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甘泉县镇下寺湾村，有一幢前院为三明两暗的石窑洞，坐北向南，后院有3孔石窑洞，1935年11月2日至5日，长征到达这里的红军总部在这里召开过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主持肃反负责人郭洪涛向中央汇报了抓获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马文瑞等人的相关情况，并关瓦窑堡等候处置。
本想表功的他却得到与会领导的批评，并认定陕北“肃反”是错误，会议决定“刀下留人，停止逮捕”，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5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陕北错误"肃反"事件，自此，一大批重要领导人得以解放，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实现由南方向北方的转移，陕甘根据肩负起中央根据地的伟大使命，这次会议史称“下寺湾会议“。
针对这次陕北“肃反”，据后来郭洪涛写的回忆录一书记载，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的队伍遵照中央的指示成立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两军会合之后本有个磨合的过程，然而，当战士们还未洗掉长征路上的征尘，一场新的肃反运动又迎面袭来，而使肃反升级的事件，正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在陕南柞水县曹坪镇九间房村打的一场“九间房大捷“。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5年4月9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境内，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进驻蓝田葛牌镇，先建立了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红军在行军过程中，一直有一支部队一直尾随，那便是杨虎城手下的警备第三旅，少将旅长张汉民，红军领导人决定在这里打掉这股追尾之敌，九间房邻近葛牌镇，这里地势险要、丛林密布、道路狭窄，是适合伏击的理想之敌。当年，红二十五军曾在这里伏击过第42师126旅柳彦彪部，不过由于没有及时占领道路旁的小高地，导致未能全歼敌人。红军领导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大小高地上都设置了伏兵，就等着警备3旅上钩。
九间房村位于以唐代文学家韩愈谥号而命名的文公岭南麓，历史久远的佛教名山九华山北苑，森林覆盖率达95%。一直以来，九间房村就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净土，抱有“文公故居”的美誉坚守尚德仁厚，那时，红军为了诱敌深入，红二十五军还在一路上布置了许多便衣侦查员，他们化装为小商小贩和放牛娃，零零散散布置于道路旁，好引诱对方上钩。当时，担任警备3旅前卫的第9团团长、黄埔一期生阎揆要（后来授予开国中将）感觉不对劲，向张汉民报告：“红二十五军已经隐蔽，前面道路似有埋伏，建议部队就地宿营，以免误会。”张认为双方既然已经有停战协定，就没当回事。
1935年4月9日，警备3旅进入九间房镇的山沟，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张汉民亲自带着阎揆要的第9团走在前面，团长曹伯箴带领第7团断后。张汉民询问路边打柴人：“红军啥时候过去的？”这些实为红军侦查员的打柴人答道：“已经抵达葛牌镇了。”张汉民便放心地下令部队继续前进。谁知到了下午一点，当部队进入伏击圈时，指挥人员声令下“打”！霎时，枪炮声四起，地方武装从两边山上一齐向山路中的敌人射击，愤怒的手榴弹在敌阵中开花，土炮弹在敌群中炸响，浇了煤油的稻草抛在敌阵中燃烧，无枪人员将石块砸向敌群。枪炮声，喊杀声，军号声，锣鼓声，爆竹声，震动山谷，手持棱标大刀的村民、妇女儿童“冲呀”！“杀呀！”“缴枪不杀”！的呐喊声此起彼伏，震撼山岳。
红二十五军突然以猛烈的轻机枪火力从第7团后方发起袭击，打伏击战老手的这支红军部队，秉承的是五种维度：一是准确掌握对手的情况和意图，敌在明，我在暗，确保主动权始终在我手，做到出其不意、以静制动。二是对预设战场的地形、地貌、地物了如指掌，这样本地的武装就特别有优势，必须做到隐蔽，伪装，让对手在“思维盲区”里达成突袭，直到枪响仍未察觉遭到了埋伏。三是充分发挥虚实结合的佯攻艺术，做到正面火力压制，打乱对手队形，两侧发起白刃冲锋，迫使敌军近战，抵消其火力优势，迂回包抄，彻底封锁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对强大的敌人进行分割，一部一部消灭，使其认识遇上强敌的假象。
四是各个关键路口有虚张声势和打援的队伍，让对手在心理上造成已经陷入天罗地网重围的境地，迫其彻底丧失信心。五是快打，猛攻、迫战、包围分割，各个歼敌，才能速战速决，限制敌人长处。根据地的群众参与到打扫战场的行列。形成四面八方有喊打喊杀的队伍，现场喊话，宣传“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使没有信心的对手放弃抵抗做俘虏。
一看这架势，溃不成军的敌人更吓得不知所措，纷纷缴械投降，或四处逃命，完全丧失了抵抗力，指挥员见此情形，传令吹响冲锋号，官兵冲锋在前，其他地方武装紧随其后，向包围中的敌人发起猛烈进攻，把围在路中的敌人分割成两大块进行围歼，其中不少敌人还未放一枪就稀里糊涂做了俘虏。旅长张汉民吸取上次第126旅的反伏击经验，亲自带领部队冲上路旁高地，想抢占制高点。
