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典型的美式追思会上，人们穿着深色衣服，低声说着“节哀顺变”，眼眶发红却拼命忍住泪水。拥抱被压缩成轻拍肩膀，而那句“有任何需要随时找我”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告别——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清楚，电话永远不会响。死亡像一个需要被迅速打包送走的包裹，旁观者保持礼貌的距离，当事人则被期待尽快“走出来”。但这种处理失落的方式，真的是唯一的、甚至是最好的吗？
曾获美国国家杂志奖的北加州作家、记者s.e. smith，在他即将于7月28日出版的新书《我所有死去的猫，以及其他失落》（All My Dead Cats and Other Losses）中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如果我们以更多样的方式与失落互动，会怎样？” 这本书既是一部关于猫的回忆录，也是一份对当代美国白人个体主义文化的尖锐诊断。他追溯自己多年来失去猫咪的经历，并由此重新理解悲伤——不是一项需要独自完成的心理任务，而是一种理应被分享的集体行为。
这并非一个讨巧的主张。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痛苦被竭力私有化，心理自助工业不断推销着“自我疗愈”的步骤清单，仿佛只要完成几个阶段，人就可以像重启电脑一样重新运转。“在美国白人、个体主义的文化里，人们倾向于把死亡和悲伤遮掩起来，仿佛谈论它本身就是失礼，” smith在访谈中说明。在这种语境下，一个人被期望安安静静地哀悼，甚至要为自己的哀悼设定一个“不宜过长”的期限。这种文化预设斩断的，恰恰是人在失落时最需要的东西：联结。而他的书想做的，就是试着把这些被剥离的联结重新接上。
smoth并不是坐在书房里凭空推导出这个结论的。他在加州北部一个叫Elk的小镇度过了童年，住在山丘上一大片林地里。他的父亲管理着那里的林业，几乎全是原始红杉。当时正值美国西部著名的“木材战争”年代，环保人士与伐木公司激烈对峙，社会叙事好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把树砍光，要么一根都不碰。但他父亲服务的土地所有者采取的是一种罕见的中间路线——只在需要现金时极偶尔地砍一两棵树，因为这种木材价值高到单单一棵树就能卖数万美元。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些年在巨木间游荡、跟着父亲巡视森林的经验，成了他后来思考世界的一种隐秘底色：事情很少是非此即彼的，人与自然、开发与保护，乃至悲伤与快乐之间，可能都藏着一种更灵活的关系。
这种“不被单一叙事绑架”的直觉，贯穿了他成年后的工作。他是女性主义媒体集体The Flytrap的联合创始人和工人所有者。在这个算法推送千篇一律内容的时代，这个平台刻意反其道而行，致力于为那些无法被推荐系统浮出水面的故事提供空间。“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让人们讲述那些不会被优先传播的故事，” smith在此前一次访谈中说。他们想要保护并提升文化批评，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文化批评，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所处的世界。他警告：“如果我们不能保存、保护并弘扬文化批评，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同样的蠢事，翻来覆去地争论那些烂透了的无聊话题——而人们需要真正地去阅读。”
这句话不是写作者的自恋。它揭示了一个更根本的困境：当公共空间越来越被情绪化的短内容占据，深度阅读的时间被挤压，我们便失去了与复杂经验对话的能力。而悲伤之所以难以被集体承载，原因之一正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语言和叙事资源来描述它、分享它。人们习惯说“节哀”，却很少问“你失去的时候，究竟什么在痛？”文化批评训练人拆解和命名细微体验，这同样适用于情感领域。如果我们连一篇长文章都读不进去，我们又如何读得懂另一个人的哀伤？
smoth把自己的神经非典型性也看作一种观看位置。他没有试图把它描述成缺陷，反而将其视为一种与主流期待保持距离的能力——一种不容易被集体情绪裹挟、同时又能更敏锐地捕捉到细微线索的特质。在回答问卷时，他提到拥抱神经非典型性，并描述了自然世界所带来的愉悦。这不是那种“大自然治愈一切”的俗套话语，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承认：当社会结构变得过于僵硬，树木生长的节奏、光线变化的方式等不太像“语言”的事物，可能提供另一种可参照的秩序。这又绕回了那片红杉林——小时候在林间行走所形成的认知习惯，成年后转化为对单一标准答案的持续怀疑。
