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想沿着津浦路西侧从徐州一路奔逃到永城,这跟“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给他划定的逃跑路线完全不同,但逃得还算“顺利”,连老蒋都在1948年12月2日松了一口气,《郭汝瑰回忆录》记载:“蒋介石因徐州兵团已经肖县到达青龙集、瓦子口之线,认为情况可以乐观。这天蒋介石因刘斐(参谋次长)批评杜聿明只是逃跑,不打,顾虑杜聿明所率各兵团一意向西南逃走,消极避战,乃于12时以亲笔信投给杜聿明。3日官邸汇报,我极力强调杜聿明须求战而不能避战。(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郭汝瑰回忆录》)

刘斐和郭汝瑰的真实身份如何,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这两位还曾互相举报,老蒋认为那不过是派系之争,一笑了之后对他们依然信任,一看这两个“冤家”在杜聿明是战时逃问题上难得意见一致,就采纳这两位中将的“进言”,空投给了杜聿明那封近似绊马索的亲笔信,把杜聿明拴住了一整天。

与对老蒋唯命是从的杜聿明不同,徐州“剿总”上将总司令刘峙虽然被称为“福(猪)将”,但却好像比杜聿明更“聪明”,他在眼见危险来临之际提出的那三个要求能把老蒋气疯,却把郭汝瑰逗笑了:刘峙的要求十分荒唐,老蒋完全不可能答应,但却为刘峙逃跑制造了机会,接下来的事,就是怎么拖住杜聿明逃跑的脚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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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中说,要不是老蒋空投的那封亲笔信,他就逃到永城跟李延年合流而不会被围困在陈官庄了:“三日上午十时前后,各兵团部队正向永城前进,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一份亲笔信,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我看了之后,觉得蒋介石又变了决心,必致全军覆没。”

杜聿明被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是因为他对老蒋的荒唐命令无条件服从,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杜聿明这个黄埔一期生,并不像他的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宋希濂那样敢对老蒋的命令阳奉阴违(宋希濂在《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经过》、王陵基在《四川解放前夕我的罪恶活动》中都提到过老蒋因胡、宋二人因不完全听令而发怒),倒是有点像黄维一样唯命是从,而更高一级的“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卫立煌、傅作义都可以跟老蒋讨价还价,甚至把老蒋的命令当耳旁风。

就连以“童养媳”自居的刘峙,背后对老蒋也颇有微词,这一点时任“总统府少将参军、战地视察官”的李以劻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中承认,他听了刘峙的牢骚后还发电报给老蒋告密了:“十一月十日晚我见着刘峙,他愤慨地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蒋介石)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弦外之音对统一指挥的措施是不满意的,其中尤以该总部高级幕僚反对尤甚,这些事我次日曾电告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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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军校二期的刘峙,算起来还是白崇禧(三期)、顾祝同(六期)、陈诚(八期)的“师兄”,跟曾任东北行辕主任的熊式辉同期,而且还当过黄埔军校战术教官,作为老牌军人,要说他对兵权不感兴趣,那显然是不客观的。

老蒋任命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又任命杜聿明为前进指挥部主任负责实际指挥,后来还想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但却没有将刘峙免职或调离的意思,这样一来,他们所谓的“徐蚌会战”,打赢了功劳就是杜聿明或白崇禧的,打输了刘峙就得担责任。

事实上杜聿明被俘后,刘峙也受到了处分,这一点李以劻也写了:“蒋介石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将他调任战略委员,后来并下令将徐州‘剿总’撤销。”

刘峙是否无德无能不好说,但无权却是肯定的。我们细看三大战役蒋军方面大员的“待遇”就会知道,也是老蒋嫡系越没实权,因为老蒋可以把嫡系像木偶一样拎来拎去,非嫡系就不好摆弄了——白崇禧和傅作义是可以不给老蒋面子的,对自己不利的命令,他们软磨硬泡拒不服从,老蒋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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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知道自己在徐州就是个摆设,老蒋从来就没想过完全放权,即使放权也不会放给自己,所以在几次“表现”无功后,就准备溜之大吉,而且要溜走,就必须先做好“传话员”郭汝瑰的工作,有些“过分”的要求,他也只能先跟郭汝瑰提。

老蒋遥控指挥徐州蒋军作战,是直接指挥到军一级的,郭汝瑰带着老蒋的命令在徐州和南京之间飞来飞去,刘峙只能按照郭汝瑰带来的命令行事——郭汝瑰带来的命令,西柏坡当然早就收到了同样的一份(郭汝瑰通过任廉儒,几乎把所有作战计划和命令在下达到前线前传递出去了),所以刘峙和杜聿明完全遵照执行,自然是处处被动挨打。

据郭汝瑰回忆,黄百韬被包围后,老蒋一连串给刘峙下了七条命令,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宁可不要徐州,也要把黄百韬救出来。

刘峙当然不愿意,就给老蒋复电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作战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

