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清史稿》《清世祖实录》《汤若望传》《清史讲义》《清宫述闻》震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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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深夜，养心殿的灯火彻夜未熄。
守在殿外的太监们个个屏气凝神，脚步放得极轻，连咳嗽都压着不敢出声。
里头传来的动静越来越微弱，偶尔有一两声低沉的呼吸，夹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沉。
正月初七，也就是公元1661年2月5日的清晨，爱新觉罗·福临，就在这座他住了十几年的宫殿里，走完了自己二十四岁的一生。
丧报传出的时候，京城里的正月灯彩还没全撤，宫门外的鞭炮声还没彻底消停。
可紫禁城里，白幡已经挂了起来，哭声从内廷蔓延到外朝，一波接着一波。
满打满算，他在位十八年。六岁穿上龙袍，到二十四岁阖眼，这中间的每一年，从来没有哪一天是真正轻松过的。
后来的史书在记录他的死，笔墨都用得极简——"驾崩于养心殿，年二十四"，一句话带过。
可那句话背后藏着的东西，那些被"日常起居"四个字轻轻掩住的真实内情，才是这个年轻人真正的命运所在……
[一]【六岁登基，从穿上龙袍那天起就没轻松过】
福临生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也就是1638年3月15日，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母是庄妃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后来那位以"孝庄文皇后"之名载入史册的女人。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在没有留下明确传位遗诏的情况下猝然驾崩，享年五十二岁。
这一下，朝廷上下乱了套。皇长子豪格和摄政王多尔衮，各自掌着一批兵马，谁也不服谁，僵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豪格背后是两黄旗、正蓝旗的支持，多尔衮手里是两白旗，两边势均力敌，真要撕破脸，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最后折中了一个结果——推年仅六岁的福临登基，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出任摄政王。
从实际权力上看，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六岁孩子，更像是各方角力之后推出来的一个平衡点，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国之君。真正掌着大权的，是多尔衮。
多尔衮此人，政治手腕极强，军事才能出众，是清朝入关的主要决策者之一。
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他带兵入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定都北京，这一系列大事，都是多尔衮拿主意的。
朝廷上下，尊他为"皇父摄政王"，规格已经高到了几乎与皇帝并列的地步。
可即便如此，福临作为皇帝，该走的程序一样不能少。
早朝要到，典礼要出席，朝见百官要端坐金銮，接受臣子跪拜要保持仪态——这些，无论这个孩子愿不愿意，体力撑不撑得住，都得照章来。
清朝宫廷的礼仪规制，远比外人想象的严格。
皇帝每日的作息，基本上由钦天监推算，按照时辰定下规矩，轻易不能改动。天没亮就得起身，太监进来伺候洗漱，宫女捧来衣冠，一件件穿好，繁琐得很。
朝服层层叠叠，光是外袍就有好几层，冬天穿着挡风，夏天穿着却憋热得难受。
穿戴整齐之后，皇帝需要准时移驾前往朝会场所，一步都不能乱。
六岁的孩子，正是淘气贪玩的年纪，要他规规矩矩地坐在那把椅子上，端着身子，不能东张西望，不能随便说话——换谁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容不容易，没有人会来问福临本人。
顺治七年，1650年冬，多尔衮在古北口外喀喇城（今河北承德附近）行猎时暴病而亡，年仅三十九岁。福临那年十三岁，终于得以正式亲政。
皇权回到了福临手里，可紧接着迎来的，不是轻松，而是更重的担子。
多尔衮在世时，朝政大事由他裁断，福临至多旁观。
多尔衮死后，积压的事务、复杂的人事、朝廷里盘根错节的派系关系，一下子全压到了这个十三岁少年的肩上。
亲政的第一年，他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清算多尔衮遗留下来的政治影响，稳住朝局，重新梳理各方势力。
这种事情，哪怕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做，也得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更何况是一个刚刚十三岁的少年天子。
从六岁到十三岁，他在别人的掌控下硬撑。从十三岁往后，他在自己扛起的重担下继续撑。
[二]【亲政之后，奏折像流水，批不完也躲不掉】
顺治七年底亲政之后，福临面对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大事，而是永远批不完的奏折。
清朝对皇帝批阅奏折有一套严格的制度。
全国各省、各部、各衙门的要务，都需要形成文字呈报皇帝，皇帝要亲自阅读，做出批示，再发回执行。
批示不能含糊，不能答非所问，更不能长期积压不回——积压就意味着政务停摆，有些地方的事情等不起。
《清世祖实录》里有明确的记载，福临亲政之初，每日处理的奏折数量相当可观。
清朝入关不久，各省的治理正处于初步整合阶段，各类事务都需要中央裁决。
土地、赋税、官员任免、地方平乱、军队粮草调配——每一件，都要经过皇帝的眼睛和朱笔。
福临曾在多处诏书中自述"每览章奏，动至深夜"，这不是修辞，是实情。
在华传教士汤若望与福临之间，有过相当时间的私人往来。
汤若望是德国耶稣会传教士，顺治年间任钦天监监正，因为精通历法和天文，深得福临信任，福临甚至称他为"玛法"，这个词在满语里是"爷爷"的意思，可见关系之近。
