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牵头编撰的《中国古代史》上、下册，约一百万字，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代史大学教材，可能也是整个史学界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成活的教材。所谓系统，是就其完整性而言，它包含古代史的方方面面；所谓成活，是没有因急剧的政治变动而作废或终止发行。
那时多个院校都编了教材，据我所知，多数没有出版。即便出版了，也因书中的政治问题或大量的“文革”化观点、语言，都回收成了废纸。我们这部《中国古代史》,一下子就印了十万册，被许多大学用作教材，时间不长，又加印了五万册。一九七九年以后入学的多届大学生，因使用此书而对我多少有点印象。这本教材的借阅率是很高的，我曾到过一些大学图书馆，发现这本书被翻阅得破破烂烂，几乎没有完整的页码。直到今天，该书仍被学生们借阅。特别是考研究生，很多学子认为除观点有些过时，该书叙事条理清晰，准确而又简练，仍便于应试。
编撰这部教材，前前后后用了近七年的时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富戏剧性、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我们编著这部书，与那个时代休戚相关，深深打着时代的烙印，反映了那个时代一群史学工作者的经历。我作为主持者，做点回忆，或许能从一个侧面表明一点心路。
我怎么成了教材编撰的主持者?
南开大学历史系古代史人才济济，名家以郑天挺先生为首，其后有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诸先生，再下还有几位讲师。而我在助教中也不是资格最老的，怎么竟成了主持者呢?
历史系一九七一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没有可用教材，由于当时许多通史著作的作者被打倒、被批判，不能把他们的著作列出来，让革命接班人阅读。没有教材是一个大问题，于是提出编新教材，系领导(主任是魏宏运，总支书记是军代表任洪林)决定，由我来承担主持编写古代史的任务。
由我主持编写，说来有点蹊跷，但当时的局势似乎也只能如此。突出政治，表现在组织和人事上，就是突出党员，而在历史系，我的党龄属于长的，“文革”前我还是总支委员、支部书记。一九七○年虽说还是“五·一六”嫌疑分子，但丝毫证据没有，估计头头们压根儿也不相信，我居然在“文革”中几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既然有一位“五·一六”分子咬了我一口，“五·一六”案还在审查中，在政治上把我挂起来，也算合乎情理，让我做些业务方面的工作，应该说还是一种信任。当时古代史的人员，要么属于“一批二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么不是党员，是党员的，又比我年轻得多，党龄不够长。于是，由我来主持，似乎是不二选择。
三易其稿
这部稿子前后经过三次修改。
第一稿在一九七三年写出，先油印，随即内部铅印，分上、下册，六十余万字，印了三千套，不少学校和单位前来购买，很快告罄。这本内部铅印稿，又被人民出版社看中，出版社刚刚恢复业务，苦于没有人投稿，他们便到大学搜罗，看了我们的铅印稿，认为有修改的基础，便约定要我们进一步修改，由他们出版。负责编辑和组稿的是吕一方先生，她是南开的老学生，一九五一年毕业，被分到人民出版社，是诸位老先生的学生、我们的师姐，一下子就成了熟人和朋友。那时没有书面合同之类的契约，也没有稿费，只是口头约定。
第二稿，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六年进行修订。当时全国风行与工农兵合作编书，搞所谓“联合编写组”,我们也不能不卷进风中，我们去的是天津站。一九七六年，移回到学校，我以修改稿子为名，向主管编写教材的副校长娄平汇报编写进度与问题，希望能离开历史系，找个清静地方，娄平副校长很支持，立即向图书馆要了一间办公室，我们便躲进小屋成一统，堂而皇之地不参加系里的各种活动。当时正值“反右倾回潮”的高潮，接着又是清查“四五事件”(一九七六年北京发生的所谓“反革命”大事件),如此等等，我们都躲开了，直到唐山大地震为止。两年里磨磨蹭蹭，全稿扩充到近百万字。
打倒“四人帮”之后，形势大变，我们重新检阅了一遍稿子，除了儒法斗争需要修改，其他问题不是太大，人民出版社编辑也认为有修改的基础，他们催促尽快修改和出版。于是，一九七七年进行了第三次修改。由于唐山大地震对天津影响太大，学校禁止到教学楼上班，我们都住地震棚，难于开展工作。当时出版社苦于稿荒，作者在原单位受政治活动干扰又大，他们一旦发现有合适的稿子，常常把作者请到出版社来住，进行修改、定稿。我们编写人员也被请到人民出版社居住，开始六个人住一间大办公室，紧靠他们的资料室，核对材料很方便，后来移住到新盖的招待所，两人一室，前后达半年之久。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一幢楼里，两个出版社都有一群作者，吃饭时挤得一塌糊涂。