然而，早已经设计好的红25军，把在伏击战斗中队伍区分为：主攻分队、拦头分队、截尾分队、对面分队、火力分队、预备队和指挥分队。并组织阻援、疑兵、牵制分队。主攻分队的任务是与拦头、截尾、对面等分队协同，迅速围歼敌人。通常部署在敌必经之路之一侧。拦头分队的任务是堵击敌先头部队，配合主力歼灭敌人：配置在大路一侧地形隐蔽和便于迅速机动的位置，以便及时堵住敌人的去路和退路。他再次陷入包围之中，山上的红军战士一面高喊；“缴械每人发三块大洋！”一面把轻机枪子弹、手榴弹一股脑倾泄下来，大部分警备3旅士兵顿时非死即降，队伍很快瓦解。
交战之初，张汉民曾高喊：“不要打了！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可惜战场上的人都认为这是喘息之机，如何停得下来？张汉民只好收拢起一个营的兵力，依托山腰上的岩石和丛林，集中火力反击红军，给红军造成了不小伤亡。最后双方士兵甚至展开肉搏，地下党员张明远也在战斗中牺牲。打到下午四点，战斗基本结束，张汉民带着卫士五六人企图跳崖逃脱，徐海东看到后对红军战士詹大南说，你带几个人去把他捉了。张汉民就这样被詹大南（后来授予开国少将）给拿下了。
九间房一战，警备3旅的第7、9团基本被全歼，除旅长张汉民、参谋长魏书林被俘外，第7团团长曹伯箴左臂被断，躲在死人堆里逃过搜查（一度误传为自尽），副团长杨某及第1、2营营长均被击毙，第9团团长阎揆要率残部逃脱。红军共俘虏国民党军1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支，机枪驳壳枪300支，只可惜无线电台被红军战士砸坏，吴焕先为此生气得训斥他们是“土气”，后来，这位少将旅长张汉民经过审讯之后被就地正法。
张汉民，化名田慎颐，1903 年出生于山西稷山人西社镇高渠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幼天资聪颖，。幼读私塾成绩突出，1920年春考入新绛县中学。同年秋，在陕西定边县杨虎城部教导队学军事。1925年，参加了讨伐直系军阀刘镇华和麻振武部战斗，在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中立功，升为教导营中尉排长，驻防三原，并加入先进组织。
这时，组织急需培养大批干部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上级任命他以“三民军官学校”的名义，在西安举办一个军事政治队，培养军队骨干，他担军政队的队长，我党的秘密发展，为陕甘边区的巩固，为红军的不断壮大，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称为“神秘的双面人”，随后，他出任杨虎城部警卫团团长，上级任命他为陕甘特派员，主要秘密保护组织的干部，曾经掩护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杨重远等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和请示工作，安排和转运红军伤员在西安看病就医。同志们称赞他领导的警卫团是地下党的“可靠保护伞”。
在打入敌人内部的日子，张汉民还负责有关情报搜集和传递，帮助和解决边区红军急需物资。1931年秋，张汉民派闫揆要、马子敬到陕甘边区三原给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反帝同盟军送去子弹和情报。1932年，给陕甘游击队（后改为红二十六军）送去枪支弹药，药品器械，望远镜军用地图等急需物资。1927年三原县农协会组织武装暴动，张汉民领导的炮兵营提供了大批武器。中共三原县委经费急缺，无法解决干部食宿和办公用度。借警卫团和红军交战的机会，实行“假战真送”。战斗打响三营故意乱作一团，高喊：“红军来了，快跑!”好多士兵放下武器向后撤去。游击队取得首次大捷，缴获了400余件武器，毙、俘民团500余人，扩充了红军。人们说，警卫团即送武器又送人，张汉民是陕甘游击队的“模范运输队长”。
后来，张汉民的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他升任少将旅长；辖七、八、九团，曹伯珍、李家骥、阎揆要分任团长。此时，他接到一项任务，负责堵截红二十五军，当时，警三旅的地下组织研究决定，如果两军遭遇，党团员要“枪朝天，打空弹”。这一决定分头传达之后，张汉民一面派两名党员去红二十五军，通报西安绥靖公署的堵击部署，一面率七、九两团（八团时驻西安）由镇安东进，“尾随”红二十五军。部队出发后，担任前卫的第九团团长阎揆要，随时将沿途所得情报，向张汉民报告。
张汉民在九间房作战被红25军俘虏之后，红26军军委代表汪峰（有的史料写作汪锋）曾经出面为他作证，说明他确实是组织发展起来的地下组织成员。问题在于：这时候，红25军和红26军本来有些误会。这一点在郭洪涛的回忆材料中有提及，他认为红26军执行富农路线，而红25军是纯洁的队伍，因此，他们的话没有被采信，由于当年信息不通，加上地下组织的单线联系发展，特别是一些联系人在战争年代牺牲，他不能出具证明地下组织身份的证人和证词，再加上军情紧急，最后在交待出供词之后被处决，警卫旅和红25军在柞水县发生误战，张汉民等被误杀，造成了红军历史上不可挽救的重大损失和惨痛教训。
然而，张汉民牺牲这件事情还没有完，由于被俘后在审讯过程中，反复提到与红26军的交往，特别是与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马文瑞等人有书信往来，这一阶段，临时中央和北方局派来的朱理治和聂洪均来到陕北根据地开展工作，作为地方领导的郭洪涛，还有红25军戴季英等向他们汇报工作，郭洪涛的回忆材料中有提及，他认为红26军执行“富农路线”和“对武装斗争消极”的论断，戴季英则重点提到当时被定位为“反革命“的张汉民与他们的交往。
