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那场雨,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会儿我刚满二十三,在公社农机站当修理工,一个月挣三十二块五。家里弟兄三个,我是老二,大哥前年成了家,三弟还在念高中。爹娘急我的婚事,托了十里外柳河村的表婶,说那边有个姑娘叫秀兰,今年二十一,在村里绣花厂做工,人老实本分。
表婶特意跑来说:“那姑娘我见过,高高的个子,两条大辫子,干活利索,就是家里条件差点。她爹前年得了肺病,吃药花了不少钱,底下还有个弟弟念初中。可那姑娘人是真好,你见了就知道。”
我妈听完直点头:“人家条件差点怕啥,咱家也不是大户人家。只要姑娘勤快懂事,能过日子就行。”我爸闷头抽了口烟,说:“老二,你要觉得行,就抽空去看看,别让人家等着。”
其实我心里也打鼓。农机站那几个老师傅总跟我开玩笑,说小周你也该找个对象了,别整天跟拖拉机过不去。我嘴上说不急,可看着同龄人一个个成家,心里哪能不急。表婶把日子定在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说那天秀兰正好休息。
谁承想,到了那天,一早起来天就阴得厉害。我妈站门口看了看天,说:“怕是要下雨,要不改天再去?”我爸摆摆手:“约好的日子咋能改?让人家姑娘等着像啥话。老二你带个蓑衣,骑自行车去,二十里地也不远。”
我应了一声,揣上我妈给的两包点心,骑上那辆二八大杠就出发了。那会儿年轻,二十里地真没当回事,平常去公社赶集也骑这么远。出了村口是柏油路,骑起来痛快,路两边是高高的杨树,风一吹哗啦啦响。可骑了不到五里地,天就完全黑了,那黑法跟我们平常说的天黑不一样,是青黑色的,像一块脏抹布从天上压下来。
接着就是雨点子,一开始稀稀拉拉的,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没当回事,心想这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说不定一会儿就晴了。可没骑出二里地,那雨就跟有人在天上往下泼水似的,瓢泼一样往下倒,蓑衣根本挡不住,雨水顺着脖子往里灌,前后襟全湿透了。
更要命的是,前面的路变成了泥路。我们那一带,出了镇子往南走,全是土路,平常不下雨挺好走,可一下雨就跟和了面似的。自行车轱辘上糊了一层厚厚的泥,推都推不动,我只好把车扛在肩膀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
那泥路真不是人走的。一脚踩下去,泥浆没过脚脖子,拔出来带起一大坨泥。我穿的那双解放鞋很快就灌满了泥水,走一步咕叽咕叽响。雨越下越大,打在脸上睁不开眼,我只好低着头往前走。路边的庄稼地全泡在水里,玉米叶子被雨打得东倒西歪。
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打过退堂鼓。这么大雨,人家姑娘说不定以为我不去了,我就这么折返回去也没人知道。可转念一想,我爸说得对,约好的日子不能改,我一个大男人,连二十里泥路都走不了,还算啥男人?
就这么咬着牙往前走。那二十里地,平常骑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那天我足足走了将近三个小时。路上摔了好几跤,浑身上下全是泥,就跟从泥塘里捞出来一样。中间路过一个村子,有条狗冲我汪汪叫,我也没理会,就那么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走。
到柳河村的时候,雨小了些,变成淅淅沥沥的毛毛雨。我在村口问了个人,打听到秀兰家的位置。她家在村子最东头,三间土坯房,院墙是用石头垒的,半人高。我推开院门走进去,院子里积了水,踩着几块垫脚的石头才走到屋门口。
屋里有人说话,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敲了敲门。门开了,是个中年女人,头发花白,衣裳打着补丁,应该是秀兰她妈。她看我浑身湿透的样子,愣了一下,赶紧说:“快进来快进来,这大雨天的,你咋来的?”
