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蔓莉
上海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选择性融入：来华国际移民的经济融入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6年第3期
作者 | 李蔓莉
责任编辑 |赵梦瑶
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加速，传统移民国家的融入理论亟待在中国本土进行检验与调适。本文基于国际移民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处于兼具新兴移民输入国与传统移民输出国双重特征的“移民过渡期”，移民经济融入表现出特定规律。一是移民因双边嵌入差异分化为不同类型，分流进入不同市场，文化融入的经济回报呈现群体差异。二是跨国通用资本对部分移民的文化融入和结构融入具有经济替代效应。三是文化融入是移民基于预期回报的主动选择，结构融入则受制于目的国的接纳机制，本地资源匮乏者从中获益更多。本文对“选择性融入”理论的拓展，为移民治理实践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引言
移民融入是移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Waters & Jiménez,2005）。近年来，中国对国际移民的吸引力持续增强（宋全成、熊方洲,2024;Haugen & Wang,2025），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华外籍人员已达84.5万人。自2018年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以来，“移民”“移民服务”“融入”等术语已逐渐进入官方政策话语中（Speelman,2020）。这一转向在近年的政策部署中得到集中体现：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切实打通外籍人员来华经商、学习、旅游的堵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帮助国际移民融入亦成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导向。
尽管国内外移民研究均以“融入”为核心议题，但传统移民国家与中国在“融入”的研究视角上存在差异。在传统移民国家，融入构成移民与目的国之间的“默认协议”，例如，许多美国人认为：“（移民）既然选择了移民，他们必然与故土告别，接受美国……如果要做出任何调整或适应，那应该是移民，而不是美国”（Massey & Sánchez R. ,2010:1-2）。而在中国情境下，融入更多被理解为政府主动提供的制度性“服务”（李树茁等,2022）。由此，中西方移民融入研究视角与实践的差异指向以下问题：融入的能动性主体是移民还是目的国？这一问题不仅反映出目的国社会文化的包容性差异，而且与移民的经济融入规律密切相关。
在传统移民国家，移民的经济融入过程通常呈现“降级—恢复”（“U形”）模式（Fellini & Guetto,2019）：移民从低工资国家迁往高工资国家时，其在原籍国获得的技能往往难以完全转移，因而会经历短期的职业地位下降；随着本地技能的积累，移民的收入会逐步上升（Chiswick & Miller,2012）。该过程的关键在于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相似性”的增加，无论是先天较短的文化距离，还是后天的融入努力，都被视为移民获得经济回报的基础。这也意味着，“U形”经济融入模式主要适用于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而并不适用于“新目的地”（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前者的特点是劳动力市场动态灵活，移民与本地人一样可以找到就业机会并向上流动；而后者的劳动力市场被严格管制，移民求职机会更为有限（Fellini & Guetto, 2019）。
中国的移民研究所处的经验情境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国家和“新目的地”的情境存在根本差异，呈现本土化特征。其一，传统移民研究通常默认移民已嵌入目的地劳动力市场，这一前提在中国并非完全成立。其二，在中国情境下，移民与本地人“相似性”的增加是否必然有助于其向上流动，尚缺乏充分证据；高技术移民的市场优势往往源自其国籍身份、母语能力与国际资历（王炳钰等,2024;杨旸,2024）。其三，中国对国际移民的期待亦不完全遵循单向同化范式，中国政策与公共话语更加强调文明互鉴、和而不同与文化包容（王文彬、曹洋,2025）。
因此，“融入”是移民研究领域亟需进行本土化审视的概念。早期移民研究受帝国主义及目的国中心主义逻辑影响，其核心研究问题多建立在“南—北流动”范式与目的国优越性的前提下（Go,2020）。而来华国际移民同时涵盖“北—南流动”与“南—南流动”两种类型，异质性的移民现象使中国成为检验并拓展既有理论的重要经验场域。鉴于此，本研究拟在理论层面拆解“移民过渡期”概念，并据此构建解释新兴移民国家移民经济融入规律的理论框架。在测量层面，本研究对“负向融入”和“选择性文化适应”等理论进行了实证推进。通过提炼国际移民基于个体预期而主动选择的文化融入机制（“正向选择”）和基于目的国接纳移民环境而被动筛选的结构融入逻辑（“负向选择”），本研究将二者合称为“选择性融入”，来回应将“本土知识进行国际概念化”的学术倡议（边燕杰，2017）。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一）传统移民国家经济融入研究