汤若望在他留下的文字记录里写到，福临是他见过的最为勤勉的君主之一，处理政务时几乎不知道节制，太监进来提醒用膳，他有时候摆摆手就算是回应了，眼睛还盯着案上的折子。
这种状态，放到今天来看，叫做过劳。
清朝皇帝每日的起居时间，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
寅时，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之间，皇帝就需要起身。卯时，大约早上五点到七点，开始处理政务或者召见臣工。
用膳的时间固定，但能否按时吃、吃多少，则看当日政务的繁简而定。
午后还要继续批折子、召见官员，直到傍晚才能稍作歇息。
但"歇息"这两个字，放在福临身上，经常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当时清廷内部还有一个复杂的局面——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协调，始终是福临需要费心的事情。
清朝入关之初，在各省沿用了大量明朝旧臣，同时又要推行满洲的一套管理方式，两套体系并行，摩擦不断。
如何用人、如何平衡、如何既不让满洲贵族寒心也不让汉族官员离心——这些需要极高政治智慧的事情，全部压在了一个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身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与此同时，军事上的压力也从未消停。顺治年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的活动始终是朝廷的心头大患。
郑成功多次率军攻打清廷控制的沿海地区，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更是率大军深入长江，一度兵临南京城下，震动朝野。
云贵地区的南明永历政权，也是福临在位期间始终未能彻底解决的一块心病。
这些军情，随时可能打乱既定的日程，需要皇帝紧急召见将帅、重新部署，连正常的休息都保不住。
把这些叠在一起，就是福临亲政之后真实的日子——没有节假日，没有轮休，没有任何缓冲。
[三]【董鄂妃入宫，以及那场绵延不绝的哀恸】
顺治帝的情感生活，在清朝皇帝里算是相当特别的一段。
他的后宫并不寂寞，但在遇到董鄂妃之前，这些都只是规制内的安排，谈不上什么特别深厚的情感。
他的第一任皇后，是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也是孝庄太后的侄女，顺治八年（1651年）大婚，但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融洽，两人性情不合，顺治十年（1653年），福临以皇后"无能"为由将其降为静妃，废后之举在朝野引发不小的震动。
此后另立博尔济吉特氏为第二任皇后，但这段婚姻同样只是走形式，并无真正的情感根基。
真正让福临全力投入的，是董鄂妃。
董鄂妃，姓董鄂氏，内大臣鄂硕之女。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入宫，初封贤妃，仅仅一个多月后就被晋封为皇贵妃，升迁之快，在清朝后宫史上罕见。
按照清朝的规制，册封皇贵妃要举行隆重的典礼，还要大赦天下——这个待遇，在清朝历史上只有董鄂妃享受过。
福临对董鄂妃的在乎，落在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上。
她生病，他亲自守在床边；她的饮食起居，他过问得事无巨细；她的想法和喜好，他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记。
《清世祖实录》中，有关福临关注董鄂妃身体状况的记载出现过多次，这在以往的实录里并不多见。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
这个孩子的降生，让福临高兴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他当即颁诏天下，以"第一子"之名宣告皇子诞生，言辞之间溢满欣喜。然而这个孩子命极薄，生下来不足百日便夭折了。
这件事对董鄂妃的打击极重，她此后身体每况愈下，缠绵病榻，时好时坏，始终没能真正恢复。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在承乾宫薨逝，年约二十二岁。
福临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当场恸哭失声。此后数日，他辍朝不出，宫中上下无不噤若寒蝉。
他亲自为董鄂妃撰写行状，洋洋数千字，字里行间全是悲痛。
他追封董鄂妃为"孝献皇后"，丧礼规格按皇后之礼举行，宫中上下强制服丧，甚至有记载称他要求宫人剃发为董鄂妃祈福，此举引发朝臣强烈反对。
董鄂妃走后，福临整个人的状态急转直下。
他原本就因常年案牍劳顿而积累了大量的身体亏空，这一次情感重创，像是彻底抽走了他支撑下去的某根支柱。
他在悲恸中愈发沉迷于佛法，试图在青灯古卷里找到一点安放。
[四]【那个深夜，他做了一件令满朝震惊的事】
董鄂妃走后的那段日子，福临的精神状态，宫里头的人都看得出来不对劲。
他的饮食越来越少，用膳的时间越来越不规律，有时候太监把饭端进去，摆到晌午也没动几筷子。
他在位期间原本就有亲近佛法的习惯，这时候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开始大量地与僧侣往来，一次次把高僧召入宫中，长谈到深夜，烛火烧尽了换了又换。
他找来的，不是什么普通的出家人。
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曾召见玉林通琇禅师入京，两人相谈甚欢，福临对玉林通琇执礼甚恭，称其为"玉林琇"，在佛法上倾心相从。
玉林通琇是临济宗高僧，当时声望极著，他的弟子遍布各地，宗门法脉清晰，不是寻常的江湖方外之人。
但真正让朝廷上下震惊的，是董鄂妃死后不久发生的那件事。
那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某个深夜，宫里头突然传出消息。
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涟漪荡开的范围，从内廷一直扩散到外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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