这种怀疑同样投射到死亡与哀悼的主题上。他在书中讲述失去猫的故事，并非因为猫比人更简单，而是因为动物在我们的文化里常常被视为“可以替代的”，恋人对它们的悲伤被悄悄打了折扣。一个人可以公开悼念一位亲友，却可能羞于承认一只猫的死让自己几近崩溃。这种等级化的悲伤分配，恰好暴露了文化怎么暗中规定什么样的痛苦才是“合理的”。smoth所做的，就是把这种等级摊开来看，然后问：凭什么？
事实上，他为此成立了一个宠物临终建议专栏，认真对待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终局。在问答中，他强调阅读的奇妙“兔子洞”——从一个点跳进另一个点，知识链条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延展，就像哀悼的路径从来没有标准模型。如果你愿意跟随他的逻辑，便会发现：分享悲伤的前提是允许悲伤被承认，而承认需要一种文化环境，在其中，人不怕因为表现软弱而被推开。而这种环境的建设，又离不开持久的阅读、倾听和批评——也就是他所说的“需要做功课”。
那么，集体哀悼究竟是什么样的？并不是说一群人必须围坐在一起放声大哭，而是允许脆弱成为公共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必须洗刷干净的污渍。它可以表现为在社交平台上认真说出“我今天不太好，因为我还在想我失去的那只猫”，而朋友不会急着转移话题，而是会问：“它叫什么名字？你最喜欢他什么？” 这听起来渺小，却是在个体主义堡垒上凿开一扇窗。smoth在书中展示的就是这么一种微小的撬动：通过讲述自己失去猫的故事，邀请别人也把自己的失落拿出来，放在一个不至于贬值的空间里。
这种邀请在更大格局上也有回响。他对红杉林经营模式的理解——“林业不必二选一”——同样适用于对文化态度的想象。不必在“独自硬扛”和“彻底崩溃”之间做选择，不必在“完全沉默”和“过度倾诉”之间找平衡，一个社会可以发展出更多回应痛苦的梯度。关键是要让这些梯度变得可见，而可见性恰恰来自讲述。
反观主流的“正方”立场，其逻辑并非毫无来由。个体主义的哀悼观部分根源于对效率的迷恋：悲伤被看成一种生产力损失，一个人若过久地哀悼，就可能被视为工作能力低下，社交价值衰减。于是周围人会明示或暗示“你该向前看了”，仿佛生活是一条单向铁轨。但这种叙事忽略了人脑并不是项目管理系统，情感没有截止日期。当文化把“恢复”当作唯一的成功指标时，任何依然感到悲痛的人都会被默认为失败者。这样的失败感，又反过来加重孤立。于是人们吞下更多自助指南，却鲜少有机会说：“我真的没事，我就是还在难过。”
smoth的书提供了一个对照实验：如果猫的死亡能够在一个人的叙述中获得完整的在场权，如果对猫的悲伤不被删节、不必辩护，那么对人的悲伤，我们是否也能练习同样的宽容？他在书中为哀悼提出了一种“共同实践”的设想，不要求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但强调在场的价值。这个在场的本质，就是文化批评中最核心的那种能力——看见并确认他人经验的真实性。批评家看见作品内部的张力与意图，朋友看见你眼泪背后尚未说出的那层东西。二者都需要一种克制得宜的关注。
这种关注从何而来？smoth的忠实读者可能从他的Bluesky动态中得到过暗示。他不知疲倦地分享来自较少流通媒体的文章和报道，并在间隙里发布猫和桃子的照片，称之为“味觉清洗”（palate-cleansing）。这类看似随意的发布，在算法连续推送高度相似内容的时代，恰恰制造了一种人的气息。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推荐不是机器计算出来的，而是基于一种有温度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你应该看看”。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小规模的集体主义实践：把信息流变成分享，而非消费。
如果把这种实践延展到悲伤领域，集体哀悼就不再是神秘莫测的古老仪式，而更像是一种社群内的信息策展。有人分享一首恰好触动痛处的诗，有人发来一张从前没留意的旧照片，有人只是说“我记起一件事，想让你知道”——这些动作拼凑起来，就是让悲伤不再孤悬于一个内心黑箱中。smoth在森林学到的那种“不必全或无”的智慧，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应用场景：你可以同时感到极度难过和一丝被理解的温暖；你可以一边悼念一只已经不在的猫，一边规划下一次与朋友一起的晚餐；你可以不需要“痊愈”，就可以重新获得生活的质感。
至于这本书的判断，它并不试图给出步骤式解决方案。smoth更像是在拆除那面把悲伤圈禁在私人围墙里的墙，然后站在缺口处说：“看，原来我们都在墙的这边。” 读到这一层，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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