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依据:①百度百科·王宝玉词条(引注原始档案) ②《党史纵横》2010年徐秉君文章《新中国最后一起驾机叛逃事件》 ③百度百科·歼-6战斗机词条 ④中国外交部官网·中苏关系正常化历史档案 ⑤塔斯社1990年8月25日电讯及中国外交部公开声明

1990年8月25日,黑龙江某空军基地,正午的阳光把跑道晒得滚烫。

塔台值班员在厚厚的记录本上写下一行字:12时09分,一大队歼-6飞机起飞,飞行员王宝玉,训练科目:低空特技。

笔帽盖上,本子合拢。这一页翻过去,跟每一天都没有任何区别。

跑道尽头,那架歼-6战机拖着尾焰冲上了天,消失在东南方向滚滚的热浪里。没有任何人料到,这是这架飞机最后一次从这片跑道上起飞。

当天下午,塔台陆续接到各方电话,一架歼-6在飞行训练中途失联,飞行员王宝玉,下落不明。

消息顺着电话线一级一级往上传,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飞行事故。

低空特技训练本就危险,而歼-6这个机型在当年已经服役超过二十年,存在一定的设计隐患,低空突然失控并非没有先例。大家先入为主地按飞行事故方向走程序,调度搜寻,发电上报。

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

消息传回国内,所有人都愣在那里。从起飞到消失,从消失到确认,整整过了一个下午。那36分钟的飞行,划开了一道再也弥合不上的口子。

没有人知道,这名飞行员已经为这36分钟,谋划了整整数年。

更没有人知道,他一手谋划的这个"计划",只用了三天,就彻底走到了终点——而那个终点,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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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身与起点:一个"天之骄子"的养成】

王宝玉,男,1962年12月出生,山东青岛人,1980年7月招飞入伍,198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航校毕业后被分配至解放军空军某师航空兵团一大队任飞行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飞行员是真正意义上让全社会羡慕的职业。

那个年代的多数人守着一个单位、一份固定工资,日子过得按部就班,没有太大的起伏,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而飞行员不一样——工资高、待遇好,单位分房子,连家属的就业安置都有专门照顾的路子,多少年轻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这道门。

从招飞考核,到航校淘汰,再到正式分配进战斗部队,这一套走下来,每一关都是真刀真枪的竞争。能穿上飞行服站在战机旁边的人,本身就已经是同龄人里的出挑者了。

王宝玉就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

在航校期间,王宝玉的表现是拿得出手的。

他爱读书,喜欢钻研飞行理论,对新鲜事物接受得快,飞行技术在同批学员里属于中上水平。

领导和同学都给过他正面的评价,他那时候也确实享受这种被肯定的感觉。

渐渐地,王宝玉适应了作战部队的生活,在大面上也愿意与大家沟通和交流,但从不肯与大家敞开心扉。

有时他觉得一些爱开玩笑的飞行员很浅薄,甚至还嘲笑他们没有思想和头脑。

好在王宝玉比较聪明,接受能力也比较强,在飞行方面进步很快,所以这一阶段他经常可以听到领导及战友的表扬和赞赏,从而使他在心里有了一种优越感,也暂时满足了深埋在他心底的那种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虚荣心。

这段时间,对王宝玉来说,大概是他在部队里过得最舒坦的日子。

然而,这种舒坦,是建立在"被表扬"上面的。一旦表扬停了,他就接不住了。

歼-6是中国根据前苏联米格-19仿制和发展的制空战斗机,1958年初开始研制,1960年投入批生产,1964年首批歼-6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

该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曾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国产第一代喷气式战斗机。

培养一名能独立执行边境任务的歼-6飞行员,动辄十几年心血,正因如此,飞行员在军中享受着"天之骄子"的礼遇。

可这份礼遇,王宝玉越来越觉得自己配不上——不是他真的配不上,而是他觉得,自己值得比这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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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裂缝与坠落:积怨是怎么一点点堆起来的】

部队是一个讲综合素质的地方。

飞行技术好,只是评价一个飞行员的其中一项指标,并不是全部。

能不能带好兵,能不能融入集体,能不能跟同事把配合做顺,在晋升评定里同样占着很重的分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他同批分配到部队的飞行员,有一部分先后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

而王宝玉对自己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没有自己,这使其自尊心受到挫伤,导致心理日渐失衡。

这是积怨的起点。

对于王宝玉来说,没有被提拔,不等于他能力不行——他自己当然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问题是,他把这种结果归因为"有人针对他",而不是去想自己哪里还需要改。

不久,师里又提拔了一批飞行中队长和大队长,王宝玉再次无缘提升。他因而认为是老首长从中作梗,对他打击报复。

这种想法一旦落地生根,就很难拔掉了。他开始疏远领导,对周围的同事也越来越戒备,整个人的状态越来越往内缩。

家庭上的问题,也在这时候一起撞过来了。

1988年,王宝玉结婚后不久便办理了家属随军手续,但这时正是改革开放步伐加快阶段,地方上渐渐打破了"大锅饭"体制,许多富余人员开始被剥离,这就给部队干部随军家属的工作安置带来很大困难。

