那天，很多女战士哭了，不是因为心疼头发，而是因为在那一刀落下的瞬间，她们突然意识到，这场仗可能回不来了。
1937年1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多处遭遇马家军的重兵围攻，部队损失惨重，妇女先锋团接到命令，为掩护总部主力部队转移，主动承担起阻击任务。
王泉媛带着她的队伍，顶着骑兵的冲击，一点一点地把时间换出来，把主力部队的撤离路线护住。
弹药打完了用刺刀，刺刀断了用石头，石头扔完了，就用身体挡住马蹄踏过来的方向。
阻击任务完成了，但妇女先锋团也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大部分战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或失散，整支部队几近瓦解。
1937年4月，王泉媛带着女秘书李开芬等五名女战士，在祁连山区与敌人周旋了一个多月之后，终因弹尽粮绝、体力耗竭，不幸落入马家军之手。
她被捕的时候，二十四岁。
【四】兰州城外那扇关闭的门
被俘之后，王泉媛遭受了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始终没有开口，没有屈服，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敌人从她嘴里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最终将她押送至甘肃永昌县，强迫她留在当地一处人家，以囚禁代替关押。
在永昌的日子，没有一天是真正平静的。
表面上，她像普通妇人一样操持家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周围的人没什么两样。
但只要一个人待着，她的全部心思就都投入到了一件事上——找机会，找出路，找任何一个可能让她重新回到队伍里去的缝隙。
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不知道西路军的战友们还有多少人活着，不知道延安是否还记得这支渡过黄河、消失在河西走廊的妇女先锋团。
信息完全封闭，她活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空间里，墙的外面是她什么都不知道的世界。
1939年3月，被困将近两年之后，王泉媛终于等到了机会，趁看守疏忽，只身逃出了永昌。
她没有路费，没有证件，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御寒衣物都没有。
但她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找组织，回到队伍里去。
那是她在永昌那段岁月里唯一确定的念头，唯一支撑她熬过每一个漫长日夜的力量。
从永昌到兰州，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人引路，她沿途乞讨、徒步前行，翻山越岭，有时候在山里迷了路，绕了大半天才找回方向。
脚底磨出血泡，磨破了结痂，结了痂又磨破，鞋底磨穿了就用布条缠脚继续走。
饿了吃野菜，渴了找山泉，遇上好心的农户会给她一口饭吃，更多的时候只能饿着肚子赶路。
当兰州的城墙轮廓终于出现在她眼前的那一刻，她站在原地，把这两年来所有咽下去的委屈一起哭了出来。
她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向接待人员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将妇女先锋团的全部经历、自己被俘与逃脱的过程，一字一句地讲完，满心以为只要讲清楚，一切就能回到正轨。
然而接待人员听完，沉默了片刻，给了她一个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答复。
离开队伍一年的，经审查可以收；离开队伍两年的，须经严格审查；离开队伍三年的，不予接收。
王泉媛自1937年4月被俘，至逃脱归来，已逾两年，超出了接收门槛。
办事处给了她五块钱路费，让她回老家。
这位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从来没有落泪的女团长，就在自己人的门口，放声大哭了一场。
五块钱，一扇关上的门，以及茫茫前路——而当她擦干眼泪、转身走出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那一刻，等待她的，将是一段比祁连山的风雪更为漫长、更为彻骨的流亡岁月，而这段岁月兜兜转转，最终会把她带回到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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