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记不记得，从小我们就被塞进了一个标准的人生模板里？要念一个有“明确前途”的大学专业，找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在三十岁之前结婚，然后拥有自己的房子，最好再生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凑个“好”字。这个蓝图熟悉到像呼吸一样自然，以至于我们很少停下来问自己一句：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真的一步不差地活成了那个样子？
答案可能是，没有。1950年，美国空军为了设计出适合“标准飞行员”的驾驶舱，曾经测量了4063名飞行员，从身高到眼睛与耳朵之间的间距，整整140个身体维度。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数据，描绘出一个“平均的男人”。那时，一位名叫吉尔伯特·丹尼尔斯的年轻中尉出于好奇，把计算出来的平均值和每个飞行员的原始数据进行了一一比对。结果令人震惊：在最重要的十个身体维度里，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完全符合那个所谓的“平均值”。一个都没有。那间为“平均人”精心打造的驾驶舱，到头来，其实是为谁都不存在的幽灵而设计的。
我们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去设计飞机驾驶舱，但我们很多人，却耗费了漫长的年月，试图让自己挤进一个与之类似的“驾驶舱”——一个叫做“正常”的人生模板。这个模板精确到了每一个年龄刻度该完成什么事，精确到让我们在某个失意的深夜，会因为自己迟到了一点点而深深地感到愧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把自己活生生的尺寸硬塞进那个标准化的模具里，会不会也和那些飞行员一样，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合适”过？
畅销书作家赛斯·高汀在《我们都是怪人》这本书里，毫不留情地拆穿了一个真相：我们现在所执着追求的“正常”和“大众”，根本不是人类情感的自然产物，而是一个工业时代的副产品。在那个只有生产单一产品才能让工厂效率最大化的年代，在那个媒体只能用同一个声音向所有人喊话的年代，商业世界必须虚构出一个“正常的人”，并且让所有人都相信，这个虚构的人想要的，就是你想要的。于是，学校被训练去批量生产整齐划一的毕业生，大公司因为能够用同一种方法服务所有人而获得巨大的奖赏。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我们的经济体系和文化建构，就是牢牢地建立在这个巨大的谎言之上，久到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它只是一个谎言。赛斯·高汀认为，当时代变了，当选择变得无穷无尽，当人们越来越容易找到和自己思维同频的小圈子时，这个属于工业时代的“正常”神话正在慢慢崩塌。剩下的，只是一个个不同的小群体，在每个群体内部，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再自然不过，虽然在外人眼里，这群人多多少少有点“怪”。这其实是一场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拉锯战：我们都渴望脱颖而出，成为独特的自己，但又深深地恐惧那种特立独行带来的孤独。
如果说这种“做自己还是随大流”的拉扯是全世界人都有的烦恼，那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沉重感是加倍的。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研究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衡量个人主义的指数上，满分100分，我们的得分只有14分。这意味着，从文化结构的底层逻辑来看，我们所在的环境天生就更看重个人对集体的融入，更在乎你和别人是不是一样。
所以，当你因为三十岁还没结婚而焦虑到失眠的时候，当你因为辞掉稳定的工作去追求热爱而被亲戚视作“异类”的时候，那种像潮水一样淹没过你脚踝的压力，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而仅仅是源于这套被提前设置好的程序。你并没有做错什么，你只是在用自己真实的尺寸，去适应一个本该千姿百态的世界，却不幸撞上了一堵叫做“统一标准”的墙。
下次当你再一次觉得自己不够“正常”，或是被那种没有跟上大部队的恐慌紧紧摄住的时候，不妨想想1950年的那个空军研究室。连几千个受过严格筛选、体格远比常人强健的飞行员，都找不出一个能在十个维度上同时达到“平均值”的人，我们又凭什么要求自己复杂、纤细、充满流动性的生命轨迹，要去符合那些不知被谁草草拟定的冰冷刻度呢？
那个你苦苦追赶的“正常”，也许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为谁都不存在的幽灵而设计的驾驶舱。既然它压根儿容不下任何一个真实的人，那不如我们干脆承认吧：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怪人”，而恰恰是这一点微妙的偏差，构成了我们生而为人的全部温度与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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