1.经济融入的内涵与测量
经济融入是衡量移民融入成效的核心维度之一（Waters & Jiménez,2005），主要指移民在目的国劳动力市场与资源分配体系中获得体面生计、经济安全和向上流动的机会。经济融入的测量涵盖收入、职业类别、资产、住房、健康和教育等多个维度（Naseh et al.，2024）。
在经济融入的实证研究中，收入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操作化指标，具体有两种测量方式。一是测量单一收入水平，以个体劳动收入或工资的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考察移民在目的国的居住年限、移民队列等变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Borjas,1985）。二是测量移民与本地人的收入差距。考察移民缩小与同等特征本地人的收入差距的程度与速率，并关注不同族裔移民经济融入的分化路径（Villarreal & Tamborini,2018）。
2.融入范式演进对经济融入影响模式的形塑
不同融入范式对“何种资源促进经济融入”的理解存在差异。经典同化范式将融入理解为向目的国主流文化持续趋近的过程，该范式通常被批判带有“盎格鲁顺从”（Anglo-conformity）色彩。因其将目的国主流语言能力、制度知识和文化规范视为经济成功的核心资源，而移民原有的族裔资本（如母语）的作用则往往被低估或仅被视为“补充性”因素（Gordon,1964:85、243-245）。
分段同化与跨国主义相关研究则修正了单向同化范式的观点，重新评估了族裔资源的作用。分段同化理论提出，移民在保留族裔文化与社区团结的同时，有选择地掌握主流规范，更有助于其子代的教育成就与社会流动（Portes & Zhou,1993）。跨国主义相关研究则表明，来源国与目的国身份并非互斥，跨国联系可转化为就业机会与资源优势。
“南—北流动”范式之外的移民研究表明，经济融入呈现不同于经典同化路径的特征。这类研究发现，融入并不必然带来收入的持续增长：对于原有技能可转移性较高的移民，高初始收入可能伴随后续的回报递减，呈现“负向融入”现象（Chiswick & Miller,2012）。例如，在日本等制度封闭且同质性较高的社会中，来自高收入国家的移民在目的国获得的人力资本回报有限，其收入更多依赖于在原籍国积累的教育与职业经验（Takenaka et al.，2016）。
3.文献评述与研究进路
一方面，既有融入理论的知识生产存在单向视角，对移民经济融入规律的考察不足。西方移民研究隐含了以本地劳动力市场为基准的预设，然而，部分在华国际移民在进入中国之初便已处于初级市场，其绝对收入高于本地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以目的国本地群体优越性为前提的经济融入的相对测量范式存在经验识别偏差。因此，中国本土的移民理论有必要关注移民经济地位获得（如收入）的绝对测量逻辑。
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层面，个案研究加剧了移民理论的碎片化。既有范式多针对基于不同“原籍国—目的国”组合的特定移民群体进行解释，移民研究因此被不断细分为不同的子领域，这种“学术部落主义”导致移民研究合法性的自我削弱（Natter & Welfens,2024）。相较于2010年之前以留学生、外派人员和归国华侨为主的传统移民群体（Pieke,2012），当前“新一波”来华移民已呈现多样性特征（Lehmann & Leonard,2019:3、92），但既有研究仍多聚焦于特定职业、城市或原籍国的国际移民群体。本研究利用来自七个城市的国际移民调查数据，剖析来华移民的整体融入规律，旨在提炼具有综合性的理论发现。
（二）国际移民的本土研究情境与经济融入规律
中国与西方移民国家在移民的产生背景与演进路径方面存在差异。西方移民模式经历了从殖民化迁移向劳动力迁移的历史转型，这一过程既维持了核心国家的低成本工业生产，也成为边缘国家应对人口结构性失衡的一种适应性策略。典型的“南—北流动”模式反映了全球移民体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而来华国际移民群体的产生则与中国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核心举措包括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这带动了相关人员的流动，使中国逐渐成为新兴的国际移民目的地（Pieke,2012）。
这意味着中国当前正处于霍利菲尔德（James F. Hollifield）和夏普（Michael O. Sharpe）提出的“移民过渡”阶段（Hollifield & Sharpe,2017），即刚刚踏上从“移民输出国”向“移民输入国”的转型之路。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移民接受国正在积极应对移民事务；另一方面，中国也保留了作为传统移民输出大国的特征。据此，本研究结合既有理论与前期田野调查，提出相应研究假设。
1.移民类型多样