如何组织人员
现在想起来，其间不少苦乐，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思想很矛盾，一方面不愿意涉及文字之事，避免以文招祸；另一方面，教材编写这类事，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参加与否，往往与政治信任度连在一起，如果政治上不被信任，可能有诸多麻烦在后边等着，所以又都希望能参加。
我是组织者，也可以说是领导者，人员如何安排和使用，由我决定。反复考虑后决定，除了郑天挺先生，古代史留校人员一律参加。当时郑先生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似乎有什么历史问题尚待结论。另外，郑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也不宜承担具体写作任务，但开会讨论编写事宜，多请他参加。一九七四年第二次修改时，有几位从农村下放回来，我把他们也都吸纳进来，同时对写作任务做了适当调整。此时有一位工农兵学员刚毕业留校，“掺沙子”进来的，我也给他安排了写作任务。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冯尔康同志，当时明清部分的人员集中，难于调配，冯尔康同志主动提出写东汉部分。参加写作的有九人，另请傅同钦同志负责插图，总共有十位同志参加。在写作任务的分配上，或许有欠缺的地方，但所有古代史的人员都参加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团结所有古代史的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一视同仁，具体分工如下：
王玉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春秋
刘泽华：战国、秦、西汉
冯尔康：东汉
孙立群：三国
杨翼骧：魏晋南北朝
杨志玖：隋唐、宋、辽、金
郑克晟：元
汤纲：明
南炳文：清
傅同钦：插图
《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
“文革”把一切几乎都推翻了,“最高指示”是“史学要革命”,见诸报端的一统舆论是:“要把资产阶级占领的史学阵地夺回来”,“要重新改写历史”,批判“封资修”,等等。对上述口号和纲领性的观念,我们,至少是我,主观上是紧跟的。其他人是否都赞成,心里怎么想,我不清楚,明面上没有人提出异议。
真要写书,从哪里入手,此时我想到翦伯赞当年编写《中国史纲要》,有过一个《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意见》,于是我仿效,也搞了一个《关于编写〈中国古代史〉若干问题的初步意见》。当时明面上批判翦伯赞,但对他的那份“意见”,感到有不少可取之处,有启发和参考意义。当时的主旨是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经过大家讨论,形成了一个油印稿。后来这个油印稿在《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一期上发表。之所以刊出,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学报》编辑特地加了“编者按”,意在说明我们是抵制“四人帮”的“评法批儒”,批判“四人帮”“大肆鼓吹阶级调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等反动唯心史观”。
其实,我们仅仅是在“评法批儒”方面没有走得那么远、那么彻底,没有贯彻“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而已,对当时的大思潮说不上有什么抵制。随着一九七八年后开始的思想解放,就个人来说,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提倡百家争鸣
“文革”后实行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提百家争鸣。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我感到,如果没有一点自由的空间,大家都不发言,事事听我在那里“撑阖”,大家没有积极性,只是“听喝儿”,是根本无法进行编写的。如何能使大家说话呢?我想到了百家争鸣这个被尘封的方针，大家还信不信百家争鸣，姑且不论，但我必须从这里入手来引导大家积极思维，同时我一再保证，如果出了问题，由我一人承担，与大家无关。当时全校普遍在编教材，一九七二年，我在全校编写教材经验交流会上，做了贯彻百家争鸣的经验介绍。“文革”开始之后只讲“专政”,报章上根本见不到百家争鸣的字眼，我以此为题介绍经验，引起全校强烈反响，校档案馆至今保留着我的发言摘要。
我当时理解的百家争鸣，是有严格限定的。
第一，对敌人只能批判，不在百家争鸣之列。那么谁是“敌人”?