我进了屋,堂屋里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吊在房梁上,昏黄的光照得满屋子都是影子。墙角堆着些麻皮,地上放着一排麻线绳子,靠里的地方坐着个人,正低着头搓麻绳。
那就是秀兰。虽然表婶描述过,可亲眼看见还是不一样。她穿着件蓝底白花的褂子,袖口卷到胳膊肘,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辫梢用红头绳扎着。她低着头搓麻绳,手指头在麻皮间飞快地穿梭,动作熟练极了。她妈在边上说:“秀兰,农机站的小周来了。”
秀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跟屋外那个昏暗的天完全不一样,可那亮光里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我浑身是泥,头发贴在脑门上,样子肯定狼狈极了。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你走吧,我家太穷了。”
就那么一句话,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她说完就低下头继续搓麻绳,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她妈急了,推了她一把:“秀兰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冒雨来的!”秀兰没吭声,就那么低头搓麻绳,搓得飞快飞快。
我站在那儿,浑身上下往下滴水,泥水在脚底下洇开一小滩。我妈给的两包点心用油纸包着,我揣在怀里,这会儿掏出来一看,油纸湿透了,点心肯定也泡了水。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家确实穷,一眼就能看出来。屋里除了一张桌子几条板凳,没别的像样家具。墙是土墙,好几处掉了皮,露出里面的麦秸。房顶上能看见几片亮瓦,透进来一点点光。可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我家当年不也这样过来的?
秀兰她妈急得团团转,一边给我找毛巾一边数落秀兰:“你这丫头咋回事,人家大老远来的,你连句囫囵话都不会说?”秀兰始终没再抬头,就那么搓麻绳,手指头搓得发白。
我当时心里又委屈又恼火。走了二十里泥路,淋了三个小时的雨,就换来这么一句话?我又不是不知道她家穷,表婶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穷怕啥,我又不是奔着钱来的。可秀兰那态度,冷冰冰的,连正眼都不看我,这算啥?
我把那两包点心放在桌上,说了句“那我走了”,转身就出了门。秀兰她妈在后面喊:“小周你等等,雨还没停呢——”我没回头,踩着院子里的石头出了院门。
出门的时候雨又开始大了,密密的雨丝斜着打过来,一阵风吹过,冷得我打了个哆嗦。我扛上停在院墙边的自行车,那车上糊的泥已经半干了,硬邦邦的,抠都抠不下来。
我没直接走,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站了一会儿。树冠很大,能挡掉一部分雨,可风一吹雨还是斜进来。我靠着树干,心里翻来覆去地想那句话——“你走吧,我家太穷了。”
什么意思呢?嫌我穷?还是嫌她自己家穷?要是嫌我穷,那她应该骗我留下才对,咋还往外赶?要是嫌她自己家穷……那她赶我走干啥?怕我看不起她?
我在槐树下站了足有十几分钟,雨打在身上已经没感觉了,反正早就湿透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起出门前我妈说的话,一会儿想起表婶夸秀兰的那些话,一会儿又想起刚才秀兰抬头看我的那一眼。那眼神里有啥?有冷淡,有疏远,可好像还有点儿别的,那种说不清的……