为此，朱理治主持西北工委扩大会议，郭洪涛出席，讨论肃反准备。决定加强审查，郭洪涛配合建机构，集指控材料。这样导致肃反扩大，全面审查红26军干部，使矛盾升级。会议强调张汉民身为少将旅长，声称自己是地下组织身份，但无人能够出具证据以证其言。“他提及与刘志丹、高岗有所联系，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是革命战友的同志情谊，还是其他性质的关系？”在刘志丹麾下的队伍中，地主与富农的成分占据相当比重，而他自身亦出生于知识分子阶层，长期以来，他倡导并践行着所谓的“富农路线”……郭洪涛的话语在窑洞内回荡不息。
朱理治静默无声，面容铁青。那孔原信中提及的“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之言，在他心头萦绕。张汉民的供述、郭洪涛的“汇报”，以及他对“老刘”这一称呼的抵触，种种线索汇聚一堂，勾勒出一个令他心生寒意的结论。他用力一拍桌面，桌上的茶碗随之震动，跳跃了一下，茶水不慎溅洒而出。“此事务必彻底调查！无论涉及何人，无论其地位如何显赫，功绩如何卓著！”他的话语中带着激动的颤抖，“我们绝不能容忍一个投机者、一个两面派，占据我们组织的领导职位！”
于是，对崂山战役前夕，陕北肃反全面升级，先是后方进行，凡是与张汉民有一定关联的张文舟、李启明、黄子文、蔡子伟、姜旭、张文华等人先抓起来，随后搞逼供信，屈打成招，有的人还供出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结果原红26军营以上、陕甘边苏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逮捕了。
在逮捕刘志丹时，其手段很卑劣。刘志丹是红二十六军的缔造者，陕甘边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陕北红军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苏区军民中享有崇高威信，又是现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军委副主席，直接带兵，不便随意逮捕，就假借调后方主持工作名义调离军队，并写信给前线，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此信，恰恰送到了正在返回瓦窑堡途中的刘志丹手里。他拆阅后，交给通讯员继续送往前线。自己坦然返回瓦窑堡，封后当即被戴季英逮捕。
幸好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召开“下寺湾会议“后，派出工作组基本查清事实之后，确认这次肃反是一个大错案，一致认为刘志丹等都是好同志，并报经中央批准，释放了刘志丹等三四十名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苏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同时，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平反会，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
刘志丹上台讲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会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撤销了戴季英、聂洪钧的职务；党内给予戴季英以最后警告处分，给予聂洪钧以严重警告处分。随后，对朱理治、郭洪涛等“肃反”主要负责人予以组织处分。
随后，这场历史的错位，在中央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承认其全部历史，张汉民被杀事件，后来被定性为“重大悲剧”和“党的重大损失”， 张汉民被庄严地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让世人永久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先辈。当时的 在五十年后审定《中国工农红军25军战史》时，专门撰写了此事，上面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红25军与主力红军失去联系，不了解组织在西北军中的兵运工作情况，将我军红色特工张汉民错误杀害，造成了沉痛的教训。”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一生戎马，却对张汉民一事难以忘怀，可见此事在他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
我们再回过头审视红25军的九间房战斗这场悲剧，不难发现，当时的处境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源，这支部队在长征途中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们对张汉民的真实身份、警备第三旅的“白皮红心”性质，以及杨虎城与红军之间存在的“汉中密约”都一无所知。他们只清楚地知道，一支国民党部队正在紧追不舍，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任何一位谨慎的指挥员都会将张汉民视为真正的敌人。不过这次战斗在军事层面堪称完美，战术运用得当，伏击地点选择精准，部队执行有力，根据地群众配合得当，取得战果辉煌。然而，这个“完美”的胜利，最后却发现，你误伤了自己的同志，的确令后人唏嘘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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