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党中央发出被称为“5•16”的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到今年2026年，已经过了一个甲子。有人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如今我想说：“忘记过去历史会重演”。文革已经被党的决议定性为“十年浩劫”。有人说：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我认为：只有向后看，才能向前进得更好。历史是不能回避的，总结历史教训，才能防止死灰复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对历史有共同的认识，随意曲解历史将带来莫大灾难。至今还有人不懂那段历史，唱文革歌，跳忠字舞，看到当前的一些问题，就呼唤二次文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不知道历史的真相，又看不到有关的历史记载，会以为：文革有可憧憬的纯洁精神追求，是政治经济的全面平等。我们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真实的文革，揭露其愚昧、无人性、反历史、摧残社会、狂热的阶级斗争的实情。目的还是只有一个：不让历史重演！
号召造反全民疯狂
1966年夏天，毛主席以亲手写的一张大字报，还有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了文革。文革是干什么的，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些10多岁的中学生根本不知道，上面号召造反，造帝修反、当权派的反，在学校就是造校长、老师的反。一时间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揭发校长、老师的反动言论。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反动言论的标准是什么，反正可以上纲上线，以言治罪，把他们的什么话都可以拿来怀疑、批判。接着就是把校长、老师抓来批斗，要他们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行。
那时全民进入了怀疑一切的不正常精神状态，不管被批斗的人的原话、行动是什么意思，就可以往反动上面上纲上线。美术老师的一幅风景画就可以有人看出来，在山水之间有隐藏的特务密码；甚至说在一幅画毛主席的画中，毛主席穿的衣服那衣纹里有“蒋XX万岁”的字样。本来画人物的衣纹那线条就是曲里拐弯的，可以说是想什么就像什么，就可以怀疑成什么的。有人看出了那些字，其他人来看也是越看越觉得是真的。那美术老师就百口莫辩，被斗、被打。那时候报上登过一幅天安门的画，有人在画的天安门城楼旁边，看出来说是画了一只大皮鞋，那意思就是要踹开天安门，肯定是反革命，就把画画的作者抓来狠批狠斗。
那时的上海大街上，真有“大革命”时期的气氛：谁都可以组织游行队伍上街，每天游行队伍川流不息，标语、口号满天飞，大街上贴满大字报，空中翻飞着红卫兵在高楼上撒下的传单。那时北京、各地来的传单、小道消息满天飞，很多是报纸上看不到的内部消息。我们学生成立的战斗队，拿来了学校油印机、白纸，就刻蜡纸、钢板，各地的消息不管真假就印成传单，上街散发。
上街看大字报是当时了解运动精神、形势发展的一个渠道，许多关于文革的精神都是从大字报上看来的。街上还到处是大标语。印象最深的是“打倒内奸、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的标语，把最后的“奇”字，横过来写，还把最后那一个钩往下、往左拖得很长，就成了一个“狗”字。所谓的“大革命”运动没有什么严肃性，就是这样的无聊、低级！
一切的传统观念都被打破了，什么孔子、老子、儒道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都被否定了，历史人物如海瑞、李秀成、瞿秋白都成了坏人。我受了这种怀疑一切思想的影响，一个10多岁的小孩子根本没有正确的历史观，自己居然也写了“岳飞是民族英雄吗？”这样的文章，还投稿到报社去，说岳飞曾经镇压农民起义，在朱仙镇抗金前线本来可以一举直捣黄龙的，不顾大义，被皇帝的十三道金牌催回了京城。不但他自己被害了，抗金战争还失败了。他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民族英雄。