最后还是决定回去。也说不上为啥,就是觉得不能就这么走了,二十里泥路不能白走。
我又折回秀兰家。这次没敲门,直接推门进去的。秀兰还在搓麻绳,她妈在灶房里忙活,听见门响探出头来看。
我站在秀兰面前,身上的泥水滴滴答答淌了一地。我看着她,她低着头不看我看麻绳。我说:“我走了二十里泥路来的,你说一句穷就让我走,这不合适。穷我不怕,我家也穷过。你要是嫌我这个人不行,那你说出来,我转身就走,绝不赖着。可你要是因为嫌你家穷怕我瞧不上,那你多想了。”
秀兰的手停了。她搓麻绳的手指头停下来,就那么停在半空中,指缝里还夹着几根麻皮。屋里安静极了,只有灶房里柴火噼啪响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这回她正眼看了我,眼睛里有水光,不知道是泪还是什么。她的嘴唇动了动,声音很小:“你衣服湿透了,先换一件吧。”
我低头一看自己,浑身上下没一处干的地方,泥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在地上洇了一大片。我这才觉得冷,牙关开始打颤。
秀兰她妈从灶房出来,手里端了碗姜汤,热气腾腾的:“快喝了暖和暖和,我去给你找身干衣裳。”我接过来喝了,姜汤又辣又烫,一股热流从喉咙直通到胃里。
秀兰站起来,进了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件半新的蓝布褂子,递给我:“这是我爹的,你先换上。”她低着头,声音还是很小,可跟刚才那句“你走吧”完全不一样了。
我接过褂子,心里那团堵着的东西一下子散了。换衣裳的时候,秀兰和她妈都避到灶房里去了。我把湿透的衣裳脱下来,换上那件蓝布褂子,虽然短了点,可干爽暖和。
换好衣裳出来,秀兰还在搓麻绳,可她妈不让她搓了,把她拉到一边说:“客人来了你搓啥麻绳,去烧壶水。”秀兰站起来去了灶房,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淡淡的皂角味儿。
她妈让我坐下,絮絮叨叨地说秀兰这丫头就是嘴笨,心里有话说不出,刚才那句话不是成心的。我听着,点点头,眼睛却往灶房那边瞟。秀兰蹲在灶前添柴,火光映着她的侧脸,红扑扑的。
那天下午雨停了,天放晴了,太阳从云缝里漏出来,照在院子里积水上亮闪闪的。我在秀兰家吃了午饭,她妈做的贴饼子,就着咸菜疙瘩,我吃了四个。秀兰坐在桌子对面,始终不怎么说话,可她给我盛了两次粥,每次都是双手捧着碗递过来。
吃完饭她妈说:“小周你推车去场上晒晒,轱辘上的泥干了敲下来就行。”我推车到村口的打谷场上,场上铺着石板,太阳一晒热乎乎的。我拿根棍子敲车轱辘上的泥,干了的泥块噼里啪啦往下掉。
正敲着,秀兰来了。她端着一碗水,走过来放在石板上,然后就站在旁边不说话。我抬头看她,阳光照在她脸上,比在屋里好看多了,皮肤白净,鼻梁挺直,那两条辫子在太阳底下黑亮亮的。
我说:“你搓麻绳搓得真快。”
她抿了抿嘴,算是笑了一下:“天天搓,练出来了。”
“搓那个干啥?”
“卖给供销社,一斤两毛钱。”她顿了顿,“我爹看病欠了钱,能挣一点是一点。”
我心里一沉。刚才那会儿的委屈全没了,剩下的全是说不出的滋味。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天天在家搓麻绳,一斤才两毛钱,得搓多少才能还上债?
我看着她,说:“秀兰,我说的都是真的,穷不怕。我在农机站一个月三十二块五,省着点花,能攒下十五块。你要愿意,咱们一起还。”
秀兰低着头,用脚尖碾地上的土。过了半天,她轻轻“嗯”了一声。
那一声“嗯”,比刚才那碗姜汤还暖和。
那天下午我骑车回去,天放晴了,路上的泥还没全干,可好歹能骑了。我骑一段下来推一段,到家的时候天快黑了。我妈站在门口张望,看我回来,赶紧问咋样。我说:“挺好。”
我爸在旁边抽烟,瞥了我一眼:“挺好是啥意思?人家姑娘中意不?”