由于移民输入历史较短，中国并不属于“移民国家”。移民（immigrant）通常指跨越国界进入目的国并长期居留的外国出生人口（Penninx,2019）。中国在永久居留政策的制度设计上高度审慎，实际获批永久居留的国际移民极为有限，部分移民也明确表示未将中国作为长期定居目的地（Mathews et al.，2017:32、211）。因此，学界常以“过客”（牛冬,2015）和“中间状态”（in-between）（Ma,2024:12-15）来概括在华国际移民的特征。不过这些概念主要针对部分移民类型，难以覆盖现实中更为复杂的群体结构：既有嵌入中国并谋求长期居留者，也有依附原籍国的暂居者。由于来华国际移民的双边嵌入特征呈现多种形态，其经济融入规律难以被单一模式概括。
2.两种融入类型：文化融入与结构融入
文化融入与结构融入是理解中国政府提供移民融入服务的核心框架，两者在国内外融入研究中也存在对应关系（Alba & Nee,2003:26-29；梁波、王海英,2010）。受传统移民国家“定居”思维惯性的影响，此类研究往往将融入指标简化为移民在目的国的居留时间。对类型多样的来华移民而言，居留时间既不是合理的融入测量指标，也难以揭示文化融入与结构融入对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文化融入被视为融入的首要维度（Alba & Nee,2003:23），但并非所有来华移民都有提升文化融入水平的意愿。戈登（Milton Myron Gordon）认为可以从内在文化特征（宗教、核心价值、历史和艺术民俗等）与外在文化特征（言行举止、语言和服饰等）两方面来看待文化融入，其中语言是最重要的外在工具（Gordon,1964:69-71）。这一经典定义与我国面向国际移民开展的文化融入服务一致，但部分移民文化融入的能动性较弱，原因有二。一方面，作为非传统移民国家，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在中国并不突出，中国政府并不会强制要求移民接受单向的文化融入模式。一位来自M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指出：“移民是五颜六色的，你要把他们全部涂成红的，那是不可能的”（访谈资料,20230505J）。另一方面，经典同化理论将文化融入界定为移民放弃原籍文化、接受主流社会文化的过程（Gordon,1964:104），认为只有通过这种趋同，移民才能在“工具性制度领域”取得成功（Gordon,1964:110、243）。但在中国，文化融入尤其是语言学习成本较高。这意味着，文化融入的作用场景与在华移民的嵌入程度密切相关，文化融入更可能对脱嵌原籍国、嵌入中国的移民产生正向收入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1。
假设1.1（文化融入的异质性经济回报假设）：文化融入对移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情境性，相较于其他移民群体，文化融入的正向经济回报更可能出现在脱嵌原籍国、嵌入中国的移民群体中。
相较于文化融入影响经济回报的情境性，结构融入对所有移民的经济流动性产生切实影响。结构融入是指移民在“初级群体层面”进入目的国的“社交小圈子、俱乐部和机构”中（Gordon,1964:69-71）。在中国，结构融入更有利于移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来自M市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工作人员指出，移民群体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实际上源于其“无国民待遇”的现实处境。移民往往游离于这两种状态之间：当他们无法与普通公民享有相同的办事权限时，只能依靠“特事特办”的方式，来解决实际生活困难，例如寻求熟识的警务人员或本地朋友帮助，但通过这种方式“一解决（事情）又变成了‘超国民待遇’”（访谈材料,20230420G）。因此，M市移民工作人员认为“（移民需要）一个同等的公共服务体系，享有相同的衣食住行服务”（访谈材料,20230505J）。
总之，西方语境中的结构融入概念与中国移民服务目标高度契合。尽管国内对结构融入的学术讨论仍较为有限，但提供“精细化”的出入境服务（吴瑞君等,2022）和推进“居民化”融入（陈建胜,2022）等实践，实质上均体现了中国政府促进移民结构融入的努力。由此，西方语境中强调的“嵌入本地社群”与来华移民所期望的“办事便利”，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即移民通过进入初级群体，获得社会经济层面的平等参与机会。对所有在华国际移民而言，结构融入都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2。
假设1.2（结构融入的经济效应假设）：结构融入作为本地社会资本，对于所有国际移民的收入均有正向作用。
3.增加“全球性”：跨国通用资本的市场效应
中国作为传统移民输出大国，仍延续着人口外流并积累海外资本的趋势。与之对应的是，国内市场对外语教育和全球化生活方式的需求不断增长。从移民个体层面看，其自原籍国携带的技能与资历在中国表现出一定的可移植性（portability），而非“难以（从原籍国）带走”（Friedberg,2000）。因此，移民自原籍国携带的技能和经验，已被诸多研究视为重要的“资本”，如族裔资本（ethnic capital）（Farrer,2014）和外国资本（foreign capital）（Takenaka et al.，2016）。本文沿用这类“资本”分析框架，将国际移民携带的跨国技能与资历概括为“跨国通用资本”。在中国，这类资本契合国内社会增加“全球性”的需求，并可能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跨国通用资本的效应假设）：移民所携带的跨国通用资本对于国际移民收入有正向作用。
