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里，哈立德·哈拉比将军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他曾担任拉卡市秘密警察负责人，是巴沙尔·阿萨德强制体系的重要一环。2013年，他离开335部队，转而在欧洲过上低调生活。
他在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帮助下离开叙利亚；他曾作为双重间谍为该机构工作。不久后，拉卡落入“伊斯兰国”之手。哈拉比先到法国，庇护申请被拒，最终定居奥地利。多年来，他在欧洲各地往来，自信和许多阿萨德政权高官一样，已经把战争抛在身后。
但到2024年底，这种有罪不罚的感觉被打破。奥地利当局以其在叙利亚犯下反人类罪为由将其逮捕。他是迄今在欧洲被捕的阿萨德政权级别最高的官员。近日，他首次被判刑，刑期8年。
哈拉比案是欧洲一项沉默推进十余年的努力中最新的进展之一。检察官、律师、调查人员和叙利亚幸存者，借助普遍管辖原则，成功将一些应对政权暴行负责的人送上本国法庭。按照这一原则，酷刑、战争罪、反人类罪等最严重罪行，无论发生地在哪里，也无论受害者和被告国籍为何，都可以被追诉。
这项努力始于德国，随后瑞典、法国、荷兰以及近来的奥地利也加入进来。但相关案件仍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而且大多数针对的是“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武装组织成员。
目前，全球依据普遍管辖原则就叙利亚罪行启动的70起程序中，有68起在欧洲。仅德国就有41起。其后包括瑞典8起、荷兰5起、法国4起。比利时和英国等国也有调查中的案件，各有2起。瑞士和西班牙则已有被驳回的诉讼。总体来看，其中约16起涉及与阿萨德政权相关运作体系有关的人员。
波茨坦大学法学教授、国际刑法专家尤利娅·格内乌斯说：“我们正在看到，普遍管辖原则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适用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场冲突表明，当国际路径受阻时，国家法院启动的程序可以成为追责的关键机制。”她曾研究德国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的相关程序。
欧洲各国检方之间的信息交换，已成为这一司法模式最大的优势之一。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国际罪行项目主任安德烈亚斯·许勒概括说：“一个超越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司法生态系统已经形成。”该中心在德国法庭上代理了许多叙利亚受害者和证人。除各国国内调查外，联合国机制也加入其中，包括联合国大会设立的“国际、公正和独立机制”，负责收集和保存证据；欧洲司法协调机构欧洲司法合作组织也参与了协作。
不过，这种合作仍取决于各国本身的法律。许勒说：“这一模式可以为未来的调查提供范本，甚至可用于针对政权最高层领导人的案件，但前提是各国愿意真正投入。”哈拉比案体现了这些进展，同时也讲述了另一面：在国际法庭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受害者经历了漫长等待。
和哈拉比一样，许多政权负责人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永远不会站上法庭。2014年至2015年间，俄罗斯与另一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任何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尝试。由于叙利亚并未签署《罗马规约》，国际刑事法院只有在安理会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战争期间在叙利亚犯下的罪行行使管辖权。如今，这一机构本身也受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攻击——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曾表示，希望“拆解”这一机构。
此外，与其他冲突不同，“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为叙利亚设立特别法庭的意愿”。国际司法与问责委员会发言人内尔玛·耶拉契奇这样总结。她和该组织创始人此前曾参与为前南斯拉夫、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等冲突后设立的国际法庭收集证据。
多家组织记录显示，战争期间，至少有157000名平民死于亲政府武装之手。叙利亚人权网络还估计，在巴沙尔·阿萨德统治下，约有177000人失踪。这些数字使叙利亚成为本世纪国家暴力最致命的案例之一。
