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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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叫赵玉兰,今年三十八岁,在县城人民医院做护士长。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在医院干了十五年,见惯了生死离别,可轮到自己头上,还是扛不住。

那是去年十一月初的一个夜班。

我正在急诊室给一个酒精中毒的小伙子扎针,手机震个不停。等我忙完掏出来一看,我妈打了七个未接电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妈这人,除非天塌下来,不然不会这么拼命打我电话。

回拨过去,我妈的声音抖得厉害:“玉兰,你快回来,你爸吐血了,吐了好多血...”

我手一哆嗦,手机差点掉地上。

跟主任请了假,我骑着电动车往家赶。十月的北方小城,夜里风已经凉了,吹得我眼泪止不住往下掉。

我爸身体一直不好,肺气肿是老毛病了,每年冬天都要住几次院。可吐血...这是头一回。

到家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我爸被抬上担架,脸色蜡黄,嘴角还挂着血丝。我妈穿着睡衣拖鞋,抱着我爸的衣服跟在后面,整个人都是懵的。

我冲上去握住我爸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可看见我来了,还勉强挤出一个笑:“没事没事,别怕。”

到了医院,CT一做,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

“赵姐,你爸的情况不太好。”说话的叫刘洋,是我带出来的实习生,现在已经是主治医师了。他指着片子上的阴影,“肺部有个肿瘤,位置不太好,而且已经扩散了。”

我盯着那片阴影看了很久,问:“还有多久?”

刘洋沉默了一会儿:“如果不治疗的话,三个月左右。”

三个月。

我走出医生办公室,靠在走廊的墙上,腿软得站不住。走廊里的灯管嗡嗡响,消毒水的味道呛得我想吐。

我掏出手机,翻到老公周海波的号码。

响了七八声,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这回通了,可那边声音嘈杂,音乐声、笑声搅在一起。

“喂?”周海波的声音带着醉意。

“你在哪儿呢?”

“在外面吃饭呢,咋了?”

“我爸住院了,肺癌,晚期。”我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害怕。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传来周海波的声音:“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啊,我们公司组织的泰国游,明天出发,机票酒店都订好了,退不了的那种。”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哎呀,这不是早就定好的嘛,我和爸妈还有小雨小杰都去,五个人的团,花了好几万呢。”周海波说得理直气壮,“你爸那边你先照顾着,等我回来再说呗。”

我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

“周海波,我爸肺癌晚期,医生说最多三个月。”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旅游...”他顿了顿,“要不你跟单位请假?你不是护士吗,正好照顾你爸。”

我想骂人,可嗓子眼儿像是被掐住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护士小张路过,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说没事。

回到病房,我妈正给我爸擦脸。我爸睡着了,眉头紧皱着,呼吸粗重得像拉风箱。

“海波怎么说?”我妈小声问。

“他说...”我看着我爸苍白的脸,“他说明天过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撒谎。也许是我不想让我妈知道,在她女婿眼里,我爸的命比不上一次旅游。

第二天一早,我给周海波打电话,关机了。

打到他妈那儿,倒是通了。

“喂,玉兰啊,我们在机场呢,马上登机了。”婆婆张秀芝的声音兴高采烈的,“你放心,我们会给你带礼物的!”

“妈,我爸住院了,肺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张秀芝说:“哎呀,那可真不巧。不过你也别太担心,现在医学发达了,啥病都能治。我们玩几天就回来了,到时候再去看亲家公。”

“你们不能走。”我的声音有点发抖,“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怎么照顾不过来?你不是护士吗?正好专业对口。”张秀芝笑了两声,“再说了,你弟弟呢?让他也搭把手啊。”

“我弟在深圳打工,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那就没办法了嘛。”张秀芝的语气变得不耐烦,“行了行了,要登机了,不说了啊。”

电话挂断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医院大厅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急匆匆地跑,有人慢悠悠地走。

这个世界真热闹啊,热闹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多余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上班,晚上照顾我爸。我妈年纪大了,熬不了夜,我就让她回家休息,自己守在病床边。

我爸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不到一个月,他就瘦得脱了形,一米七五的个子,只剩下不到一百斤。他的眼睛深深凹进去,颧骨高高凸出来,躺在床上像个纸片人。

有时候他会清醒过来,拉着我的手说:“玉兰,你别太累了,爸没事。”

我就笑着说:“爸,你好好养病,等你好了,我带你去北京看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好不了了。

十二月中旬,我爸陷入了昏迷。

那天晚上,我守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干枯得像树皮,青筋暴起,指甲盖泛着灰白色。

监护仪上的数字一直在下降。心率越来越慢,血压越来越低。

凌晨三点十七分,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医生护士冲进来,抢救了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后,刘洋走出来,对我摇了摇头。

我没哭。

我只是走过去,帮我爸合上了眼睛。他的眼皮还有点温热,睫毛扫过我的指尖,痒痒的。

然后我去办死亡证明,联系殡仪馆,通知亲戚朋友。

我给我弟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来。

我给周海波打电话,这回通了。

“喂?”他的声音迷迷糊糊的,应该是被吵醒了。

“我爸走了。”

“哦...什么时候的事?”

“刚才。”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周海波说:“那个...我们明天就回去了,后天到家。”

“不用了。”我说,“我自己能处理。”

挂了电话,我蹲在医院的走廊里,终于哭了出来。

我哭得很克制,不敢出声,怕吵到别的病人。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

办葬礼那天,周海波一家还没回来。

我弟弟从深圳赶了回来,红着眼睛跟我一起操持。我妈哭得站不稳,被我扶着才能完成仪式。

我爸的遗照是我选的,是他六十大寿那年拍的。照片上的他笑得特别开心,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我看着那张照片,心想:爸,你走得不安心吧?女婿一家人在海边晒太阳呢,谁都没来送你。

葬礼结束那天下午,周海波给我发了条微信:我们到家了,晚上一起吃饭?