全民疯狂还表现在没有科学知识上。那时迷信的东西谬种流传，现在看来这些东西真是荒唐！那时全上海都流传“红茶菌可以治百病”，家家都用大罐子养红茶菌。那菌种是一种像浆糊一样的透明菌块，养在红茶中可以越长越大，据说吃了可以治很多病。后来证明根本没有这个效果。还有“打鸡血针”，把公鸡的血打进身体里去，据说可以强身。人们纷纷买公鸡来抽血，打进身体里补血。过了很多年，大家才知道鸡血打进身体里很危险，可能传染禽流感等疾病。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全民的无文化的疯狂运动！
献金献产私屋归公
十年浩劫是一场极左运动，那时一切与私有关的都成了反动的东西：“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私是万恶之源”……而与公有关的就是革命的了：“把一切献给革命”、“一生献给毛主席”等口号喊得震天响。我一个10多岁的孩子对这些公与私的关系理解不了，对自己有时候心中冒出来的私念：比如想占有某个东西，有某种欲望……就觉得不可理解，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私心，没有崇高的公心，会觉得自己十分反动而彷徨不安，内心冲突，甚至……
全社会也一样堕入了疯狂的批私斗私活动。那时的红卫兵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强行闯入所谓反动阶级的家庭抄家。过去旧社会只有被定罪的犯人、官员才会被抄家，而文革中在旧社会有点地位的人都被抄了家。一些过去的资本家、旧官员、老知识分子等人的家里，都被红卫兵小将抄家了。那些人凡是家里的金银、财宝、文物、图书等，都被红卫兵查抄走了。有些人家害怕被抄家，就把家里的东西偷偷扔了。那年头，在上海的垃圾箱里，常常有捡垃圾的捡到了金银财宝。
普通老百姓也以为拥有金银是罪恶，纷纷到银行把金银卖给国家，上海银行门口出现了排队卖黄金的长长的队伍。许多妇女把自己心爱的金首饰忍痛卖给了银行。记得那时候的金价是一两90多元。有的人家有私产的，比如有私房的，就去房管局要求收归国有。
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属于一般市民，父母都是上班靠工资收入生活的，按经典理论我家是无产阶级。我们租了公屋住，每月要付几元钱房租。我外公旧社会是做工的，抗战时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就丢下我外婆、我母亲，独自去南方了，再无音信。后来有人到上海，说看见我外公因病死在外地了。我外婆就靠给人洗衣服养大我母亲。外婆住在上海江边码头、高昌庙，就是靠近清末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兵工厂的地方，有一间破旧的瓦片老屋，只有10来个平方米。我家5个人在上海市区只住了10平方米公屋，本来应该有人住到我外婆家里去的。但那时候我们兄妹年纪小，高昌庙那时还像郊区一样，房子周围还有甜芦粟种着，一到晚上环境昏暗，兄妹就无人肯去住。
文革前，母亲就把外婆的旧屋出租了，每月就向租户收20多元钱房租，还要向政府交几元地价税。文革时说“私产有罪，收房租是剥削”。我母亲怕了，就去房管局要求交出私房，也办了手续，把房产证，土地证都交了。我家一个私屋都没有了，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自己家除父亲在成都工作，上海5个人住10个平方米公屋，如此的拥挤不堪。
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因为过去私房是无偿献给国家的，就要给个补偿。我家就得到了300多元钱补偿款，买了一只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间祖屋最后成了一台小黑白电视机，这财产账怎么算得过来？后来上海建世博会，高昌庙一带成了世博会场馆所在地。我们兄妹说起那祖屋来，总是无限感慨：“要是祖屋没有交出去，后来征地能拿到多少钱……”
私产交公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可是想想我们还是无产阶级，就那么一点私房。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财产比我们多得多，他们交出去的私产有多少，也是一样的一去不返！有的人家被抄走了金条，文革后落实政策，就按每两黄金90多元算了账。过了不久黄金价就调到400多元一两。这些人家又怎么算得清这笔账？
文革时期，我看到一个统计材料，讲全国一共上交了多少金银财宝、房屋私产。我就想到这里有我家的一份，有我大伯的一份，有其他多少人的一份。这是罪恶还是贡献？
师道尊严荡然无存