4.国际移民的选择性融入策略
当移民携带的跨国通用资本普遍具有经济价值时，可能会对融入行为产生替代效应。“正向/负向融入”模型从单一文化维度考察移民从原籍国携带的资本与其在目的国的融入水平，并以“文化距离”作为调节变量衡量二者之间的转化率（Chiswick & Miller,2012）。这种处理虽然模糊了移民携带的原籍国资本与移民融入之间的区别，但也说明前者可能替代后者发挥作用。此外，跨国创业是移民在目的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替代性选择（Portes et al.，2002）。在本文的经济融入框架下，移民拥有的跨国通用资本水平越高，文化与结构融入对其收入的边际回报率可能越低。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1。
假设3.1（跨国通用资本的替代性假设）：移民所携带的跨国通用资本对文化融入和结构融入的经济效应具有替代作用。
从微观行动机制来看，移民的融入行为是受制度环境制约并以效用最大化为导向的理性选择。“新融入理论”指出，理想的融入理论必须在个体层面，在概念中纳入源于目的性行动与自我利益的能动性，并对同化的激励与动机作出解释（Alba & Nee,2003:39）。这也契合“选择性文化适应”的逻辑，即移民会有意识地保留原籍国文化，以提高其在主流社会中的适应能力（Portes & Zhou,1993）。这意味着，文化融入作为移民在目的国特定的人力资本，给不同移民带来的经济回报并不相同，只有当文化融入的收益较高时，移民才会表现出更强的文化融入倾向与需求。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2。
假设3.2（文化融入的正向选择假设）：国际移民的文化融入倾向性与文化融入的经济回报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上述两种机制均假定移民是拥有一定选择权的“理性人”，但结构融入与文化融入的形成机制存在差异。文化融入是移民基于成本—收益权衡的主动投资，但移民能否进入本地初级社群与支持网络，并不完全由个体意愿决定，而是受到差异化接纳环境及其机会结构的制约（Fussell,2014；Penninx,2019）。因此，移民的结构融入更多是目的国选择的结果。在社会分层研究中，“负向选择”指原本较不容易获得某类处理效应的群体，一旦获得此效应，其边际收益往往更高（Brand & Xie,2010）。原因在于，这类处理效应是一种社会筛选机制。基于这一逻辑，本文认为，结构融入也可能具有“负向选择”效应：由于结构融入受目的国接纳程度制约（Penninx,2019），那些预期结构融入程度较低的移民，一旦实现融入，反而可能获得更高的边际回报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3。
假设3.3（结构融入的负向选择假设）：结构融入可能性越低的国际移民，其通过结构融入获得的收入边际回报越高。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的数据为2018—2019年在华外国人调查数据（Survey on Foreign Residents in China,简称SFRC），该调查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在广州、义乌、杭州、长春、兰州、西安和徐州等七个城市的出入境大厅收集数据。其中，2018年共收集有效样本6678份，2019年为4529份。调查对象主要为在出入境大厅现场办理签证等业务、具有合法身份的外国人。问卷有13种外语版本，便于母语不同的国际移民理解和填答。本文仅保留处于在职状态且提供收入信息的国际移民样本，最终纳入模型的样本为2835人。
（二）研究概念定义与变量操作化
本文关注的因变量是国际移民收入。作为国际移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志，该变量在问卷中对应的题目为“您平均每月挣多少钱？”本文将收入单位统一为“元/月”，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以避免右偏分布导致的估计偏误。
本文的自变量及其操作化方案如下。第一，本文将文化融入操作化为国际移民的中文水平。移民研究通常将语言视为测量文化融入最核心的客观经验指标（Gordon,1964:243;Alba & Nee,2003:219）。掌握目的国语言，意味着移民具备理解本土文化、内部规范与社会互动逻辑的基础能力，也是其获取地方性知识的前提。第二，本文将结构融入操作化为国际移民结识的中国居民数量，及其使用中国居民提供的服务的程度，在后文的分析中，对两者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加总。本文将“使用中国居民提供的服务的程度”作为测量指标，用以评估移民动员和获取本地社会资源的能力。问卷询问移民在餐饮消费、物流、会计金融服务和日用品购买等日常生活服务场景中，主要依赖哪类服务提供者，本文将回答重新编码为“其他=0，中国人=1”，并将移民主要依赖的四项服务提供者类型加总，形成取值为0~4的连续变量。