对此,他开始发牢骚、讲怪话,发泄不满。

后来,组织上经过努力终于在师部驻地为其爱人安排了工作。但由于他爱人性格外向,又很善于交际,分居两地他很不放心。

加之与妻子的关系日渐紧张,两人经常吵闹,使得王宝玉更加心灰意冷。

外有晋升受阻,内有家庭失和,两股力量叠在一起,把王宝玉本就不稳的心理状态压得更低了。

他不是一个能够跟人倾诉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交心的更少。那些郁积在胸口的不满和委屈,没有出口,只能在脑子里反复转圈,越转越黑。

这个时候,外部世界的一些声音开始钻进来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西方的信息也随之涌入。

一些来自境外的广播,用带着诱惑性的语气,描绘着彼岸那个"自由、民主"的世界。不幸的是,身为中国空军飞行员的王宝玉也在其中,在听过了几次反动广播之后,他对那个"开放、包容、民主、自由"的美国十分向往,产生了叛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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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伪装与筹谋: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跑道尽头的】

有了叛逃的念头之后,王宝玉并没有立刻鲁莽行事。

相反,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事——他开始"变好了"。

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飞行员的待遇也在不断提高,再加上其家属工作安置及生活方面的问题都基本解决,王宝玉也有了"新"的变化,工作表现勤奋积极,平时的怨言和牢骚少了,家庭关系也有了缓和,群众关系日渐融洽。

这些"进步"确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1990年5月,团领导鉴于他"进步"较大,便撤销了其思想工作重点人。

原来对他盯得比较紧的那根弦,就这样被他巧妙地松开了。

其实,这期间王宝玉在"积极进步"的掩盖下,已经开始秘密准备驾机叛逃。

他利用训练和演习的机会,仔细研究周边国家机场的数据、航线、气象等方面的资料,并将相关数据熟记在心。

他研究得很仔细。哪个机场有多长的跑道,哪个方向的气象更适合超低空飞行,从基地出发飞到边境需要多少油料——这些数字,他一条一条地记在脑子里,反复推算,反复验证。

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能去的方向一个一个地筛过了。

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是北面的苏联。

苏联,是他能去的唯一方向。

但苏联只是中转站,他真正想去的是美国。

他的如意算盘是:先飞到苏联,向苏联申请政治避难,再借道转去美国。

用苏联当跳板,把自己弹到大洋彼岸,在那里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这个计划在他脑子里演练了很多遍,他觉得有一定的可行性。

那时候,他研究过之前那些叛逃的飞行员的案例,知道台湾地区曾经用黄金奖励从大陆驾机过去的飞行员。

他也知道,美国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走者"历来展示出一定的欢迎姿态。

他相信自己手里有筹码——一架歼-6,一身飞行技术,以及多年积累的涉密信息。

1990年8月25日,王宝玉借助编队低空训练的机会,决定叛逃。

出发之前,王宝玉将自己的手表脱下,交给自己航校的一个好朋友,说做个纪念。同学以为他是开玩笑,也没当回事。

手表摘下来的那一刻,他大概已经做好了某种告别。

12时09分,歼-6起飞,王宝玉坐进座舱,开始了这段只有36分钟的飞行。

从黑龙江的跑道到苏联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直线距离不过五百多公里。

王宝玉原本计划直飞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但到达机场上空后发现机场正在维修不能着陆,便改飞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由于超低空飞行耗油量大,到达克涅维契军用机场上空时油料已耗尽,王宝玉便直接对准跑道强行着陆。

12时45分,飞机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

就这样,一架来自中国的军用战机,在苏联一座重要军用机场的跑道上悄无声息地滑停了。

没有警报,没有拦截,没有任何人发现。

当他将飞机滑出跑道,再转到一个停机坪关车停稳后,仍没有引起苏军的注意。

因为没有梯子他下不了飞机,只好打开座舱盖通风透气,这时才发现自己的飞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他在那里等了十多分钟。

等来的,是一个路过的苏联士兵。

当苏联军官找来翻译,得知王宝玉的意图后,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级报告。

那名军官站在飞机前,看着王宝玉,苦笑着说了一句话:"你这一来,又成了远东的'红场飞机事件',我们的许多军官也会像红场飞机事件那样被撤职了。"

军官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的不是欢迎,是苦涩,是无奈,是隐约的愤怒。

这个细节,王宝玉大概没当回事。

他那时候的心思,全在"接下来苏联会怎么安置他"上面。他以为,进了这道门,就算是安全了。

他以为,他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而,就在他等待苏联回复他政治避难申请的这几天里,一场他完全不知情的外交程序已经悄然启动。

两国外长连夜奔赴哈尔滨,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关于他命运的那道算式,正在一步一步被开。

苏联对他说:正在研究你的申请,需要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等候消息,转移途中需要蒙上你的眼睛,出于保密的需要。

他没有犹豫,同意了。

眼罩盖上去的那一刻,他还在想着美国。

那副眼罩摘下来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