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党的文献）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其在发展中既离不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深刻实践，更离不开用科学的生产力理论指导实践。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我国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探索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他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开启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向经济快速发展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跨越的新局面”。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回顾和梳理邓小平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观点，阐明其理论贡献和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和实践启示价值。

一、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把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和衡量标准

科学的指导思想决定正确的道路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探索，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此基础上，党的八大提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但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坚持下去。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根本就在于“忽视发展生产力”。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此，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一系列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从我国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明确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

对我国发展阶段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是党和政府制定各类方针政策的基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基于我国当时人口多、底子薄、工农业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鲜明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这就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给予了明确回答，解决了应该在什么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认识生产力的基础性问题。

关于发展阶段，马克思曾依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将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在此基础上将共产主义进一步具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并提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列宁强调，只有“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才是当时生产力落后的俄国所能够建成的社会形态。毛泽东则进一步将列宁的社会主义阶段论深化发展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哪一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我们党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忽视了我国生产力水平、疏忽了对我国当时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研判，以至于在一定时期内制定和实施了超越我国当时所处历史阶段的政策和举措，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遭遇了一些波折。

邓小平从这段历史中深刻汲取经验教训，立足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这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我国生产力不发达和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基本国情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在此阶段中想问题、办事情要立足这一最大实际，扎扎实实推动生产力发展。邓小平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进程出发，进一步补充说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时间跨度较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揭示了我国推动生产力发展也将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久久为功。

（二）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之中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求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普遍规律的根本揭示。邓小平鲜明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明确了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特征的描述中已有所思考，但没有直接阐明其内涵。列宁将理论引向实践，把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加以重视和对待。毛泽东则从社会目标层面强调要实现“共同的富”和“共同的强”。这里的“共同”指向的是生产关系的维度，“富”和“强”指向的是生产力的维度。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在《论十大关系》中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把握好的五条经济关系和五条政治关系。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思路，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来审视该问题。

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逐步偏移到从单一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层面来把握，片面地从生产关系方面追求“一大二公”，而对决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生产力的发展重视不足。基于“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与生产力联系起来，实现了正确且根本的思路回归。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要“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可以看出，邓小平此时已经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所在。

在南方谈话中，为了回应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上所出现的思想困惑和质疑声音，邓小平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认识彻底打破了许多人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片面化的理解，廓清了长期以来人们对该问题的思想迷雾，把人们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解放了出来，提升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其中简明扼要地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把调节生产关系、实现共同富裕置于中介与结果位置，是对社会主义本质中各要素关系的深刻揭示，也充分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性、关键性的作用。

（三）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凸显了发展生产力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设想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则基于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实际指出：“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情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相似，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商品经济没有经历过充分发展的国家。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任务就是将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先进的工业国，也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1957年 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实践中，一些人曲解了这一思想并试图单纯以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没有深刻认识到“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事实证明，脱离生产力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人为地用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去发展生产力的做法也是行不通的。因此，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说明，在一段时期以内，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并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回归到生产力的基点上来。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邓小平指明了我国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的财富才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不断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可以逐步彰显。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科学研判，扭转了我国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因发展目标不明而产生的错误认识，也从理论上为我们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依据。

（四）提出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回答姓“资”姓“社”这一要害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明确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探索提供了基本遵循。

关于判断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给出了衡量社会进步的科学尺度即生产力标准。列宁则直接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进一步将生产力标准运用到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中，并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判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好坏标准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一思想在一段时间内被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并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转变而没有继续得到遵循。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社会上逐步产生了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使得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受到了阻碍。

对此，邓小平重申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强调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改革各项政策举措正确与否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在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一切其他发展的基础，“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标。“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实现了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经济标准、政治标准和社会标准的三位一体的综合统一，也成为了衡量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坚持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价值评判准绳，澄清了人们的思想误区，增进了改革共识，为聚精会神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

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观点

邓小平在明确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聚焦生产力本身并结合当时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态势，突出强调了科技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的第一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

（一）使科技在生产力要素系统中实现了地位跃升

生产力不是一个单一的简单的要素集合体，而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其实质是人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生产力的内涵，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三要素。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日趋丰富，除了三大基本要素之外，生产力要素系统中也日益融入了科技、管理、教育、信息等渗透性要素。马克思曾特别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强调机器的发展“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可见，科学技术要素是马克思生产力语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具体阐释科技在生产力构成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凭借其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优势率先进入了信息时代。邓小平深邃洞察到科技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后提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的这一看法是对马克思“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这里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实现了从一般要素到第一要素的地位跃升，表明了科技要素已经在生产力发展中起着首要性作用。科技要素作为第一要素能够渗透到其他要素之中，一方面可以实现要素功能的倍数级或指数级飞跃，另一方面能够赋能不同要素之间的协同和整合。

