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风吹进老县城那家略显陈旧的茶馆，头顶的风扇发出单调的吱呀声。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对面的赵老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旧笔记本。七年没见，赵老师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他把那个笔记本推到我面前，手指微微有些颤抖。
那是沈小满的日记本，封皮是天蓝色的，边缘已经磨得起了毛边。
“林宇，这东西我替她收了七年。当初她走的时候交代过，如果你大学毕业后没有回来看过，就把它烧了。如果你回来了，就交给你。”赵老师端起茶杯，吹了吹上面的浮茶，声音有些沙哑，“你当年恨她，全校都知道。可是孩子，有些事，你该知道了。”
我的手悬在半空中，指尖触碰到那冰凉的塑料袋，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七年了，我以为我已经把沈小满这个名字彻底从生命里剥离，可仅仅是看到她的东西，那种夹杂着屈辱、愤怒和不甘的情绪依然会翻涌上来。
但在赵老师悲凉的目光里，我隐约感觉到，当年那场几乎毁了我的闹剧背后，藏着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叫林宇，七年前是县一中高三的学生，沈小满是我的同桌。
高一分班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沈小满。她坐在轮椅上，两条腿细得有些畸形，因为小时候的一场车祸，她腰部以下永久性瘫痪。县一中的教学楼没有电梯，高一在三楼，高二在四楼，高三在五楼。她的父母都是普通的打工人，为了给她治病早就家徒四壁，每天只能早上把她送到一楼楼梯口，晚上放学再来接。
班主任赵老师在班会上问，有没有男同学愿意每天背沈小满上下楼，顺便帮她打饭。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处在最敏感的年纪，谁也不愿意揽下这个沉重的差事，更何况男女有别。
我当时坐在最后一排，是个成绩垫底、浑浑噩噩的体育特长生。看着沈小满低垂着头，死死咬着嘴唇的样子，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举起了手。我说，老师，我力气大，我来吧。
沈小满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惊愕，也有掩饰不住的感激。
从那天起，我成了沈小满的“腿”，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同桌。每天早读前，我会在一楼楼梯口等她，把她背上三楼。中午我去食堂打两份饭，和她在教室里一起吃。如果她需要去厕所，我会找班里的女同学帮忙把她扶进女厕所，我就站在厕所外面等。
那三年，我的后背无数次被汗水湿透。北方的冬天冷得刺骨，楼梯上结了冰，我背着她一步一步往上挪，生怕摔了她。夏天教室里闷热，她行动不便容易生褥疮，我就拿着硬纸板给她扇风。
作为回报，沈小满成了我的“脑子”。她是那种极度聪明的女孩，理科成绩永远是年级第一。她看不得我每天上课睡觉，拿着笔敲我的头，逼着我背英语单词，给我整理最精简的数学错题本。
“林宇，你不能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县城里。你力气这么大，该去更大的世界折腾。”她总是这么说，苍白的脸上带着一种执拗的光。
在她的监督下，我的成绩奇迹般地从年级倒数，一路爬到了年级前五十。到了高三下学期，我的模拟考试成绩已经足够考上北京的重点大学。
那时候我们之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我习惯了后背上她轻盈的重量，她也习惯了在我遇到难题抓耳挠腮时，递过来一张写满解题步骤的草稿纸。
我曾经暗自做过一个决定，我要放弃去北京的想法，报考省内的那所重点大学。因为那所大学的残疾人通道建设是全省最好的，而且离家近，我想带着她一起去读大学，继续做她的同桌。
这个秘密我谁也没告诉，只是悄悄在志愿意向表上填了省大的名字。然而就在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一切都碎了。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被叫到了教导处。办公室里不仅有教导主任，还有赵老师，以及坐在轮椅上、面无表情的沈小满，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教导主任阴沉着脸，问我最近有没有对沈小满做过什么不规矩的事。我一头雾水，满脸错愕地看着沈小满。
沈小满没有看我，她的声音很冷，冷得像冰窖里的石头：“老师，我举报林宇。他最近借着背我上下楼的机会，经常……经常猥亵我。他还说，他照顾了我三年，我欠他的，就算对我做点什么也是应该的。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要求换同桌，并且要求学校处分他。”
轰的一声，我的脑子炸开了。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我背了三年的女孩。她的表情那么平静，平静到让我觉得陌生。
“沈小满，你疯了吗？我什么时候碰过你？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我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样吼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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