敌人说的都是“敌话”?比如翦伯赞被点名批判，又自杀，是否就是敌人?他说过的话都属反动?在我心中一直有疑问，我主持写过批判他的“让步政策”论，把他列入刘少奇一帮，但我对他的《处理历史问题的若干意见》感到又有可取之处；我明面上说必须批判他，但内心又有相通之处，真是无奈复可悲!我在发言中说，不能与翦伯赞争鸣，但如果是人民而持与他相同的看法，则属于可以争鸣的问题，我特地举出“让步政策”,我直指翦伯赞有其政治目的，是属于批判对象，但如果“人民”也有持“让步政策”论的看法，则是认识问题，应属于可以争鸣的范围。这就是最高领袖所说的要区分敌我两类矛盾吧。现在看来，是多么滑稽和诡辩，但在当时，却是一种稍有点胆色的见解。
第二，凡是领袖有过明确论述和指示的，必须绝对贯彻和执行，不能争鸣。
有了上述两条，还怎么开展百家争鸣呢?但是久违了的百家争鸣这个词，毕竟被提出来了，由是在一九七三年反回潮时，我又遭到不少大字报，说是复辟，背离了“全面专政”的理论与方针。贴大字报最凶的，竟是提议和决定我去介绍经验的教务处诸位仁兄。后来我们的书出来了，我就一本也不送给他们。
在一片专政声中，即使这样的百家争鸣，也多少创造了一点相对宽松的小环境和气氛。当时不少学校都在编教材，北京师范大学集中了多所师范院校编写《中国古代史》,一九七三年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取经，举行座谈。何兹全先生在一篇忆郑天挺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对这次座谈会的印象，他说：“南开的同志都敢说话，他们都是思想解放、心态舒畅的。”后来我与何先生交往渐多，他一再对我说，诸位老先生对你评价不错，说你是个“开明的好领导”。其实我能领导什么?无非就是不搞和少搞那时通行的那一套，不搞什么路线分析之类的活动，也不搞什么特别的政治活动，远离政治话题。分工之后，各自回家写作去。参加编写的汤纲同志，家属在上海，我就瞒着领导做主，允许他长期回上海，应名去工厂搞“三结合”,没有人管，自由自在。这就是我的所谓领导方式。在当时一片政治挂帅声中，我的方式的确有点放任和无为。就实而论，这比较符合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口味，仅此而已。
关于农民起义与“让步政策”及“反攻倒算”
当时许多颠三倒四的教导，使人眼花缭乱，确实让人难以跟从。稍微冷静后，我也试着想想能否有自己的主见，走出“让步政策”论和“反攻倒算”的思考，可以作为当时在学术上自主意识萌芽的一个例证。
前边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其中一段说：“他们(引者按，指史学界的资产阶级权威)叫嚷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煞。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过去带有公式性的做法是，农民起义之后必有“让步政策”;孙达人批判“让步政策”论和这篇社论之后，又有一个新的公式，即农民起义之后必有“反攻倒算”。如果查一下当时编写的教材(内部铅印或油印本),这几乎是一个通例，我们写的教材，自然也不例外。
以往的古代史，都把大规模的导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放到一个朝代的末尾来写，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却别出心裁，把这类农民起义置于新王朝的开始，俗说“农民起义打头”。这种改动有深意在，那就是强调农民起义的开创之功，但曾遭到翦伯赞的批评。“史绍宾”(“史学哨兵”的谐音)著文，对翦伯赞进行过猛烈回击。“史绍宾”是革命派，很有势头。(希望“史绍宾”先生能露出真面目!)
