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雅希 | “近代百年”天津的现代艺术都有什么？|天津市|现代艺术|艺术史|郭雅希

史学界有“汉唐看西安，明清看北京，近代百年看天津”之说，可是，“近代百年”天津的现代艺术都有什么？

无论是在天津土生土长，还是移民到此地的艺术家和学者，都很希望能惊喜地发现，在天津早期出现过我们不曾知道的现代艺术“大师”。然而遗憾的是，据考证，天津历史上确实没有出现过像林风眠、刘海粟那样影响深远的现代艺术大师。这导致在天津艺术史学界，虽不乏有关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当代艺术的著述，但对早期现代艺术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却一直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不但使美术界和学术界不能获得对天津文化艺术整体、客观、全面的认识，也使天津的现当代艺术因研究匮乏、“没有根基”而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位，甚至导致天津艺术的现代性和创新性特征及价值常常被忽视。

正是由于这个“空白”，才有了这部《传统与变革：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研究》。本书的作者杨冰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获得美术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这部著作获得了2019年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的资助，是其多年研究的结晶。

这是一部从世界的格局，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的启蒙、成长和发展历程的著作。首先，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自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8世纪随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出访中国的副使乔治·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再到19世纪英国学者亨利·诺曼(Henry Norman)等人在审视天津时迥异于国人的视角。其次，由于文化史研究方法注重从社会学、地缘政治、日常生活及女性主义等多种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审视艺术，因此，本书强调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例如，我们看到书中的这样一段陈述：“20世纪初的艺术留学风潮是与辛亥革命之后席卷中国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浪潮相一致的。……所以，李叔同等艺术留学生远赴东洋之路，其实也是一条‘艺术救国’之路。”那么，1906年，在天津创建的中国最早的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范学堂”（天津美院前身）设立图画课、音乐课；1911年，开启中国美术教育先河的李叔同留学回津，先后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和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绘教员”；1930年，严智开在天津创建中国第一座公立美术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津的公开场合出现了诸多女性艺术社团以及作为“新女性”的职业女画家……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视为在被动打开国门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艺术救国”。而与此相对的西方早期现代艺术则是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经历了从“主题创作”向“去主题创作”的纯形式探索的转型。所以，中国早期的现代艺术与西方早期的现代艺术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此外，采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探讨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还可以使我们体会到：近代天津的艺术生态产生于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时代，本地市民、士商精英、外来移民、传教士以及寓公群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层。虽然高雅文化与世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租界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而彼此融合的关系，但随着1860年的开埠，迫于世界资本主义狂潮的推动，天津城市的转型却促进了天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文化、现代文明及现代艺术的产生。正如本书结语中所说，天津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世界化的过程’，是天津从封闭走向开放，保守走向先进，由古代变为现代，由中国的天津变为世界的天津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就是天津城市现代性的表征。这部著作全面、客观、整体地呈现了天津早期现代艺术史，为读者带来一种从未有过的还原于历史情境的时空感受和体验，也彰显了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天津早期现代艺术为中国现代文明的推进所做的重要贡献。

“天津早期现代艺术”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课题，杨冰莹博士翻阅并研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著述，耗费七年时间才最终完成。书中运用的文化史研究方法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文化转型”以来，艺术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用这一方法对天津艺术问题进行研究却从未有过。对天津乃至中国艺术界和学术界来说，这部著作的问世无疑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