本文以英语水平和跨国经历两个观测指标测量跨国通用资本。由于传统人力资本在跨越地理与制度边界时会发生价值衰减，本文将移民在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中具备的可移植性技能界定为跨国通用资本。相关理论指出，跨国资本的形成同时依赖作为认知工具的外语能力，以及作为具身实践的海外经历（Díez Medrano,2016）。因此，本文将移民掌握的英语水平与跨国经历共同作为跨国通用资本的核心指标。跨国经历对应的问题为：“您这次来中国之前，除了您的母国，您还移民去过几个国家（只计算居留时间超过3个月的国家）”。本文将英语水平与跨国经历标准化后加总，生成“跨国通用资本”变量。
本文的模型中还包括以下变量。一是聚类分析变量。根据国际移民在原籍国或中国是否参与活动（商会/同乡聚会、兴趣群体和志愿者聚会等）及其与中国居民的社会距离（聊天、工作和做邻居等），本文将行动与心理两类指标相结合，从而构成对国际移民“双边嵌入性”的主客观测量。据此，本文对国际移民在中国与原籍国的嵌入情况进行分类。二是控制变量。国际移民的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和原籍国特点均可能影响其收入，尤其是移民创业往往依赖家庭资本。本文纳入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在华教育情况、婚姻类型、家人跨国工作经历、来华接待情况、首次来华前工作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家乡类型、在华住房情况、国际社区聚居情况、经济活动类型、原籍国类型、所在城市类型（黄柯劼,2019）、首次来华年份、在华居留时间比例等。其中，家人跨国工作经历通过询问受访者“您的家人（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中，是否有人有跨国工作、居住经历？”获得；来华接待情况通过询问受访者“您第一次(此次)来中国，抵达时是否有人帮助您安排接待？”获得。由于移民来华过程具有累积因果特征（梁玉成，2013），这两项指标反映了移民家庭及原籍国社会网络在迁移前后提供的支持。本文根据移民居住地的外国人和原籍国人员聚集情况，将分值加总后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此考察移民是否聚居在族裔社区中。在华居留时间比例主要用于稳健性检验，本文已剔除在华居留时间占比过低的样本。三是原籍国变量，主要为文化全球化指数（Gygli et al., 2019），该指数通过对国际移民的国籍与调查时间进行匹配获得。上述变量的描述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
1.聚类分析：国际移民类型划分
移民类型研究正面临着“类别失焦”（categorical astigmatism）的困境（Türkmen,2024），即对种族、宗教、国籍和阶级等分类的僵化使用，掩盖了移民来源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应以经验数据为基础，通过归纳方法识别移民类型，而非依赖先验理论进行划分（Molina & Garip,2019）。为此，本研究借助聚类算法，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识别移民群体，为后续考察经济回报的群体异质性提供分析单位。
2.多层次模型与内生转换模型：检验国际移民经济回报规律
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适用于分析移民嵌套于国家层面的复杂数据结构。移民个体不仅受到自身特征（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等）的影响，还受特定国家的宏观环境制约。这意味着，来自同一原籍国的移民可能呈现收入结构上的相似性，原因在于他们面对相同的选择性迁移机制和经济激励（Borjas，1985）。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能够有效捕捉不同国家间的基线差异（梁玉成，2013）。因此，本研究采用该模型分析移民融入与跨国通用资本对收入的影响。
为纠正国际移民在进入不同市场过程中存在的自我选择偏误，本文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将市场进入的选择方程与收入决定方程进行联立估计。由于移民的经济活动类型并非随机分配，而是受个体资源禀赋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梁玉成,2010），该模型能够有效处理由可观测及不可观测的个体变量所导致的自我选择偏误，并通过反事实分析识别不同市场中的回报差异，从而揭示国际移民的市场分化机制。
3.广义倾向得分方法：测算国际移民融入回报率
本研究关注国际移民融入的边际回报率与其融入倾向之间的关系。借鉴连续处理效应的识别思路，本文采用广义倾向得分法（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简称GPS），通过估计连续处理变量在协变量条件下的条件分布来校正选择性偏差，进而测算文化融入与结构融入的不同强度对收入的异质性边际回报率。该方法能够识别并处理融入强度变化对结果变量产生的异质性影响，适用于处理变量为连续型的因果推断情境（Hirano & Imbens,2004:74-79）。
