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柳村的村头，有一座青砖灰瓦的老祠堂，祠堂的偏殿常年飘着一股苦涩却又让人安心的草药味。那是林清平的诊所，村里人都叫他林大夫，或者老林。
诊所里的陈设几十年没怎么变过。一张掉漆的三屉桌，一把藤条散开又被尼龙绳重新绑紧的太师椅，靠墙是一整面暗红色的百眼药橱。药橱的每一个小抽屉上，都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药名：当归、防风、白术、半夏。字迹因为年深日久，有些已经模糊了，但林大夫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它们的位置。
桌子的一角，常年放着一个边缘磨得起毛的旧竹筐，那是林大夫收诊费的地方。
看病抓药，按理说该明码标价，但在林大夫这里，规矩是活的。村里人大多靠天吃饭，地里的收成换成钱，还得留着给孩子交学费、盖新房。遇到头疼脑热、腰酸腿疼，来找林大夫，看完病，抓了药，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就会往那个竹筐里放东西。
有时候是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五块、十块；有时候是几个带着母鸡体温的土鸡蛋；到了秋天，竹筐里可能会出现刚挖出来的红薯、带着泥巴的花生，或者一串挂满白霜的柿饼。
林大夫从来不去翻那个竹筐，甚至在病人往里放东西的时候，他还会特意把脸转过去，拿起抹布擦拭药秤，或者低头整理桌上的脉枕。
“林大夫，这几副治风湿的药，按外头药房的价，得百十来块吧？我这兜里今天就带了三十，剩下的我过秋卖了棒子再给你补上。”村西头的李麻子捂着膝盖，有些局促地站在桌边。
林大夫头也没抬，正用一张泛黄的牛皮纸把草药包成四四方方的方块，麻利地用纸绳十字交叉捆好，推到桌边。
“药拿回去，三碗水煎成一碗，饭后喝。少下水，少抽烟。”林大夫的声音总是那么平稳，带着点沙哑，没有接李麻子关于钱的话茬。
李麻子红着脸，把那三十块钱压在竹筐底下的一个地瓜旁边，千恩万谢地走了。村里有人算过一笔账，林大夫这么干，不仅挣不到钱，弄不好还得往里搭棺材本，但他就是不计较。
在这个一切都讲究经济效益的年代，林大夫就像一块长满青苔的顽石，格格不入，却又坚定地守在村口。
早些年，中医还很吃香的时候，十里八乡有不少年轻人提着厚礼想来拜师。林大夫从来不收礼，但遇到看着机灵的年轻人，也会留在身边观察一段日子。
十几年前，镇上有一个叫陈宇的小伙子来学徒。陈宇高中毕业，脑子活络，嘴巴也甜，整天“师傅长、师傅短”地叫着。林大夫起初挺高兴，觉得这门手艺总算有了个托付。
陈宇学得很快，背《汤头歌诀》、认药材、学切脉，都展现出了不错的天分。林大夫让他从最基础的捣药做起。切黄芪、炙甘草、炒杜仲，这些活儿枯燥且费体力，陈宇虽然偶尔抱怨，但也坚持了下来。
有一天，邻村的一个包工头开着轿车来看痛风。包工头疼得直哎哟，林大夫给他施了针，又开了七天的药。包工头见效很快，临走时，从包里抽出厚厚一沓百元大钞，少说也有两千块，直接拍在了桌子上。
林大夫只从里面抽了两张，剩下的推了回去：“药钱一百八，针灸算二十，刚好。多了不要。”
包工头愣了半天，竖了个大拇指，拿着剩下的钱走了。等包工头一走，陈宇忍不住了。他走到桌前，看着竹筐里那可怜巴巴的两百块钱和旁边几个发蔫的青椒，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师傅，人家大老板根本不在乎这点钱，您给他治好了那么折磨人的病，收两千都是便宜他了。
您这手绝活，要是放到城里去开个私人诊所，咱们早发财了，何必窝在这个破祠堂里，天天收这些烂红薯碎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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