文革时，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我们不用上课了。那时社会上写大字报揭发资产阶级当权派，上面号召学生造反，就是造校长、老师的反。我们都是10多岁的孩子，哪有什么是非观念，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我们就想紧跟形势造校长、老师的反错不了。一时间满学校都是大字报，都是批判校长、老师的。大家捕风捉影，挖空心思回忆老师讲过什么错话，讲课时说过什么观点，就拿来写大字报狠批一通。
有一个历史课老师过去在讲课时，说过“地主也有好人”，“农民起义后，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等观点。学生不但写大字报，还把他抓起来批斗，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为地主阶级评功摆好”。有的学生还把这老师打得鼻青眼肿的。有两个男女老师平时爱跳舞，他们俩常常在课余时间到学校对面的一个公园跳舞。学生批评他们是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他们俩弄到一起开批斗会，把花圈挂在两人的脖子上，把他们戏弄一番。
有些平时调皮捣蛋的学生，曾经受过老师的惩罚，这时候就有了报复老师的机会。教我班语文课的冯老师，人长得很帅，平时很优雅地骑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上班，相当于现在的皇冠车了。有的调皮的学生在作业本子上写了老师的名，冯老师就要把这学生找来训话。现在这些学生就斗冯老师，叫他低头认罪，把他的脖子使劲往下摁。冯老师的脖子受伤了，就在家里贴了伤筋膏。第二天，有学生批斗冯老师发现他贴了伤筋膏，就说：“你竟敢贴伤筋膏”，把它撕下来，继续摁他的脖子斗。我在边上看了直觉得老师太可怜了，也不敢去阻止。有同学鼓动我也动手打老师。我平时胆小，读书成绩比较好，还是中队委员，老师常常表扬我，打老师我实在不忍心！
学校还有一个老师，父亲是上海城隍庙里开点心店的老板，平时人家都叫他“小开老师”。这时候就有学生说他是剥削阶级的子孙，来打这“小开老师”。我看到这老师在校园里被学生打得抱头鼠窜，后来逃出了学校，学生还追到校外马路上去打。一大群学生追着老师打，老师如丧家之犬地逃跑，一直追打到他家的城隍庙那里。有的路人像看白戏一样哈哈大笑，有的学生也觉得很出气。我看到昔日师道尊严的老师被打得这个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文革后，有的学生对自己打老师的行为忏悔了，内心十分不安，就到几十年前的学校向被打老师道歉。那时有的老师已经作古了，找不到道歉的对象，只留下无限的懊恼之情。有的学生找到了老师道歉，老师无限感慨地说：“那时你们只是娃娃，懂什么？要道歉也轮不到你们！”
现在我们感叹社会道德下降，文明倒退，不明白这一切的源头在何处？曾经有多少破坏千年道德、文明的行为“以革命的名义”行之，这社会还能情何以堪？处于高位者、执政者、头顶光环的圣人、精神导师、意识形态的代表……都是全社会的精神文明的代言人、光辉形象的偶像，在以“大革命”名义进行的多少次运动中，内囊翻出来的都是如此的不堪入目：党内对昔日亲密战友、忠诚战士、可信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昨日握手言欢，今日锒铛入狱，有的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对过去的盟友、团结对象，翻脸不认人，斗倒斗臭，剥夺财产与生命，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对全社会、全体人民表面上是社会的主体，拥有各种基本权利，但实际上是空头支票一张，一遇实际问题权利全无，维权处处碰钉子，一开口便有言论标准，一迈步就说走错了路。如此这般，这社会的道德品质怎能不倒退？
乱批乱斗大伯上吊
我祖上并非有钱人家，我从没见过爷爷、外公，爷爷、外公解放前就去世了，一家子都是由奶奶撑起来的。我有两个伯伯，三个姑姑，奶奶带着几个姑姑靠扎纸花，替人办喜事讨生活，日子过得甚是艰难。大伯父解放前勤奋好学，英语学得很好，给英国人做事，在英国上海文化处起初做一个办事员。他人很干练又聪明，会见机办事，英语说得很地道，很得英国人的赏识，后来渐渐职位升了上去，收入也丰厚了。解放大军打进上海前，英国人准备撤退，就把整个文化处资产交给了我大伯父打理。