四、实证结果
（一）来华国际移民的类型分析
本研究依据国际移民在“中国—原籍国”两个维度的嵌入差异，对来华国际移民进行类型划分。首先，本文采用K-means方法进行聚类，并结合不同K值下的质量指标确定最优分类数。结果显示，当K=3时，轮廓系数达到局部峰值，同时卡林斯基—哈拉巴斯指数与肘部图也表明，此时类内紧凑性与类间分离度较为平衡，因此本文最终采用三类方案。随后，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称PCA）将相关变量概括为“嵌入中国”和“嵌入原籍国”两个维度，并据此将三类群体命名为“传统迁徙者”“双边低嵌者”和“跨国主义者”。该分类为后续分析不同类型移民的经济融入路径奠定了基础。
第一类“传统迁徙者”更接近人们对传统移民的典型想象，即坚定选择并扎根目的国，同时逐渐脱离与原籍国的联系。该类群体嵌入中国的程度较高（PCA=1.078），与原籍国脱嵌程度也较高（PCA=-0.024）；相较其他两类，他们更年轻（34.3岁），首次来华时间更晚，跨国经历最少（1.11次）。
第二类是“双边低嵌者”。该类群体对中国和原籍国的参与度与认同感均较低（PCA值分别为-1.292和-0.047），他们多来自发展中国家（87.9%），多从事商贸活动（64.5%），与在华原籍国社群关系较为密切，族群内部“抱团”现象明显，但与中国主流社区的隔离程度较高。
第三类可描述为“跨国主义者”（transnationalist）。跨国主义强调移民在原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维持多线性的社会关系。该类群体积极参与中国和原籍国活动，双边嵌入程度均较高（PCA值分别为1.870和0.109），多为来自发达国家（29.7%）的公司雇员（51.8%），男性居多（85.6%），平均年龄较大（35.4岁）。他们跨国经历最为丰富，且融入中国主流社群的程度更高。
为考察中国在全球移民国家体系中的位置，本研究还呈现了国际移民在原籍国的嵌入类型分布模式，通过计算国家层面的聚类重心，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三维数据投影至二维（中国—原籍国）平面，本文直观呈现了各国的嵌入模式。如图1所示，大部分国家的双边嵌入程度相当。多数来自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主要嵌入原籍国，嵌入中国的程度相对较低；而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如也门和印度）的移民则嵌入中国的程度更高，在原籍国的嵌入程度相对较低。
该规律反映出中国当前正处于“移民过渡期”，兼具“新兴移民输入国”与“传统移民输出国”的双重特征。“脱嵌原籍国—嵌入中国”表明移民具有在华永久居留的倾向，反之则意味着移民属于“过客”。前者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移民输入国，主要接纳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后者则与中国作为传统移民输出国的特征相关，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来华国际移民的原籍国分布特征，与霍利菲尔德和夏普所绘制的全球移民国家分布特征图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他们认为多数国家分布在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两端位置，形成“L”形曲线：一类是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高、移民存量在本国人口中占比低的输出国，另一类是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低、移民存量在本国人口中占比高的接收国（Hollifield & Sharpe，2017），而少数新兴移民目的国则居于两者之间。本研究认为，中国与日本、墨西哥等新兴移民目的国类似，正处于移民国家转型阶段。在面对来自全球南方和北方的移民时，呈现“双向调适”而非“单向凝视”的姿态。
（二）国际移民的经济回报规律
1.国际移民的经济融入模型
鉴于来华国际移民的异质性，其经济融入模式不可一概而论。因此，本文在总体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传统迁徙者、双边低嵌者和跨国主义者三类群体来进行分析，相关分析对应表2中的模型1至模型4。结果表明，文化融入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分化：在总样本中不显著（β=0.007），但对传统迁徙者具有正向回报效应（β=0.108，P<0.10）。这说明，文化融入的正向收益并非普遍存在，而主要发生于那些脱嵌原籍国并嵌入中国社会的移民群体，假设1.1得到支持。相比之下，结构融入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经济效应（β=0.041，P<0.05），且对双边低嵌者的作用尤为稳定，假设1.2得到验证。跨国通用资本则表现出总体上的显著正向效应（β=0.058，P<0.001），假设2得到支持。
2.国际移民经济回报的市场选择机制
