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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堪称明朝历史上最惨痛的战败,明英宗朱祁镇在权阉王振的忽悠下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瓦剌太师也先包了饺子,连皇帝本人都成了俘虏。谈及这场几乎动摇明朝国本的灾难,往往伴随着一个惊悚的数字——50万大军,可这个数字真的对吗?明英宗到底带了多少人去送人头?明军又到底伤亡了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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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大军?一个流传了数百年的“注水肉”

如果你去翻现在的通史著作、大学教科书,甚至百科词条,绝大多数都会告诉你:明英宗亲征,带了五十万大军。

这个说法可不是现代人瞎编的,它在古代就有着庞大的“粉丝团”。最早给出这个数据的,是明代官员刘定之。他在《否泰录》中言之凿凿地写道:“英宗亲征,其从驾行者,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等,官军私属共五十余万人。”

有了刘定之带头,后世的史学家们纷纷“抄作业”,甚至还能加点料。高岱在《鸿猷录》里说“官军私属约五十万人”;谈迁在《国榷》里更是描绘得有鼻子有眼:“前军五万骑,吏卒私属可五十万人”;到了清代,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里直接盖章:“官军五十余万人”。

看起来,“五十万”似乎已经是铁板钉钉的定论了。毕竟,明成祖朱棣当年两次北征,动用的也都是五十万步骑,英宗“亲率六军往问其罪”,凑个五十万的整数,似乎合情合理。

但是,且慢!这五十万,真的全在土木堡的战场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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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万说:一个亲历者的“孤独呐喊”

在“五十万说”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种声音,虽然微弱,却极其硬核。这就是明代名臣李贤在《古穰杂录》中留下的记载。

李贤可不是在书房里道听途说的键盘侠,他当时作为吏部文选郎中,全程扈从北征,并且在土木堡师覆时侥幸“脱还”,是妥妥的幸存者兼目击者。他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场记录:

“八月十五日将午,人马已二日不饮水,渴极,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见不行,退围。速传令抬营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复围,四面击之,竟无一人与斗,俱解甲去衣以待死……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

李贤明确指出,土木堡被围的明军只有二十万人,并且给出了伤亡估计:“伤居半,死者三之一”。后来清代傅维鳞写《明书》,也采用了李贤的说法,称“计师二十余万”。

五十万说和二十万说对比,一个来源是翰林院里靠“目击耳闻”写书的局外人刘定之,一个来源是亲自上阵、死里逃生且后来官至兵部右侍郎的当事人李贤,谁的数据更靠谱?

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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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万人去哪儿了?揭开明军“吃空饷”的遮羞布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李贤说的二十万是真的,那刘定之说的五十万难道是凭空捏造的?

曹永年在《“土木之变”明兵力及伤亡人数考》一文中的考证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五十万是“编制人数”(定额),而二十万才是“实际人数”(实有)。

明朝的卫所制度到了正统年间,早就病入膏肓。士兵逃亡、军官吃空饷的现象令人发指。早在洪武年间,《明史·兵志四》就记载逃亡军士达“四万七千九百余”。到了宣德九年,兵部右侍郎王骥更是痛心疾首地揭露卫所军官的丑态:“征差则卖富差贫……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衣食既窘,遂至逃亡。”弘治年间的马文升也直言不讳:“至正统年间,天下无事,民不知兵,而武备尤废。”

最致命的“实锤”证据,来自于当时担任兵科给事中的叶盛,他在《水东日记》中留下了一段极其珍贵的绝密军事档案《府卫官旗军人数》:

“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员名,实有一百六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员名,事故一百六十三万三千六百六十四员名……”

这组数据简直让人惊掉下巴!全国军队的“定额”是325万多人,但“实有”只有162万多人,缺额(事故)高达163万!实际军卒只及永乐定额的49.86%,连一半都不到!

按照这个近50%的“脱水率”来推算,英宗名义上带走了五十万京军(定额),实际能凑出来的兵员,顶多只有二十五万人。

这二十五万人,在出征后还要分兵,比如恭顺伯吴克忠在鸡鸣山迎战失利,成国公朱勇在鹞儿岭又覆没了三万人,等到大部队退到土木堡时,剩下的可不就是李贤所说的二十万人嘛!逻辑完美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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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考证:死伤数十万?战场遗物不答应

说完了兵力,我们再来看看伤亡。

关于伤亡,史书上的描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明英宗实录》说“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国榷》说“死者数十万”;《明史》更是左右互搏,一会儿“死伤数十万”,一会儿“死者数十万”。当代一些学者甚至加上了“弃尸数百里”这种极其夸张的文学渲染。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来看看当时的战场打扫报告。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土木之变后大约一个月,提督居庸关杨俊和宣府总兵杨洪分别上报了清理战场的收获,把两人的清单加起来,明军遗留在战场上的装备大约是:头盔9800余顶,铠甲5200余领,神枪11000余把,神铳22600余个,炮800座,箭44万枝。

要知道,也先当时只有2万骑兵,人家是来求财的,即“举我(明军)辎重,惟取金银珠宝贵细者”,只拿金银珠宝细软,对于头盔、铠甲等笨重装备,掠取能力和兴趣都非常有限。如果明军真的死了几十万,战场上怎么可能只留下不到1万顶头盔和5000多副铠甲?

因此,李贤所说的“二十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曹永年理解为“伤亡居半”,即死伤合计十万人,其中死亡三万余人),是极其符合战场实际情况的。明代学者唐枢在《国琛集》中提及“土木之变,死者十万余人”,如果理解为“死伤十万余人”,就与李贤的估计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我们终于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经得起史料推敲的结论,明英宗亲征,名义上出兵五十万,实际出兵二十五万左右;土木堡之役,明军实际兵力为二十万;此役明军死伤合计十万人,其中阵亡约三万人。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档案和亲历者的笔记中。刘定之的“五十万”,是明朝官僚体系为了面子而维持的“账面数据”;而李贤和叶盛留下的“二十万”与“49.86%”,才是戳破大明盛世幻象的残酷现实。

参考资料:

[1]曹永年.“土木之變”明兵力及傷亡人數考[J].中华文史论丛,2013,(1):251-259+396-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