解放后大伯父没有再从事任何职业，主要靠以前积累的资产度日，他自己说银行存的钱一世也花不了。大伯父有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思想，不喜欢上海的城市生活，那时想学陶渊明过归耕的日脚。六十年代初就在上海郊区真如向农村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瓦房，又挖了一口井，种些瓜果、蔬菜。有时大伯父骑一辆上海人叫“老坦克”的旧自行车，足足蹬两个多钟头从真如到市区，送些自己种的菜给我们家吃。我小时候见到的大伯父戴一付眼镜，胖胖的，额头宽宽的，很有学识、文化、地位的样子。
后来闹起了文革，大伯父在真如受到了冲击。本来以他的地位在上海不算什么，但在郊区就不同了，乡下人没见过大世面，以为他是一个大人物了，在他的墙上写上了“打倒洋奴某某”的标语。他的日子不好过了。那时儿女有的在市区，有的在外地，不同他住在一起，身边只剩大伯父一人。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文斗”愈发成了“武斗”，真如的农民批斗了大伯父，还把他关起来派人看守，他失去了自由。大伯父过去是一个有地位、有尊严的人，受不了这种人格上的污辱，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老不见大伯父上门，就问起我母亲，才知道大伯父自杀了。又过了二三十年，我在广州遇见了大伯父的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堂哥。二堂哥告诉我，当时他在云南工作，听到父亲自杀的噩耗，心里极度悲愤，实在想不通父亲为何走上绝路，只几天工夫满头黑发就变白了，头发还掉了一大片。可见古人所说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之间白了头”是真有其事。后来他渐渐情绪平复下来了，经过生活调养白发才又转黑了，长出了新发。
文革后大伯父平反了，要落实政策，退回当时抄家抢走的资产。政府问大伯父的子女说：“你们父亲存在银行有多少钱？”大伯父子女说不出来，因为大伯父生前没有交代过，他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死的。政府就退回了大伯父子女几千元钱。凭良心说大伯父哪里止这点钱？！他子女说不出来，银行有账号应该是有数的，可又有谁来替他们查清！
全国大乱全面武斗
十年浩劫开始是来文的，对所谓的走资派、有问题的人写大字报揭露，就是开批斗会也是动口、不动手的，出现武斗的只是少数地方。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给毛主席手臂上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问她的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说：“要武嘛！”后来，宋彬彬在学校动武打了老师。文革后，宋彬彬对自己的行为忏悔了，向老师道歉。
那时候全国出现了全面武斗。本来上海的文革还是比较文的，就像平时上海人吵架，嘴上凶得很，但动手的很少，大家辩论起来都是斗嘴。先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小将给上海带来了武斗风，不管男男女女的北京红卫兵都是手挥大铜头皮带，对所谓的牛鬼蛇神一顿乱抽。他们嫌上海的红卫兵太文了，说要敢于武斗。这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学起武斗来了。
一时间在上海起了武斗风，许多单位的造反派、保皇派打起来了。那时每个单位都有两派，凡是认为单位领导是好的就是保皇派，凡是认为领导是走资派的就是造反派。两派常常因为观点不同打起来。
我们中学也分了两派，一派长期盘踞在学校大楼，另一派就去攻，两派就武斗起来了。虽然上海的武斗很少有动枪的，但是用棍棒、长矛、石块的不在少数。学校的造反派把学校大楼攻下来时，就把保皇派打得个个头破血流。
上海柴油机厂是上海文革武斗的重点单位。我家隔壁的马祥福是柴油机厂的工人，是参加“联司”的，那是一个保皇组织，还有一派是造反派。那年柴油机厂两派武斗很严重，打了好几天，造反派把“联司”的阵地攻了下来，把“联司”的人狠狠打了一顿。过了几天，邻居家的马祥福回来时，我看到他的头都被打破了，包着厚厚的纱布。那次他家门口来看被武斗打伤的“英雄”的人围了一大片。
全国武斗最厉害的是武汉、广西、广东等地。据广东人介绍，文革武斗时打死的人太多了，就把尸体往西江、东江里扔。有人看到江里尸体的肚子里钻满了鳝鱼，那些鳝鱼就往死人肚子里钻，吃死人的五脏六肺，看得人都恶心得想吐。在广东，据说有一些人是不吃鳝鱼的，因为他们看到过鳝鱼吃死人，以后再也不想吃鳝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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