农民起义作为新王朝的打头，很难说清楚历史的连续性；如果接着农民起义而来的都是“反攻倒算”,许多新王朝的政策也难以说清楚。我们写教材时，我就想出一个办法，即把大规模的、引起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单独列一章，既不附属在一个王朝的末尾，又不以它打头。我的理由是：农民起义时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既不同于前朝，也不同于后朝，而是一个特殊时期：第一，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与前朝有重大变化，是农民与地主社会地位的起伏和转化时期；第二，与后来的王朝相比，社会关系与社会矛盾的地位也不相同，后朝重建了封建秩序；第三，这个时期农民有诸多创造。
新王朝的开始用“恢复封建秩序”作标题，这个标题相对“反攻倒算”的大标题而言，有更多的空间来论述新王朝的制度和政策，但我们也不敢一点也不讲“反攻倒算”,只是采取了尽量弱化的策略，全书只有两处在子目中标出，其他只在行文中提一句。当然，更避免讲“让步政策”。这里以写“西汉”一章为例来说明当时的思路：
楚汉之争(子目 略)
西汉的政治
一、刘邦恢复和重建封建秩序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一)恢复和健全封建国家机器，加强地主阶级专政恢复和健全封建国家机器，重建赋税徭役制度收集地主阶级人才，充实各级封建政权恢复地主的爵位和田宅
(二)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功臣侯和迁豪
(子目 略)
(三)恢复农业生产的各项措施
(子目 略)
文中只字不提“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尽量就事说事。关于恢复“封建秩序”,我并不是把它纳入“反攻倒算”之中。一九七九年，我在《论刘邦》一文中有如下论述：
继农民起义之后，“恢复封建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前途……封建的生产关系是当时唯一能使生产得以进行的形式……恢复封建秩序更是不可避免的……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结束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恢复封建秩序，以保证生产的恢复，使社会的存在得以延续；但又不能因此否定农民继续反抗的合理性。既要看到农民起义之后恢复封建秩序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但也应看到由于这种必然性中产生的阶级对抗内容……
农民大规模起义失败后，恢复封建秩序首先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而在一定条件下也不同程度地符合农民的利益，这个条件取决于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是否适合于生产力恢复和发展……
农民起义失败后，恢复封建秩序这一必然性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向。新统治者概无例外地要实行恢复封建秩序的政策。刘邦“恢复”政策的高明处就在于他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选择了一条既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利于加强刘氏政权，又能为多数农民接受或不超过农民负担能力的政策。
我之所以不谈“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理由如下：
经过农民起义打击和战乱，新的统治者同旧的王朝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别。“让步政策”论所说的让步，通常都是比较税收的数量。离开生产条件、劳动生产率等具体条件是很难判断这种数量的含义的。如果以绝对量为标准，那么能否在整个封建社会找出一个最高量，其他所有低于最高量的都叫让步呢?“让步政策”论也承认新统治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封建秩序”,正像“反攻倒算”论所指出，怎么把“恢复”叫作“让步”呢?另外，新统治者采取什么政策还有许多偶然因素，翦伯赞同志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就指出，不是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都有让步的。
“用反攻倒算”来看刘邦这类新统治者对农民的政策同样也是不科学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推翻秦王朝以后，原农民起义领袖如刘邦等能否避免转化为封建统治者呢?起义者以及广大农民能否另辟一条非封建化的道路呢?把刘邦这类新统治者的政策概括为“反攻倒算”,实际上是以农民领袖可以不转化，农民可以另走一条非封建主义的道路为前提的。很显然，这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
“让步政策”论是离开具体历史条件的形式主义比较，“反攻倒算”论是离开了历史规律的主观主义的比较。
在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修改《中国古代史》时，我避开“让步政策”和“反攻倒算”,内心的理由大抵如上，当时还不能说得太白，但意思获得多数人的赞成。不过也有同志认为，还是要表示贯彻“最高指示”为妥，我也不勉强，由执笔人自行选择，于是出现不同的体例。明代部分最为明显，子目就有“倒算”的字眼，求同存异，也是“合众”的一种妥协方式。
