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半,当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还在梦乡,汪师傅和妻子已经在一辆奶黄色的 “胶囊” 里揉起了面团,两个小时后,第一笼包子冒着热气被端出。
迎接杭州滨江区第一批上班族,这辆4米长、3米高、自带空调和油烟机的小车,正在探索路边摊规范化经营的全新路径。
事情得从今年6月下旬说起,滨安路和江陵路路口,突然冒出一排奶黄色的“胶囊”,这不是什么网红打卡装置,而是西兴街道新搞出来的小吃车。
11辆车整齐排开,油烟机、空调一应俱全,车身还贴着醒目标识:“该处由西兴街道管理,切勿向个人和中介转账”,到了7月,西兴闸附近的试点区域里,2号、3号、5号、8号车已经亮起了灯。
2号河南小哥卖冷面、铁板豆腐和手抓饼,3号汪师傅夫妇卖老面包子,5号几个姑娘合伙搞肉夹馍,8号台州小妹主打麦饼和现榨果汁,而这些摊主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全都是通过摇号中签,才拿到了经营资格,2号车小哥在杭州待了整整10年,以前开快递驿站,“半夜都有电话找件,丢件了找不到人了,精神压力大得扛不住”。
去年他卖掉驿站,弄了三轮车到处跑,“没有固定摊位,哪里有人往哪里去,城管管,同行挤兑,苦得很”,现在有了胶囊车,他笑着跟记者说:“运气好,中了签,总算定下来了”。
最打动人心的,还是3号车的汪师傅夫妇,这对夫妻来自安庆怀宁江镇,中国面点师之乡,巴比馒头的创始人刘会平就是那儿人。
在杭州摆了两年流动摊,风吹日晒都是常态,这次抓到“胶囊车”的机会,汪师傅反复念叨一句话:“像我这样,没背景没人脉的外乡人,在杭州能有这样的摊位,实在是幸运”。
他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半分矫情,是真的感慨,凌晨三四点出摊,和面、调馅,赶早高峰,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4点继续干到晚上11点。
每天流水将近1000元,扣除每月1200多的车位管理费和垃圾清运费,再加2万押金,夫妻俩算了一笔账:“能攒下钱,心里踏实多了,风吹不着,太阳晒不到,干活劲头很足”。
他们还有一个念想,27岁的儿子,本科毕业在滨江区做电商,还单着,杭州的房也没买,“趁这样的好机会,我们多挣些,帮衬他”。
这句话从一个流动摊贩的丈夫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励志大片都真实,它不煽情,却让人瞬间明白,每一辆“胶囊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
有意思的是,虽然是第一次入驻,摊主们已经快速适应了新环境,7号车的小姑娘专门定制了透明的可升降门帘,既能保证空调效果,又能挡住刮风扬尘。
她得意地分享经验,旁边几个摊主赶紧要链接,晚上生意淡下来,几家摊主互相串门:“我最中意你们这辆了,就是没中签”,笑声混着油烟,弥漫在7月的夜风里。
这件事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只是一排小吃车的问题了,隔了一个红绿灯的西陵路和滨安路交叉口,是传统的路边摊集中地。
远远望过去,油烟冒起,占道经营,车和人挤在一起乱哄哄,那边摆摊的老板们也知道附近有了“胶囊”,却不太想去。
毕竟市口成熟,老客多,换地方生意好不好难说,要押金要月租,数量有限还得摇号,两种生存逻辑摆在台面上了。
但滨江区的做法透着一个关键信号,他们不想“一棍子打死”流动摊贩,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说得挺实在。
“传统的路边流动摊贩历来是老大难,不仅影响市容,还有安全隐患,放任不管市民有意见,严厉打击也不是目的,还是要疏治结合、创新管理模式,毕竟每一个摊位,都关系一个家庭的生计”。
这话听着对路,目前滨江区第一批统一采购了35辆胶囊车,分别在浦沿、西兴、长河三个街道试点,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只要市民认可、生意好,摊主自然会认账。
目标是通过样板引导,让路边摊“告别你追我赶的执法矛盾,从此稳定经营”,采访到这儿,就忍不住让人想,这件事最动人的地方。
不在于餐车造型有多洋气,不在于流水数字好不好看,而是它给了那些在这个城市最底层打拼的人,一个体面的身份。
一个不需要躲着城管跑的身份,一个可以正常做事、安心挣钱的身份,一个被城市管理者当成“共建者”而不是“麻烦”的身份。
说到底,城市治理不是把人管住,而是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活下去、好好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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