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柳宁馨 报道
上半年，中国经济在新旧动能转换中保持总体平稳增长，GDP同比增长4.7%，工业生产和出口延续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但需求不足仍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重要挑战。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运行特征？扩大消费的关键着力点是什么？AI的快速发展将如何重塑中国经济增长逻辑？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传统增长动能减弱与新兴产业加快成长并存的阶段，一方面，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进入调整期，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快速发展，两股力量交织，使得经济呈现出典型的转型特征。
李迅雷认为，PPI阶段性回升更多受国际能源价格和地缘冲突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并不意味着内需已经出现趋势性改善。真正决定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结构性问题。
“扩大消费需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推动财政支出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真正将‘投资于人’落到实处。”李迅雷表示。
传统产业调整与AI新动能并行
《21世纪》：上半年GDP同比增长4.7%，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出口拉动明显，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你怎么看上半年这一经济数据表现，以及当前经济复苏阶段的特征？
李迅雷：当前中国经济受到两股力量影响。一方面，以房地产为主的传统产业动能在减弱。另一方面，以AI为代表的高科技领域处在上升通道。这两股力量交织，使得整个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因为传统产业的体量比较大，而新兴产业的体量相对小，但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还是达到了预期目标。
上半年，外需拉动表现比较好，这与AI相关出口表现密切相关，带动出口增速明显上升。与此同时，进口也大幅上升，上半年进口增速超过出口增速，与AI相关产品涨价有关。
《21世纪》：你曾提出，判断经济不能只看短期数据，而要看长期趋势。当前PPI阶段性回升、制造业景气改善，有哪些直接影响因素和利好优势？
李迅雷：从工业增加值的角度看，上半年制造业整体表现比较好，需要看到，传统行业中造船业对制造业的贡献比较大。因为全球贸易大幅增长拉动了航运业发展，航运业发展又使市场对船舶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中国大概拿下了全球三分之二的造船业订单。
同时，AI相关的设备产品需求也在大幅度增加。不过，也需要看到制造业生产中出现冷热不均的现象。
从上半年PPI看，制造业景气度改善，但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为负值，因为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一季度的73.9%下降到73.5%，处于2016年公布数据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影响企业资本开支意愿。但部分行业的投资增速反而加快，主要原因是制造业设备更新这一块增长比较明显，这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有关系。要看到制造业增加值在提升，这反映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升级。
《21世纪》：长期看，下一步经济政策主要发力点还可以有哪些？
李迅雷：下一步，设备更新这一块还可以继续发力，以旧换新则面临边际效应递减，今年以旧换新额度比去年减少了500亿元。前年和去年以旧换新拉动消费增长效应明显，但汽车、家电都属于耐用消费品，不可能频繁进行更换。这也使今年汽车、家电的社会零售额出现了较大波动。
PPI的阶段性回升，主要是输入性的影响，受中东地缘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变动影响，今年上半年油价大幅上涨，引发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使PPI由负转正。目前内需还是比较弱，所以PPI或许还是一个反弹，要关注内需的长期变化。
“投资于人”是破解内需不足的抓手
《21世纪》：今年上半年，服务消费继续快于商品消费增长，你此前多次强调，消费不足的核心是居民收入和需求问题。未来扩大消费，应如何着眼长远，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李迅雷：在收入端，今年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5.2%，但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仅为3.7%，说明居民支出偏弱，用于食品类的刚需支出占比较高。
可以观察到，目前居民部门还处在降杠杆的过程中。今年上半年社零增速只有1.3%，明显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也低于GDP的增速，关键还是消费信心的问题。
如何让居民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我认为在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补贴方面，可以再加点力度。现在消费的主力还是中低收入群体，要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可支配收入。
扩内需仍是下一步的重要方向，要看到这个问题的长期性。有效需求不足其实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久久为功。
《21世纪》：《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推算下来，未来五年年均增速约3.7%。在你看来，这一目标更重要的意义是释放增长预期，还是推动收入分配、消费供给等深层改革？
李迅雷：不仅要增加居民的消费意愿，还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不同收入群体存在一些固化现象，低收入群体、中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这三大群体人数占居民总人数比重是60%，但这部分人群的收入占居民整体收入比例大概在30%。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需要推进改革。“投资于人”非常重要，例如，在支持教育培训、完善生育补贴、改善社会福利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现在年轻人就业压力比较大，需要加大技能培训力度、促进就业。