我没吭声,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我妈一看就明白了,拍了我一巴掌:“傻小子,看把你乐的。”
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我又去了柳河村好几趟,每次去都给秀兰家带点东西,有时候是站上分的苹果,有时候是我妈蒸的馒头。秀兰还是话不多,可每次我去,她都会放下手里的麻绳,给我倒水,坐在边上听我说站上的事。
她搓麻绳的手很粗,指关节上有茧子,摸着扎手。有一回我握住她的手,她往回缩了一下,我没松,她就没再缩。那双粗糙的手在我掌心里,热乎乎的。
那年秋天,我和秀兰定了亲。定亲那天,她爹从床上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小周,我家闺女命苦,跟着我没过上好日子,你以后要好好待她。”我点着头,眼睛有点发酸。
转过年的春天,我们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在公社食堂摆了六桌,请了亲戚朋友和站上的同事。秀兰穿着红褂子,辫子上扎了红花,那天她笑得特别多,我从来没见过她笑那么多。
婚后第一年,我们把秀兰爹看病的债还清了。那一年秀兰白天在绣花厂做工,晚上回来还要搓麻绳,我说你别搓了,有我呢。她说闲着也是闲着,能挣一点是一点。我看着她在灯下搓麻绳的背影,跟第一次见她那天一模一样,只是这回,她搓一会儿就会抬头看我一眼,笑一下,再低头接着搓。
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一儿一女。秀兰她爹在我结婚后第二年就走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小周,我放心了”。秀兰哭了一场,之后就没怎么提过她爹,可每年清明,她都早早蒸好供馍,催我去坟上看看。
日子就这么过着。农机站后来改成农机公司,我当了修车师傅,带了好几个徒弟。秀兰在绣花厂干了十几年,后来厂子黄了,她就在家接些零活儿,给人家缝缝补补。那双手搓了那么多年的麻绳,可做饭做针线活儿照样灵巧。
我们没大富大贵过,可也没饿着冻着。两个孩子都上了学,闺女考上了师范,儿子进了技校。秀兰总说,咱家条件不好,可不能让孩子再跟咱一样吃苦。
有时候晚上吃完饭,我俩坐在院子里乘凉,我就说起第一次去她家的事。说起那场大雨,那条二十里的泥路,还有她抬头说的那句话。
“你当时咋想的?”我问她,“为啥一来就让我走?”
秀兰笑着摇头:“都多少年了还提。”
可她还是说了。她说那阵子她爹病重,家里欠了一屁股债,前面也相过几个,人家一看她家那三间土坯房,转头就走了。那天下了那么大的雨,她心想我肯定不会去了,没想到我一身泥水站在她家门口。“我当时一看你那样,心里又难受又别扭,”她说,“我想着你肯定也跟前面那几个一样,一看我家这情况扭头就走,还不如我先说,省得你开口。”
“那你后来咋又改主意了?”
秀兰拿蒲扇拍了我一下:“你傻呀,都折回来两回了,我能不知道你是啥人?”
我嘿嘿笑。月光照在院子里,照在她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上。搓了那么多年麻绳的手,如今关节都变形了,可握着我的手还是那么暖和。
去年,闺女带对象回来,那小伙子在城里上班,开着小汽车来的。吃饭的时候秀兰问人家家里情况,小伙子说家里条件一般,爸妈都是工人。秀兰说:“条件一般怕啥,只要人好肯干,日子总能过好。”我在旁边听着,差点把饭喷出来,这话跟当年我岳母说的一模一样。
儿子在技校学修车,回来老跟我讨论发动机的事儿。有一回他说:“爸,你说你当年在农机站修拖拉机,那会儿的技术跟现在没法比吧?”我说:“那会儿修车全靠耳朵听,哪儿有毛病一听就知道,现在都电脑检测了。”儿子说:“那你那手艺搁现在不就没用了?”秀兰在旁边接话:“咋没用,你爸修东西那仔细劲儿,啥时候都有用。”
我看了秀兰一眼,她也正看我。那一瞬间,我忽然又想起那个下雨天,想起她搓麻绳的手指头,想起她说的那句“你走吧”。四十年了,那场雨好像还在下着,那条泥路好像还在脚下,可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
前几天闺女打电话来,说准备五一结婚,问我们有什么要求。秀兰对着电话说:“没啥要求,就一条,对人家姑娘好就行。”挂了电话她坐在沙发上愣神,我问她想啥呢,她说:“想起当年你妈托表婶来说亲那会儿了。”
我说:“那会儿你搓麻绳,现在你搓啥?”
她白了我一眼:“搓你个头,现在谁还搓麻绳。”
我嘿嘿乐,去厨房给她倒了杯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忽然说:“其实那会儿我看见你第一眼,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浑身是泥,跟个泥猴似的,可眼睛里头有股劲儿。”
“啥劲儿?”