（二）科学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指标，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阐明了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诸多因素，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宝贵思想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1975年 8月，他在考虑工业发展问题时就指出：“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978年 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基于当时正在发生的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强调：“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是和生产资料密切结合的，新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能够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对此，他曾举例说：“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同时，科学技术也促使劳动者不断提高文化水平，掌握“先进的劳动技能”，“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邓小平鲜明指出：“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三）科学技术是带动一批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科学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产业发展使科学技术的价值得以实现。“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二战后的日本是运用科学技术引领产业发展的显例，为了摆脱发展困境，日本学习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并提出“科技立国”战略。随着日本原子能技术、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精密机床制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日本形成了机械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汽车制造等一系列新产业并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88年 9月 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以日本作为比较对象指出：“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这促使邓小平深刻思考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面对当时世界科技和经济交融发展的大势，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能够催生出新的产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因此，邓小平高度重视我国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并坚定指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要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科技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要着力解决科技和产业的结合发展问题。1991年 4月 23日，邓小平专门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作会议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他在南方谈话中谈及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时候表示：“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认识和主张，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逐步得到了实现。比如，国务院先后于 1991年 3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批准建立长春、西安、天津、深圳等 2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 1992年 11月作出了《国务院关于增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批复》，批准常州、无锡、苏州、惠州、佛山等 25个城市建立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等。由于党和政府在实践中大力推动以科技革命引领产业发展，促使科技与产业不断融合，有力提升了我国社会生产力，也日益彰显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

三、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谋划了发展生产力的方针政策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出十分具体的现成答案。苏联在实践中探索了很多年，但后来陷入了僵化的模式。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全党工作重心，明确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提出和大力支持一系列富含中国特色的开创性政策和举措，有力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一）支持农村改革，解除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

改革生产关系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手段。这里的改革主要是变革各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当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我国的改革首先从放宽农村政策开始，而这种政策调整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改革生产关系。1962年 7月，邓小平就曾指出，我国农业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关系所要采取的形式“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范围逐步扩大。这种责任制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和农户保持着发包与承包关系。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把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起来，不仅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而且纠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等缺点，适应了当时我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促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对此，邓小平肯定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后来他进一步强调：“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农村改革的支持。

（二）支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增强国营企业活力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其中心环节是增强国营企业活力，推动生产力发展。1978年时，邓小平就指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因而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推行责任制，在邓小平看来，如果权力不下放，企业便不会有自主权，因而也就没有责任，这样就无法经营好企业。1986年 8月 19日至 21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时对实行责任制表示肯定并强调：“就是要搞改革，搞承包，分段、分级承包，实行责任制。”

实行责任制的实质就是将企业经营效率和利润与职工收入挂钩，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力发展。针对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过程中所遇到的阻碍问题，邓小平指出，要“企业下放，政企分开”。这实际上表明了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让两者各司其职，而如果政企不分，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往往就会导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等问题，阻碍生产力发展。关于政企分开、国营企业改革，邓小平指出，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指明了国营企业改革要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探索灵活多样的企业经营形式。邓小平还进一步明确：“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此后，我国于 1988年和 1992年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了企业的权利、义务和实行经济责任制，并详细规定了企业享有生产经营、投资、劳动用工、工资奖金分配等 14项自主权，极大增强了企业活力，推动了生产力发展。

（三）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扩大市场主体

与国营企业这一公有制经济的“主力军”和“支柱”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也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非公有制经济是指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其他经济形式，其中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等。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本着务实和开放的态度逐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渐进发展。1979年 1月，邓小平在同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他在这里提出了原工商业者可以利用闲置资金兴办私营企业的希望，为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1985年 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他明确强调，之所以发展这些非公有制经济，根本上是为了“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扫除了思想和理论障碍。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能将非公有制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因而是姓“社”而不是姓“资”。他以“三资”企业为例阐明了虽然发展这类非公有制经济能够使外商获利，“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这归根结底有利于我国生产力发展。同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要“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政策，促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面日益发挥出显著的积极作用。

（四）支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优化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指的是一个社会采用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社会需要的不同领域和具体部门之中，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化利用，而高效的资源配置是提升生产力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资源配置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市场配置方式和计划配置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苏联模式等因素影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和城市的一系列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邓小平在思考如何看待市场这一问题时指出，市场只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聚焦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只要能够有助于生产力发展都可以利用，“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要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五）支持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培育发展动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同时，劳动者是生产力三大基本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而教育可以提升劳动者素质、优化劳动者结构，因此实施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两个重要抓手。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认为，要实现“科技和经济结合”，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在邓小平看来，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为此，要改革调整各项体制机制，“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比如，在制度建设上，“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要下放权力，让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关键岗位职务；在科技人员队伍建设上，“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在保障工作上，既“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适当增加科研经费，又切实有效地为科研人员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等等。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于1985年 3月 13日颁布，从运行机制、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等方面系统阐明了改革的内容，有力推动了我国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

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认为，教育和生产力发展密切相关，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就是要“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要担负起责任抓好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在教育结构调整上，邓小平认为，不仅要办好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还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培养更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的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在教育内容优化上，邓小平认为，要体现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以在未来更好地从事科技创新、运用先进生产设备、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邓小平指出，“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要提高教师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待遇，加大师资培训，这能够激发教师培育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邓小平这些教育体制改革思想的指引下，《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于 1985年 5月 27日颁布，从改革的根本目的、基础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调整、高等教育改革、组织保障等方面系统阐明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内容和路径，为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石，为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持久战略支撑。

（六）支持实施对外开放，引进先进经验、技术和资金

对外开放主要指的是我国要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在与生产力先进的民族扩大交往中可以推动自身生产力发展。邓小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在总结我国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后深刻指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在邓小平看来，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实现发展既不能闭关自守、自我孤立，也不能被他国孤立，要加强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国际交往，发展生产力“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坚定指出，要“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能够利用外资、外技、外智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他充分肯定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建设并明确指出中央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为了进一步加快发展，邓小平支持扩大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范围并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总的来看，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邓小平大力支持和推动这一政策的制定并要求长期坚持下去，为我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和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也在实践中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回顾历史、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创造历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正确理解和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准确把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丰富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为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方太坤，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