此外，我国服务业发展空间非常大，如何让服务消费进一步提升？关键是打破一些服务业进入的壁垒。2025年美国的服务业吸纳84%的就业人口，我国大概不到50%。所以，发展服务业在解决就业问题、促进消费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要提升服务消费，居民收入要进一步提高。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制定并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计划。怎么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这四个类别看，关键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上面想办法。
例如，财政支出能不能更多用于民生，能不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属于公共服务和转移性支出。提高行业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增加居民部门工资性收入的一个路径。还可以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这些都可以考虑。
不过，增加居民收入千万不要指望通过股市走牛来实现。因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是很难把握的，欧美股市历史上都没有给大众投资者带来消费的增量，尤其是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讲，依靠股市来增加财产性收入并不容易。
《21世纪》：你对于消费增速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有怎样的测算？服务消费的带动作用是怎样的，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李迅雷：我觉得服务消费对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大。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是55%左右，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将来会进一步增大。
要发展服务业，也面临“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要发展服务消费，就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但是增加居民收入的钱从哪里来？这就需要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体制的改革。
GDP应当是结果而不是目标，以往各地靠投资拉动GDP，带来供给能力持续增加，但需求没有增加，导致了供强需弱的长期问题。这就是供给侧需要结构性改革的长期背景。
PPI、CPI低迷，内需不足，这些现象不是这两年发生的，这是个长期问题。下一步，供给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需求能不能增加一点，这样供需就平衡。供给如果要减少一点，投资上少投一点，促消费就多安排一点，整个经济结构就能够改善，PPI、CPI就能得到合理回升。
AI仍处于资本投入期
《21世纪》：上半年，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高技术制造业表现突出。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预计，“十五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AI未来对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是形成新的投资需求，还是创造新的消费场景？
李迅雷：从国家战略来讲，需要大力发展AI。AI在科技、消费、民生、产业发展、治理等领域的发展空间都比较大。但也需要看到，AI现在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前期肯定体现为资本开支增长比较快。
这就表现为现在政府层面的AI投入比较大，目前民间资本的参与度并不高，主要是缺乏应用场景和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对于AI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等，还需要进一步观察。AI对相关产业肯定有一定拉动作用，但需要相关投入，这个体量现在还较小。
《21世纪》：你此前提出，未来M2扩张或更多依赖政府发债和直接融资，而AI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大量财政投入。下一步，如何平衡科技投资、民生保障和促消费之间的资源配置，兼顾短期稳增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
李迅雷：这就需要兼顾，如果在AI方面投入过多，那么对民生领域会有挤出效应。因为AI的投入是长期的，民生方面则是每年规模不断扩大的持续性投入。
例如，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增加农村老人养老金收入等，这些都是早晚需要解决的。我们既然定了扩大消费的五年规划，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消费，又要长期投入AI，如何兼顾？我觉得中央财政还是要加大举债的力度。
从过去看，举债对GDP的拉动作用似乎还是不够理想。现在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在30%左右，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方式来进行举债仍然有空间。前提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投下去的项目，要么能够产生民生效果、带动就业，要么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效益。
《21世纪》：AI如何真正带动消费？近年来，AI正加速进入教育、医疗、文旅、零售等消费场景。AI未来可能创造哪些新的服务消费需求？
李迅雷：主要是供给端创新带动的新需求。例如，如果自动驾驶技术进步，未来可能会拉动一波汽车消费热。如果智能机器人走入家庭，也可能带动一波消费。对个人而言，AI眼镜、AI手机都可能带动一些新消费需求。
AI会带动消费，但需要时间，无人驾驶车、家用机器人的应用都需要时间，不会立马出现规模化产品。同时，这些创新产品主要面向中高收入群体，整体普及率短期不会太高。
关于AI能否转化为内需增长的动力，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不能过于乐观，也不能过于悲观，还是需要从不同维度去观察、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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