既有研究多默认国际移民处于一个同质化的劳动力市场中，忽略了移民进入不同市场的自我选择偏误。例如，针对“负向融入”的后续研究指出，这类发现可能忽略了目的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壁垒、岗位筛选机制与结构性排斥的作用（Holbrow & Nagayoshi,2018）。本文采用内生转换模型，以考察不同市场中的资本回报差异。
具体而言，本文将国际移民所处市场区分为劳动力市场与商贸市场。选择方程的结果显示（见表3），国际移民在双重市场中面临结构性的筛选机制：跨国通用资本越丰富的个体，越倾向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相反，传统迁徙者以及结构融入程度越高的移民，越有可能进入商贸市场。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更看重移民的跨国技能禀赋，而商贸市场则为持有本地社会资本的移民提供了进入空间，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分流特征的市场结构。
在纠正样本自选择偏误后，两类市场呈现不同的资本溢价机制。在商贸市场中，文化融入和结构融入对经济回报产生正向效应；而跨国通用资本的作用则不显著。由于移民创业受到目的国与原籍国机构、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影响（游天龙、周敏，2022），融入目的国对商贸市场中的移民经济回报更为有利。
相比之下，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化更多取决于跨国通用资本。模型结果显示，跨国通用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β=0.071，P<0.001）；而文化融入和结构融入的系数为负，均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换言之，对于跨国主义者表现出的“低文化融入—高经济收益”特征而言，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并非文化融入对收入具有负向作用，而在于劳动力市场的筛选机制。外籍劳动力市场更看重跨国通用资本的稀缺性，而非移民的本地融入程度。
误差项相关系数进一步说明，移民进入何种市场并不是随机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决定进入商贸市场的未观测因素与该市场收入呈显著负相关（rho_2=-0.674，P＜0.001），且内部收入异质性更强（sigma_2=1.364，P＜0.001）。反事实分析表明，该市场的移民的真实收入显著高于随机分配下的期望值。这意味着，移民往往会进入与自身条件更匹配的市场，以实现相对更高的收入回报。由此，本文不仅比较了两类市场中的资本回报差异，也从反事实角度揭示了国际移民基于比较优势的理性分流机制。
3.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替换自变量的方式，对跨国通用资本的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无论仅以英语水平还是仅以跨国经历作为关键自变量，其对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跨国通用资本的正向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既有研究多将“飞地”视为移民与原籍国群体高度聚集的空间形态（赵晔琴、范慧华，2024），“受保护市场假说”认为移民可借此规避主流市场中的劣势。然而，在一个需要移民携带跨国通用资本的环境中，居住隔离会削弱跨国通用资本对收入的正向效应。此外，本文还进行了样本层面的稳健性检验，在剔除来华时间占比低于10%的样本后，核心结论依然保持稳定。
（三）选择性融入机制的检验
1.跨国通用资本对文化与结构融入的替代效应
如表4所示，跨国通用资本对本地融入的替代效应主要存在于“传统迁徙者”和“双边低嵌者”两类群体中。对传统迁徙者而言，跨国通用资本会削弱文化融入的收入效应，交互项系数为-0.066（P<0.10）；对双边低嵌者而言，这种替代关系更为明显，跨国通用资本与文化融入、结构融入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0.048（P<0.10）和-0.030（P<0.05）。这表明，随着跨国通用资本经济价值的提升，语言习得和本地网络扩展所带来的收入增长会相应减弱，说明两类资本在功能上存在一定重叠，移民更倾向于选择比较优势更强的资本变现路径，假设3.1得到支持。
2.融入边际回报率与预期融入强度的关系
为进一步揭示国际移民在华融入行为的微观机制，本研究考察个体融入的倾向性与其融入经济回报率之间的关联。在分段同化理论中，“选择性文化适应”机制（Portes & Zhou,1993）对移民能动性的理解符合“正向选择”的假定。然而，现有实证研究未能揭示驱动个体行动的收益计算过程，同时也忽略了目的国社会对移民融入的结构性约束。基于此，本文分别测算个体层面的“预期融入强度”与“融入边际回报率”，并通过两者的回归关系呈现文化融入与结构融入在选择机制上的不同模式。
本研究借鉴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分析范式（Brand & Xie,2010；胡安宁等，2021）来检验“选择性融入”。该范式的核心在于考察处理效应倾向值与处理效应结果之间的关系，并在高等教育回报率的研究中得出有悖于理性人假设的“负向选择”结论（Brand & Xie,2010），但研究也发现，第一阶段的倾向值估计模型对协变量的设定较为敏感，若存在遗漏变量，结论则会转变为“正向选择”。