老蒋毫不客气地回电训斥:“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戍灰防挥督电所示方针,集中全力迅速击破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第七兵团先被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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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批完刘峙,又派“参谋总长”顾祝同和郭汝瑰坐镇徐州督战,把前线指挥权交给杜聿明,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遵命出兵,但邱清泉李弥出工不出力,刘峙也无可奈何,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刘峙亲临前线督战,到了我们指挥部。杜聿明用自动电话找到邱清泉,邱清泉很坚定地表示不能执行命令。李弥的态度是如果邱清泉派出兵力,我也派;如果邱清泉不派,我也不派。如此坐失良机,碾庄圩那边的炮火越来越急了,刘峙在自己的大腿上捶了一顿,长叹一声:‘天亡我也!’”

刘峙不是不想救黄百韬,问题是老蒋能直接指挥到兵团和各军,邱清泉李弥跟杜聿明泡蘑菇,根本就不把刘峙放在眼里,刘峙一看自己除了坐在那里占地方之外毫无影响,就萌生了拔脚开溜的念头,他不说自己先撤往蚌埠,而是悄悄找到郭汝瑰,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请总统亲临指挥;二,速空运两个军增援;三,请总统下决心以全力东进,对徐州安全可置不问。”

这第一个要求显然是对老蒋一竿子插到底的越级指挥有怨气,至于空运两个军去救黄百韬,且不说碾庄圩有没有能降落运输机的飞机场、老蒋有没有两个军可调,就是要运送两个军需要多少飞机,也够老蒋挠破脑袋了。

刘峙说不顾徐州安全,也是在跟老蒋赌气,以老蒋的多疑性格,听了刘峙的这三个要求,肯定会气得七窍生烟,所以郭汝瑰根本就没有传达(电影和电视剧中刘峙是直接在电话中向老蒋提出这三个要求,那不符合史实,也不合保密规定,因为电话是容易泄露机密的),而是心中暗笑:“不知他是想推脱责任故意说漂亮话呢,还是想借此让杜聿明在徐州负责指挥,他好离开徐州去到蚌埠以求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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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又多“惜命”,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刘峙这等于将了老蒋一军:老蒋不可能到炮火连天的徐州亲自指挥,空运两个军也完全没有可能,那就只能让刘峙先撤到蚌埠了。

刘峙这属于漫天要价,等着老蒋坐地还钱,其最终目的是逃离徐州,而且刘峙还真如愿以偿了。李以劻回忆:“黄百韬兵团覆灭后的次日,蒋介石召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蒋介石于二十八日又调杜聿明到南京研究,决定放弃徐州,将刘峙调蚌埠指挥,前敌各兵团统归杜聿明指挥。”

据杜聿明回忆,刘峙想逃离徐州,是跟顾祝同事先通了气的,顾祝同在向老蒋报告前,先做了杜聿明的工作:“你们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叫刘经扶(峙)到蚌埠去指挥,好吗?”

尽管杜聿明一再表示自己“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顾祝同还是跟老蒋拍板放刘峙离开徐州,而且还把徐州“剿总”总部即将迁往蚌埠的消息放了出去,杜聿明气得鼻子差点歪了:“十一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我于当日返徐向刘峙报告后,总部人员即开始以飞机运蚌。我执行这一计划时,怕泄露企图,无法撤出,在南京会议上对作战厅长郭汝瑰都未说明。可是我离开南京的当日,即有人通知国民党在徐州的政治、经济、党务各部门要尽先撤退,于是徐州机场一时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未能先走,一直等到二十九日早晨才起飞。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的所谓军事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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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在徐州也不是啥事都没做,问题是他的建议老蒋不听,他的命令邱清泉李弥也不听,他在徐州就像风箱里的老鼠,不但两头受气,而且还十分危险,他通过郭汝瑰向老蒋提出的那三个要求,看起来十分荒唐可笑,但却是很有效的漫天要价手段,目的是要把烂摊子甩给杜聿明,这这官场老油条的做派,老蒋气得发疯也不能一怒之下将其罢免,而郭汝瑰也只能当个笑话听,因为但凡对老蒋有一点了解,或者具备一些军事常识,都知道刘峙是在将老蒋的军,老蒋也只能让刘峙这匹老马跳槽到蚌埠,远离徐州这个“是非之地”。

老蒋在内战期间任命的几个“剿总”总司令,没有一个让他“省心”的,比较而言,刘峙还算比较听话,所以在老蒋看来,刘峙比卫立煌的副作用还小,所以他扣押了卫立煌,却给刘峙留了个饭碗,没有将提他一撸到底。

要说刘峙就是个糊涂颟顸的“猪将”,似乎也有点低估了他——能混到上将军衔,不可能一点长处都没有,读者诸君看了刘峙提出的那三点要求,又会作何评价?您认为刘峙这些“非分之想”,是真荒唐,还是藏着老狐狸的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