“说不清,就是不认输那股劲儿。”
我坐回她边上,电视里放着新闻,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我想了想,说:“那会儿年轻,二十里泥路算啥,搁现在你让我走,我肯定掉头就回去了。”
秀兰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现在也年轻。”
我看着她的侧脸,那张脸上有四十年的光阴,有搓麻绳磨出来的纹路,有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的操劳,也有跟我过了大半辈子的安心。她的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还是粗粗的,关节还是突出来的,可我就是觉得好看。
那场雨,那条路,那句话,这些年我跟人说过很多回。站上的年轻人听完了说:“周师傅你这故事真有意思。”我说:“有啥意思,就是过日子呗。”他们不信,说这比电影还精彩。
其实我自己知道,哪有什么精彩不精彩的,就是那年七月,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一个浑身是泥的小伙子,一个低头搓麻绳的姑娘,一句冷冰冰的话,和一个没转身离开的决定。这些凑在一起,就是一辈子了。
前天我又去了一趟柳河村,秀兰她娘家那三间土坯房早没了,表婶家也搬走了。村东头盖了一排新瓦房,水泥路修到家门口,打谷场变成了小广场,晚上有人跳广场舞。我在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站了一会儿,树还在,比四十年前粗了好几圈,树荫底下坐了俩老头在下棋。
我没惊动他们,自己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开车回去的路上,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叫什么名字我没记住,就记住一句词——“时光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我听着,想起秀兰还在家等我回去吃饭,脚下油门踩重了点。
到家的时候秀兰正在厨房忙活,听见门响探出头来:“去柳河村了?”
“嗯,去看看。”
“有啥看的,都变样了。”
我说:“树还在。”
她把菜端上桌,解开围裙坐下来,拿筷子敲了敲碗沿:“吃饭吃饭,别老想那些陈年旧事。”
我坐下来,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子上,照在秀兰花白的头发上。我看着她,忽然想问她一句话。
“秀兰,要是那年我没回去,你说咱俩现在啥样?”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拿筷子点了点我:“你肯定会回去的,我知道你。”
“你咋知道?”
“你走了二十里泥路来的,鞋子都走烂了,脚上磨了好几个泡,能是随便就走的人?”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那年的泡早好了,连疤都没留下。可那二十里路,好像一直没走完。
收音机里换了首歌,这回我听清了,唱的是“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秀兰说这歌不好听,太腻歪。我说挺好的,她就白了我一眼。
吃完饭我洗碗,秀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水流哗哗的,我透过厨房的窗户往外看,天边有片云彩,跟那年下雨前的云一模一样。我笑了笑,关上水龙头,擦干手走出去。
秀兰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了个位置。我坐下来,电视里演的啥我也没看进去,就觉得她坐在旁边,屋子里暖烘烘的。
窗外那朵云慢慢飘过去了,天还是蓝的。
那年我二十三,她二十一。如今我六十三,她六十一。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够一个毛头小伙子变成老头子,够一个搓麻绳的姑娘变成老太太,也够一句“你走吧”变成一辈子的“留下吧”。
有时候我夜里睡不着,会想起那天下午。想起雨打在脸上的凉,想起泥路陷住脚踝的沉,想起她抬眼看我时那双亮晶晶的眼睛,还有那句冷冰冰的话。这些画面像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我翻个身,看旁边秀兰睡得安稳,呼吸均匀,我就觉得那些泥啊雨啊都不算什么了。
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没有什么轰轰烈烈,就是一场雨,一条路,一个人,一个决定。可就是这么些平平常常的东西,凑在一起,就成了故事。
这个故事我讲了一辈子,也没讲腻。往后还得接着讲,给闺女讲,给儿子讲,给外孙讲。讲那年我走了二十里泥路去相亲,姑娘说“你走吧”,我没走。
讲到最后我就说一句:人这一辈子,总得有那么一回,明知道前面是泥路,也得往前走。走过去了,就是一辈子。
秀兰听见我这么讲,准会拿蒲扇拍我,说我老了老了还酸起来了。我就嘿嘿笑,不跟她争。
因为我知道,她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然那年在柳河村,她不会在我折回去的时候,让我换上她爹的干衣裳。也不会在那天下午的太阳底下,轻轻“嗯”那一声。
那一声“嗯”,比啥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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