放到今天看，从广义上说，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矛盾的双方既互有“让步”,也有“反攻”,其作用也是多样的，要具体分析。
儒法斗争问题
这个问题是最费脑子的一件事。写第一稿时正值“批林批孔”,紧跟批孔，《孔子》一节是我写的，应该说是一批到底，只是稍稍肯定了他的教学方法。对秦始皇，则用足了笔墨给予肯定，但也提到几句关于他的残暴。没有想到，在一九七三年底“反右倾回潮”中，挨了一批大字报，我不得不进行检查，事情也就过去了。写第二稿时，正赶上“评法批儒”的高潮，又是在“用儒法斗争重新改写历史”的大浪潮中。我虽然内心是拒绝的，但政治形势也不能违抗。于是，我沿着传统思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儒法斗争要在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大原则下来处理。儒法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路线斗争，不是历史的主体。至于哪些人是儒家或法家，斗争又如何，由执笔者自己裁定。由于强调了阶级斗争，儒法斗争讲得不多，没有成为主线，“文革”后修改，没有费很多事。
下工厂与工人联合写作
翻开那时的文章，有许多署名“某某单位与某某工厂联合写作组”,这是知识分子下工厂劳动锻炼、向工农兵学习和接受改造的一种方式，也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的一种途径。在这种大潮下，我们也同样赶风头，下工厂，与工人联合编写教材。
我们写第一稿时，是在书房里“闭门写作”。一九七四年修改时，要求与工人联合，我们选择了天津站，因为“工军宣队”的负责人吕师傅来自天津站。车站派了三位工人参加，有一位识字不多的老工人，有两位刚刚参加工作的女青年,刚初中毕业。我们与工人相处得蛮融洽,熟悉之后,他们一再说,现在时兴“三结合”,可我们哪知道什么是中国古代史,能写什么,你们不要难为我们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心中有数,这是一种花架子,给人看的,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知识分子自我保护的一种外罩,所以也就不请他们执笔。
车站领导挺照顾我们,给了一间办公室,每个星期有两天坐在一起,名义是讨论我们写的稿子,更多的时间是闲聊。我们以下厂为借口,基本不参加学校内的任何活动,躲个清静,这里成了我们的避风港。一九七五年“反右倾翻案风”,我们就躲在这里,几乎不参加学校的有关活动,成为运动的死角。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把我们与工人的联合震散了,但我们与几位工人,还有长时间往来。有一位是售票员,那时车票很紧张,我们没少麻烦她,走后门买票。
署名与排名次
一九七八年书要付印,那时已经逐渐恢复了著作的个人署名。我们编写教材的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提到署名问题,这时诸位中年同志提出应署名,以示个人责任。此时,也恢复了稿酬,也有稿酬分配问题。
如何署名,首先是排名问题。另外,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盛行时期,只要有“最高指示”的,都是政治问题,诸如“让步政策”、“评法批儒”、“清官”,以及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等问题,如果出了问题,谁是首当者?我作为组织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多数同仁推举,我列于首席。但我也有顾虑:一是这样一来,我的老师就得排在我后面,可能会引起议论,说我不尊重老师等,给自己带来恶名;但是,请哪位老先生居前呢?他们没有组织编写之事,也不应让他们承担日后可能出现的麻烦,想来想去,只能由我担当。二是九位作者如何排序,也是一个难题,处理不好,会引起矛盾和麻烦,于是我在会上表示，“陈平分肉”,公与不公在我一人，同志之间不要生疑。我作为首席作者，可能给我带来名誉，也可能引来麻烦，如出问题，责任由我承担。我考虑多种因素，由我一人做主排定了名次，当与不当，都是我的责任。至于分稿酬，完全依据字数，我作为首席作者，不多拿一分钱。因此，作者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和不快。
回想起来，我主持古代史教研室有七八年的时间，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在人心如此分离的情况下，老中青教师能较为平和地合作，写出这样一部教材，应该说诸位没有虚度时日，总算完成了一件事。诸位老少先生，对我关照和爱护有加，一九七八年，几乎一致推举或支持我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特别是我老师辈，如果有一位出来反对，可能就会有障碍。直到今天，我没有向任何一位先生表示过特别的致意。我的老师都先后过世了，同龄人里也有人先走了，每每想到他们，令我无限感怀和悲伤。而健在的诸位，至今都是我的挚友。一九八○年，我因健康原因，辞去教研室主任的职务，成了一名普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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