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有一尊出了名的“大佛”，也就是我们业务二科的刘科长。

我刚进单位那年，刘科长就已经在摆烂了。他的摆烂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偷懒，而是一种近乎于坦荡的无所作为。每天早上八点半，他提着一个用了好些年的不锈钢保温杯准时跨进办公室，然后慢条斯理地泡上一杯浓茶。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要么盯着电脑屏幕看新闻，要么站在窗边给他的几盆绿萝浇水剪枝。到了下午五点，不管手头有没有事，哪怕是天塌下来，他也会准时关机，拎起包下班。

单位里的活儿，他是不沾手的。遇到必须要科长签字的文件，他就看一眼，大笔一挥，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你要是去问他业务上的意见，他总是笑眯眯地说：“小年轻脑子活，你们看着办就行，我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我经常私下里跟老同事抱怨，科长什么都不管，全靠我们底下人自己瞎琢磨。老同事赶紧嘘了一声，压低声音告诉我：“你别看他现在这样，早些年，刘科长可是咱们单位的一把好手，有名的拼命三郎。”

我听了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整天喝茶看报的中年男人，跟“拼命三郎”四个字联系起来。

第一任来整顿刘科长的是王局长，王局长是军转干部出身，雷厉风行，最看不得手底下人混日子。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二科。在一次全体大会上，王局长虽然没点名，但话里话外都在敲打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中层干部。

会后，王局长单独把刘科长叫进了办公室。不知道他们在里面说了什么，但刘科长出来的时候，脸色一如既往的平静，连步伐的节奏都没乱。

第二天，王局长开始给二科派最难啃的骨头，那是几个历史遗留的信访积案。所有人都以为刘科长这次肯定要服软或者叫苦了，结果他直接把案卷分给了我们几个科员，自己依然端着茶杯在窗边看风景。

王局长急了，直接冲进二科办公室，指着刘科长的鼻子发火：“刘建国，你这个科长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就给我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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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科长不急不躁地站起来，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溅在桌子上的唾沫星子，淡淡地说：“局长，您说得对，我确实干不了。您要是觉得谁合适，立刻下个文把我免了，我绝无怨言。”

王局长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气得脸红脖子粗，却毫无办法。在我们这种体制内单位，刘科长没犯原则性错误，不迟到不早退，你想直接开除他根本不可能。免他的职吧，他又是老资历，免了他还得给他安排个享受同等待遇的虚职，反而更让他如了愿。

没过两年，王局长调走了，据说走的时候对二科的方向连连摇头。

接任的是赵局长。赵局长是个圆滑的人，讲究和气生财。他看出了刘科长是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主，决定换一种策略——边缘化。

赵局长提拔了我们科里的一个副科长，把二科的实际业务审批权全交给了副科长。刘科长彻底成了一个吉祥物。赵局长以为这样能逼刘科长觉得脸面无光，主动辞去科长的职务。

谁知道刘科长简直如鱼得水，他不仅没有任何不满，反而主动把宽敞的科长办公室让给了副科长，自己搬到了走廊尽头一个狭小的杂物间里，稍微收拾了一下，摆上了一整套茶具和几本厚厚的围棋谱。他连业务会都不参加了，理由是“不干扰年轻人开展工作”。

赵局长每次路过那个小房间，看到里面悠然自得的刘科长，脸上的笑容都有些维持不住。赵局长私下里跟人抱怨过：“这就是个滚刀肉，油盐不进，拿他真是一点辙都没有。”

我在二科熬到了第五个年头，刘科长也摆烂了整整七年。我渐渐习惯了这种模式，甚至偶尔会羡慕刘科长那种超然物外的境界。直到有一次，我和单位资格最老的门卫老张喝了顿酒，才终于知道了刘科长摆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