我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你爸的事,节哀。

我还是没回。

晚上回到家,我发现家里多了几个行李箱,客厅里堆满了泰国的特产和纪念品。

周海波坐在沙发上刷手机,看见我进来,抬起头笑了笑:“回来了?吃饭了吗?”

我没理他,径直走向卧室。

“哎,你什么意思啊?”周海波追上来,“我好心好意关心你,你摆什么脸色?”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

这个男人,我嫁给他十二年,给他生了一儿一女,伺候他爹妈,操持家务,上班挣钱。可他呢?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带着全家去旅游了。

“周海波,”我说,“你知道我爸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他愣了一下:“什么?”

“他说,海波是个好女婿,让我好好跟你过日子。”

周海波的脸色变了变,嘴巴动了动,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走进卧室,关上门,把自己锁在里面。

外面传来周海波的声音:“神经病,至于吗?”

至于吗?

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月亮,忽然觉得很累很累。

这种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累。

第二章

我爸走后,日子还得过。

我照常上班,照常接送孩子上下学,照常给公婆做饭洗衣。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没变。

可有些事情变了。

比如我不爱说话了。

以前下班回家,我会跟周海波聊聊医院里的事,哪个病人出院了,哪个家属闹事了,今天食堂做的什么菜。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

周海波一开始还试图哄我,买了我最爱吃的糖炒栗子放在茶几上,周末主动带孩子出去玩,让我在家休息。

可我没接他的茬。

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该怎么接。

每次看见他,我就会想起我爸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想起我一个人签手术同意书时的恐惧,想起深夜守在病床边时走廊里空荡荡的回声。

这些记忆像一根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婆婆张秀芝倒是挺高兴。

她觉得我终于“懂事”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势”了。

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张秀芝忽然说:“玉兰啊,你看你爸也走了,你妈一个人住也不方便,要不让你妈搬过来住?”

我抬头看着她,有点意外。

张秀芝难得露出慈祥的表情:“反正咱家房子大,多个人也热闹。”

我心里一暖,觉得婆婆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可接下来的一句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正好,你妈可以帮忙带带孩子,做做饭。你看我跟你爸年纪也大了,总不能老让我们伺候你们吧?”

原来如此。

我放下筷子,看着张秀芝:“妈,我妈身体也不好,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她自己都需要人照顾,怎么带孩子做饭?”

“哎呀,又不是让她干重活,就是搭把手的事儿。”张秀芝撇撇嘴,“你们年轻人就是矫情。”

周海波在旁边打圆场:“行了行了,这事儿以后再说。”

“以后以后,什么都以后!”张秀芝把筷子一拍,“你看看别人家的儿媳妇,哪个不是把婆婆供起来?就你家这个,一天到晚甩脸子给谁看?”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不要生气。

可那些积压已久的情绪,就像高压锅里的蒸汽,总有一个发泄口。

“妈,”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爸刚走,我现在心情不好,能不能别说这些?”

“心情不好?谁心情好啊!”张秀芝的声音提高了八度,“我儿子娶了你这么多年,我享过一天福吗?你们家那点儿破事,天天挂在脸上,给谁看呢?”

“妈!”周海波站起来,“别说了!”

“我怎么不能说了?我是你妈!”张秀芝眼圈红了,“我这辈子容易吗?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娶了媳妇忘了娘,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小姑子周小雨赶紧拉住她妈:“妈,别生气了,嫂子也不是故意的。”

周海波的儿子周小杰今年十岁,坐在旁边一声不吭,低头扒饭。

我看着这一家人,忽然觉得很可笑。

他们是一家人,我是外人。

永远都是。

我站起来,回了房间。

身后传来张秀芝的哭声和周海波的劝慰声,还有周小雨的附和声。

这场面,我见过无数次了。

每一次,都是我认输。

可这一次,我不想认输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

周海波的大伯住院了,脑血栓,情况不太乐观。

大伯住在我们医院,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消息。

那天我值夜班,正在查房,忽然接到周海波的电话。

“玉兰,大伯住院了你知道吗?”

“知道,就在我们科。”

“那你赶紧去看看啊,帮忙安排个好病房,找个好大夫。”周海波的语气很急,“我爸急得不行,非要亲自去医院。”

“我已经安排好了,单人病房,刘洋主治,明天会诊。”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然后周海波说:“那行,辛苦你了。”

挂了电话,我继续查房。

走到大伯病房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说话。

是大伯的女儿,周海波的堂妹周艳。

“爸,你放心,嫂子在这家医院当护士长,有啥事儿找她就对了。”

“她能靠得住吗?”大伯母的声音,“我听你婶儿说,这女人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给海波脸色看。”

“哎呀,人家刚死了爹,心情不好也正常。”周艳说,“不过话说回来,她爹死的时候,海波一家都在泰国玩,这事儿做得确实不地道。”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钱都交了,不去浪费了。”大伯母叹了口气,“再说了,她爹那病,就算海波在家又能怎样?还能救回来不成?”

我站在门外,听着这些话,手指慢慢攥紧了病历本。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爸的死,不过是件小事。

就像地上的蚂蚁,踩死了就踩死了,谁会放在心上?

我推门进去。

屋里的人都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