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8月下旬，北京东城的气温依旧燥热，东交民巷那座并不起眼的旧楼里却迎来了一位久别的客人——此刻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刘居英。
客厅木窗半开，路面传来的车铃声与老式挂钟的滴答交织。滕代远刚在全国政协礼堂参加完会议，换下中山装，正靠在藤椅上捧着一本铁路统计简报。听到脚步声，他放下书，抬头笑了笑。
两人上一次见面还是1963年秋天。当时川藏线勘测资料急送北京，刘居英走铁路系统老关系通宵送达。如今老战友再晤，寒暄却只花了几句：“身体怎么样？”“还能走动。”简短有力，倒是符合多年并肩打拼的默契。
林一已经将茶泡好，淡淡的槐花香在屋里弥漫。刘居英把刚带来的东北黑木耳放在桌上，顺手递过一份新印的《哈军工教学成果汇编》。“这是学校最近几项实验数据，顺便给您看看。”
滕代远摆摆手，示意先不谈文件，他更关心新近开通的兰新铁路施工进度。刘居英当年在松花江大桥抢修时的果断，如今调度一所军工院校，同样雷厉风行，两人一提起铁路建设，就仿佛回到战火连天的岁月。
槐花茶渐凉，话题却愈谈愈热。刘居英感慨，从锦州到哈尔滨那一段东线，战后一年内修复，两人勒紧裤腰带凑钢材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滕代远点点头，眉宇间闪过年轻时的倔劲。
有意思的是，林一在厨房偶尔探头，想提醒两位老同志该吃饭了。刘居英心领神会，略一思索，把话锋轻轻一转，提到哈军工里头那名叫滕久明的学员。
“首长，久明……”话刚出口，滕代远已经扬手：“别搞虚的。”仅五个字，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短暂沉默。挂钟分针刚好跨过十二格，刘居英清了清嗓子，又补上一句：“孩子确实踏实。”
滕代远轻轻摇头：“他就是普通学生；分数行就进，不行就回。求情的事，我半个字不写。”
对话不过几十字，却让屋里空气微微凝固。林一把菜端上桌，未置一词。刘居英想起两年前的插曲：高考结束，滕久明自认成绩悬乎，到北戴河找父亲，盼望凭老首长关系留条后路，结果被原路打发回哈尔滨。
哈军工政治部在核对档案时才发现院长手下多了一位“领导之子”，学籍程序照章走，刘居英直到开学第二周才得知。那份错愕，他至今记得。
吃饭间，滕代远提到湘黔线难度最大的黔北隧道。雨季塌方频繁，突击队昼夜轮换，他要求一次成洞，不准返工。“工程质量像做人，掺不得半点沙子。”话说完，他又扫了儿子一眼，没有下文，却意味深长。
试想一下，滕家三兄妹，前两位因战乱耽搁学业，小儿子第一次穿上军工院校制服，母亲自然欣慰。可是滕代远在西柏坡时期就讲过，干部子弟必须和群众子女一条规矩。那回在会议室，他甚至对警卫员说了一句：“谁先享特殊，谁就先脱队。”
刘居英理解这套逻辑。1946年，他接掌哈尔滨铁路局，被弹片逼得拄拐开会，滕代远批示：先把工人安顿好。自己动手扒车皮，救出被埋职工十二人，才考虑官兵路宿。那股子不徇私情的劲，十几年没变。
饭毕，桌上只剩几根菜叶。滕代远抹嘴，突然问：“哈军工新建材料实验楼预算批了没？”刘居英回答，国防科委已拨款，拟引进两台显微硬度计，年底前可进场。两句技术性对答，将刚才略显尴尬的气氛冲淡。
窗外天色暗了，院子里梧桐叶沙沙作响。刘居英起身告辞，滕代远却拉住他，让警卫员去拿那份铁路简报。“带回去给青年教师看看，别总闷头实验，工程现场更能锻炼人。”
楼道里灯泡昏黄。刘居英正要下楼，滕代远忽然低声说：“孩子的事，不用向我汇报，也别让他知道今天的话。练好本事，将来派不上用场，可丢咱们这辈子人的脸。”
“遵命。”刘居英回头，敬了个不甚标准的军礼。
几日后，他回到哈尔滨。一进校门，就见滕久明背着测绘工具匆匆往实验田走，神情专注，脚步带着些许新生的笨拙。刘居英没有叫住，只是远远看了几秒，然后转身走向行政楼。
此后几年，哈军工改组在即，教学任务依旧繁重。滕久明如愿留校深造，专业成绩排在中上，毕业时主动申请分配到交通、基建一线。相关档案记录显示，并未出现任何“院长特别照顾”的字样。
滕代远则继续奔波于各大干线之间，1969年还曾深入襄渝铁路隧道口察看洞壁喷浆。工人们说老部长脚底有钉子，一天跑几处工点不带喘。
1974年12月，一代铁道英才病逝北京，终年70岁。治丧委员会的开支明细里，没有出现“专车接送家属”“特供酒水”之类条目。熟悉他的人都明白，这正合其生前遗愿。
刘居英晚年整理手稿，将那天的对话写进回忆录，只有一句引用：“别搞虚的。”字不多，却让人一下子读懂了滕代远的行事底线——在原则面前，亲情也得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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