在这种僵局下，正是受害者自己开始搭建替代路径。耶拉契奇回忆说：“叙利亚活动人士和人权组织曾出现大规模动员，在罪行仍在发生时，尽可能到任何可以寻求正义的地方去寻找机会。而那个地方，主要就是欧洲。”
有人在收集证据，另一些人则在寻找愿意倾听这些材料的检察官、律师和组织。目标是为将来的那一天做准备：当司法终于能够触及那些自以为不可触碰的人时，案件已经准备就绪。
在柏林的一处难民营里，律师安瓦尔·布尼也怀着同样的希望。2011年，他离开叙利亚；同年，他刚刚服满5年刑期出狱，此前因长期为政治犯辩护而入狱。“政权里的罪犯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情承担过责任。他们一直觉得自己受到保护，享有豁免。没人相信正义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我相信。”他在柏林接受视频采访时回忆说。67岁的他留着浓密的小胡子，声音低沉，说话时常以微笑收尾。
2015年初，他住在一个难民接待中心时，偶然遇到一个自己认出来的人。那是安瓦尔·拉斯兰上校，9年前正是此人下令逮捕了他。拉斯兰曾负责阿萨德秘密警察251处，该机构掌管大马士革的哈提卜拘押和酷刑中心。2012年叛逃后，他以另一个身份来到德国，在成千上万叙利亚难民中，过着表面上匿名而平静的生活。
两人的人生充满巧合。他们同名，都学过法律，也都因战乱离开叙利亚。但几十年来，他们站在同一段历史的两端：一个为政治犯辩护，另一个则管理着一座这些反对者遭受酷刑的监狱。
德国当局查明拉斯兰真实身份后，两人再次相遇，这一次是在法庭上。昔日秘密警察负责人坐上被告席，面临反人类罪指控；曾遭追捕的律师则以证人身份出庭。
2022年1月，科布伦茨法院以反人类罪判处拉斯兰终身监禁。法官认定，他在哈提卜监狱主导了一个实施身心酷刑的体系。在其指挥下，至少4000人曾在拥挤牢房中遭受酷刑，数十人因虐待和非人道羁押条件死亡。
布尼坚持说，自己从未寻求个人报复。“这不是为了我自己，”他说，“这是给受害者的信息：正义会到来，哪怕来得很晚。也是给罪犯的信息：他们找不到安全之地。无论过去多久，正义都会追到他们。”
科布伦茨审判成为国际司法的一个转折点。布尼继续奔走，参加欧洲反种族灭绝网络与欧洲各国检察官的会议。“我告诉他们：你们有能力改变历史。”他回忆说。
“对我来说，那是我们的纽伦堡时刻。”瓦西姆·穆克达德在柏林公寓阳台上通过视频连线说。穆克达德曾从哈提卜监狱中幸存下来。“我很高兴，责任人正在一个尊重其人权的司法体系中接受审判，”他说，“我不寻求报复，我寻求正义。”
在被关押期间，穆克达德瘦了16公斤。他记得拥挤的牢房、少得可怜的食物配给——有些夜晚只有7颗橄榄和一小块面包——也记得从隔壁房间传来的酷刑声。“如果不是你在受刑，你就在听别人受刑。这是身体酷刑和心理折磨的结合。”他说。
2020年，针对拉斯兰上校的审判开始时，巴沙尔·阿萨德仍牢牢掌权。那是第一次有法院认定叙利亚政权犯下反人类罪，梳理出指挥链，并揭示出一个有组织的拘押、酷刑和强迫失踪体系。
这一审判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德国有一套机制，允许相关准备工作持续近10年。自2011年起，德国联邦检察机关就针对叙利亚政权机构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启动了结构性调查。这使得检方得以在尚未锁定具体嫌疑人之前，就开始收集证据、询问证人并记录犯罪模式。格内乌斯解释说：“这一工具在叙利亚问题上尤其重要，因为保存证据始终极其困难。”
所有受访专家还都提到德国一个决定性因素：数十万叙利亚难民的到来。幸存者、证人，甚至一些前政权官员都在德国，这使调查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行得多。
科布伦茨案树立了一个重要先例，因为这是第一次有法院依照纽伦堡审判开启的逻辑，将个人刑事责任明确归于叙利亚强制体系中的高级官员。纽伦堡审判也正是现代国际刑法的基础之一。
但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许勒指出：“与卢旺达、前南斯拉夫或利比里亚等案例不同，那些地方的国际机制都是在政权垮台后不久才开始运转；而在叙利亚，阿萨德仍在台上时，这些程序就已经启动了。”
自科布伦茨案后，针对叙利亚国家机器成员的其他程序也陆续展开，涉及情报人员、军人，甚至一名医生——阿拉·M.。他被控在霍姆斯一所军医院中对被拘押平民实施酷刑和虐待。
不过，代理哈拉比案18名受害者的律师塔蒂亚娜·乌尔达内塔·维特克回忆说，奥地利程序因诸多法律障碍而延宕。有关部门必须先解决酷刑罪在国内法中的承认问题，还要取得外交部报告，以证明这些行为不可能在叙利亚本国受审。
许多人正是把这种国家之间的差异，视为普遍管辖原则的主要限制。也参与叙利亚相关程序、并绘制全球国际调查地图的“国际审判”组织执行主任菲利普·格兰特说：“这些程序不会自发出现。必须有允许追诉此类罪行的立法，有专门处理国际罪行的机构，还要有检察官具备调查数千公里之外案件的经验。”他补充说，德国具备这些条件，荷兰、瑞典和法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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