本研究认为，这种“翻转”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第一阶段的倾向值模型不仅是平衡协变量的降维步骤，还体现了对“选择机制”的理论设定。“正向选择”与“负向选择”对应两种不同机制：前者强调个体在权衡利弊后基于实际需求做出选择，即个体从处理效应中获得的收益越高，主动选择的可能性越大；后者关注先天禀赋差异如何影响个体“被选择”的概率，即被选择的可能性越低，边际收益反而越高。
具体而言，选择行为（处理效应）与决策者的选择权利密切相关。“正向选择”适用于决策者选择权占主导的情境；而“负向选择”来源于社会各类筛选体系，而非仅由决策者个人决定。在教育或融入回报率的分析框架下，“正向选择”类似于劳动者考取技能证书，即个体基于更高收入预期而主动投资。这与“选择性文化适应”的逻辑一致，即文化融入主要体现为移民根据收益需求有选择地接受目的国文化。“负向选择”则类似于学生参加高考，录取权由高校掌握，先天禀赋较低者虽然更难被录取，但一旦进入大学，其阶层提升效应往往更为明显。这与结构融入的形成机制相似，即目的国支持环境对移民融入具有关键作用（Penninx,2019）。
这意味着，第一阶段的倾向值模型的设定应区分“需求模型”与“先天禀赋模型”。其中，“正向选择”对应“需求模型”，因此在预测文化融入倾向值时，本文主要纳入经济活动类型、在华投资等职业需求型变量，而不纳入文化距离、文化全球化指数等先天禀赋型变量，以使倾向值更接近个体基于需求所做出的主动投资行为倾向。而“负向选择”对应“先天禀赋模型”，因此结构融入的倾向值估计主要纳入国家、家乡类型等变量。这些因素与移民在华处境密切相关，从而使倾向值更能反映其被目的国社会接纳并进入目的国初级群体的可能性。
在区分两种“选择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广义倾向得分法拟合移民收入的响应函数，并通过求偏导计算个体层面的“融入边际回报率”，再将该边际回报率与相应的“预测融入强度”进行回归，通过预测融入强度系数的方向来检验选择效应（表5）。研究结果表明，文化融入呈现典型的“正向选择”特征（β=0.389，P<0.001），从收益预期层面验证了“选择性文化适应”的核心假定；结构融入的回报率与预测融入强度呈负相关（β=0.025，P<0.01），与“负向选择”的理论预期一致，表明结构融入的价值并非对优势群体的“锦上添花”，而更接近于对弱势群体的“雪中送炭”。在稳健性检验中，为校正多步估计带来的方差膨胀，本文对文化融入采用500次自助法（bootstrap）重抽样，结果表明，正向选择的结论保持稳健（P=0.024）；结构融入负向相关的方向亦保持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来华国际移民日益多样化，对移民理论进行本土化发展的需求日趋迫切。若移民因主观排斥或客观障碍难以融入中国社会，可能导致国际人才引进政策短期化。本研究基于国际移民调查数据，考察在华国际移民的经济融入模式，以期揭示其与西方移民国家的情境性差异。
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与数据驱动，提出中国正处于新兴移民输入国与传统移民输出国身份重叠的时期，表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来华移民类型多样，依据其在“中国—原籍国”社会中的嵌入程度，可区分为“传统迁移者”“双边低嵌者”与“跨国主义者”三类；二是“融入”在中国的语境下，主要表现为个体依据经济回报所做出的策略性选择，以及移民与目的国制度环境之间的双向适应。中国所处的“移民过渡期”的阶段特征及其对应的移民选择性融入特征如图2所示。
本研究结合中国移民治理实践，分析了融入对国际移民的经济意义。在倡导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习近平，2019）的背景下，中国并不强调移民在文化维度上的“单向融入”，表现为文化融入符合经济理性人的“正向选择”，而结构融入对所有移民均具有现实经济效应，尤其给在华本地资源较少者带来的收益更高。因此，完善国际移民基础设施（Wang & Zhang,2024），减少移民在出行、就业和居住等方面面临的制度性障碍，更能回应其普遍需求，而文化融入服务则更适宜面向特定群体。
在理论本土化探索方面，本文试图超越“普遍世界—特殊中国”的二元对立（Pieke，2012）。本文所构建的移民嵌入性情境类型划分与选择性融入的操作化分析，虽立足于中国经验，但具备一定的跨国解释潜力。未来研究可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制度背景不同的移民接收国的相关分析中。在数据方面，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调查期内办理相关业务的外籍人员，未能充分覆盖永久居留的外籍人口，可能导致纳入分析的高收入群体比例偏低。“移民过渡期”是中国从移民输出国向输入国转型所处的相对长期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具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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