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两国交往的历史超过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先人对这个东邻有过许多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不只是名字的变更，更记录了历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与判断。
从最早的文字记载直到明清时期，先人们留下的称呼，可以说早已看穿了某些东西。
一、先秦至秦汉：“倭”与“倭奴”
中国史籍中最早对日本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山海经·海内北经》中就有“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的说法，说明那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在东方有一个叫“倭”的地方。
到了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记载更为明确：“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这是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最早记载。此后，《后汉书》《三国志》《隋书》《旧唐书》等历代正史，都沿用“倭国”或“倭人”的称呼。
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曾赐给倭奴国国王一枚金印，印文为“汉委（倭）奴国王”。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
从这些记载来看，中国先人从一开始就把日本定位为东方海中的藩属，以“倭”称之，虽然未必有强烈的贬义，但也绝无平起平坐之意。
二、魏晋南北朝：沿用“倭”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正史继续沿用“倭”的称呼。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有专门的“倭人传”，详细记载了日本列岛的地理、风俗以及与曹魏的交往。
《后汉书·东夷传》也有“倭传”。
这一时期，日本列岛上的政权多次遣使到中国朝贡，接受中国的册封。
从“亲魏倭王”等封号可以看出，在中国看来，日本始终是东夷之一，是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的藩属。
三、隋代：“日出处天子”的野心
到了隋代，事情起了变化。
隋炀帝大业三年，即公元607年，倭王派遣使者来到隋朝，使者递交了一封国书，上面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这封国书让隋炀帝非常不高兴，《隋书·倭国传》记载：“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在隋朝看来，天下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大隋的皇帝。倭王自称“日出处天子”，把隋炀帝称作“日没处天子”，这分明是要与隋朝皇帝平起平坐。
日本刚刚从“倭”改称“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就在国书中以“日出处”自居，其用意再清楚不过：你隋朝皇帝是西方日落之处的天子，我倭王是东方日出之处的天子，咱们各管一方。
这种“天有二日”的外交姿态，被隋炀帝一眼看穿，所谓“日出处天子”的自称，哪里是什么地理描述，分明是不甘居人下的政治宣言。
先人从这个称呼中，已经看出了这个东邻的野心。
四、唐代：从“倭国”到“日本”
唐代是改名的关键时期。
关于改名的原因，中国史书上有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唐高宗公元670年。当时日本派使者来唐朝祝贺平定高丽，使者逐渐学会了汉语，觉得“倭”这个名字不好听，就改称“日本”。
不过，唐代的史官们对这个说法也有怀疑。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了另一种说法：有人说“日本”本来是一个小国，后来吞并了倭国的土地，所以用了“日本”这个名字。由于日本使者说法不一，唐朝的官员们也不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这个国号是武则天改的。
无论如何，“日本”这个国号最终在唐代被中国朝廷正式承认并使用，2004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上刻有“国号日本”四字，墓志年代为公元734年，这是“日本”国号在中国得到承认的最早实物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改名的理由是“恶倭名不雅”——觉得“倭”这个称呼不好听。
但一个名字好不好听，不过是借口罢了，从“日出处天子”的国书就可以看出，日本真正想要的，是摆脱“倭”这个藩属色彩浓厚的旧称，用一个听起来与“日出”相关的新名字，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五、宋元时期：“日本国”与“倭寇”的出现
宋代正史《宋史·日本国传》记载：“日本国者，本倭奴国也。自以其国近日所出，故以日本为名。或云：恶其旧名，改之也。”
《元史·日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日本国在东海之东，古称倭奴国。或云：恶其旧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国近日所出也。”
这一时期，中国文献中开始出现“倭寇”一词，元代文献中已有使用“倭寇”的记载，明代张萱所著《西园闻见录》中记载，徐福东渡之后“号狼贪，往往窥伺，得间则肆为寇掠，故边海复以倭寇目之”。
书中还直接点明：“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屡寇边陲。”
这些记载清楚表明，中国先人早已看穿日本“狼子野心”的本质——表面上遣使朝贡，实际上伺机劫掠。
六、明代：“倭寇”——称呼暴露本质
到了明代，日本海盗频繁侵扰中国东南沿海，中国称之为“倭寇”。
“倭寇”一词，专门用来指那些到中国沿海劫掠的日本浪人和海盗集团。
《明史·日本传》中多次出现“倭寇”的记载，这个称呼把原来的“倭”字和“寇”字连在一起，“寇”是盗寇、匪寇的意思，带有强烈的贬义。
从“倭国”到“倭寇”，称呼的变化反映了中日关系从朝贡往来变成了武装冲突，中国先人对这个东邻的认识，也从“东方岛国”变成了“海上寇盗”。
关于明代的文献中还有一段著名的对联故事。
据说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人在外交场合出一上联：“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
意思是日本兵强马壮，有八个大王并肩作战，可以独自打败中国。
清朝使臣当场对出下联：“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
下联针锋相对：所谓的“八大王”不过是“四小鬼”，你们狼子野心，想要来袭取大清的龙衣，必定被擒拿。
这个下联直呼日本为“倭”，并且用“魑魅魍魉”——山妖水怪——来形容日本人，可谓是入木三分。
七、先人的眼光
回顾中国历史上对日本的各种称呼，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
先秦叫“倭”，是就事论事的地理记载；汉代叫“倭奴”，明确了藩属地位；
隋代遇到了“日出处天子”的自称，隋炀帝一眼看出其中的无礼和野心；
唐代，日本自己要求改称“日本”，理由是“恶倭名不雅”，但先人们从“日出处”三个字里，早已看穿了它想平起平坐的心思；
到了明代，“倭寇”一词则把日本与海盗劫掠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从《山海经》的“倭属燕”，到《隋书》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再到《明史》中反复出现的“倭寇”，中国先人用不同的名字记录下了对日本的认识过程。
千年以来，名字在变，但这个东邻的行为模式，先人们通过白纸黑字的史书记载，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先人那种透过名字早就看清本质——不管对方换什么好听的名字，骨子里的东西，早就被看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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