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致信毛主席，将外孙女调回长沙，主席致信周世钊：想办法办到|周世钊|张干|徐特立|长沙市

1963年初春，湘江畔的夜风仍透着寒意。八十岁的张干躺在木榻上，咳声不断，他的念想全系在远在山西工作的外孙女身上。老人写下一封字迹颤抖的信：“盼她回长沙，以便侍奉衰朽之躯。”信封上的收信人，只有三个字——“毛泽东”。

短短数日，北京中南海传来回音。毛主席在信上批示，请中央组织部与山西省委磋商，并附上一行字：“务必照顾老校长需要。”随后，一封致周世钊的亲笔信飞往长沙：“倘若中央难以迅速解决，兄设法促成。”寥寥几句，却显露出主席对这位耄耋教师的眷顾与尊敬。

外界纷纷猜测：严于律己、不近私情的毛主席，为何愿意在调动问题上给张干开绿灯？要探寻答案，必须将时针拨回半个多世纪前。

1913年秋，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迎来一批新生。20岁的毛泽东借宿李家老宅，清晨踩着露水赶考。主考官当场翻阅他的作文，连连称奇：“此子文章，老夫等人也自愧弗如。”不久，他以第一名身份入学。次年，四师并入一师，年轻的张干临危受命，成了新校长。

那一年，省议会突然下令，从下学期起所有师范生每月再缴10元学杂费。10元在当时相当于半个月的饭钱，贫寒学生苦不堪言。一时间，校园里传言：是校长张干主动迎合军阀提出加费要求。“驱张”传单漫天飞舞，罢课呼声愈演愈烈。可惜言辞多是谩骂，难触其要害。

毛泽东冷眼旁观后摇头：“只会起哄何用？要抓住办学无方的症结。”当夜，他伏案疾书，痛陈“对上逢迎、对下专横”的弊端。新传单一出，激起更大民意，教育厅督学赶来镇场，也被学生嘘声淹没。局势僵持，张干急了，罗列17名“煽动者”，准备开除，其中赫然有毛泽东。

此时，德高望重的杨昌济、徐特立等师长挺身而出，他们在教师大会上直言相讽：“如若驱逐此等才俊，是学校之辱。”各方压力之下，张干只得撤回决定，改记大过。可学生仍不罢休，直至张干提交辞呈离校，运动方告一段落。

那场风波留给双方的，是长达数十年的情结。毛泽东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投身革命；张干则辗转教坛，始终以粉笔为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已66岁，却生活清苦，甚至在土改中被误划“地主”，日子更显拮据。

1950年国庆前夕，周世钊赴京观礼，顺道向主席谈及张干现状。毛泽东默然良久，轻叹一句：“张干，三十多岁就当校长的人哩，如今还在吃粉笔灰。”当晚，一纸电报飞往长沙，令湖南省政府“酌情救济”。不久，省里两度送去1200斤大米和旧币50万元，解决了张家燃眉之急。

1952年，张干写信请求随友人共赴北京观礼。主席痛快允诺，并亲自安排食宿。9月26日，中南海的小礼堂里，师生重逢。毛泽东先请张干上座，再招呼女儿李敏、李讷敬茶：“这是我的老师，得叫太老师。”觥筹交错间，往昔纷争悉数散去。饭后，主席捧出用稿费购置的棉被、毛呢大衣与生活用品，又派卫生部医生为老人查体。照顾之周到，让在座者动容。

此后数年，张干回到湖南，以顾问身份笔耕讲学。可年迈的身体终究抗不过岁月。1963年，他再次提笔向毛主席求助，希望将独在山西的外孙女调回长沙，借以照料病身。信寄出第三天，周世钊就收到了主席亲笔信。信里叮咛：“请即探望老先生，若组织上无法解决，亦须地方设法。”信中夹着2000元新币，一并寄往长沙。

周世钊见了张干，老校长的眼睛因泪水而湿润。他抚着淡黄的信纸，喃喃道：“我年事已高，却要劳他老人家如此惦念，实在不安。”几周后，张干的外孙女接到调令，正式回到长沙中学任教。老人总算放下心来，病情略有好转，但常念叨：“得多教几个好学生，才不负主席。”

说到这里，不得不回想另一起同年信件。1949年，毛主席面对大舅哥杨开智提出“调京工作”请求时，回信不过寥寥数行：“请服从湘潭地方政府之安排。”并嘱当局“不得因系亲属而徇私”。一严一宽，两相对照，更显主席用人的分寸：私情与公义截然分明，革命旧友、教育恩师则属另一番情义。

有人或疑，毛主席帮助张干，是否违背“反特权”原则？答案隐藏在他本人的一句话里：“照顾老同志，与给亲戚开方便，是两回事。” 张干一生躬耕讲坛，无骛名利；彼时年届八旬，求的是家庭团聚与最基本的照料，而非升官发财。这种区别，毛主席看得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