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六月,成都武担门外张灯结彩。刘备即皇帝位的那天,几名益州世家子在角落窃语,“让北来的客人坐龙椅,终究心里不服。”场面喧腾,裂缝却已出现。

益州先天闭塞,秦岭、巴山、岷江把外路堵得死死的。刘璋据守二十年,地方豪强与郡县官吏盘根错节。刘备率荆襄、冀州部曲硬闯进来,看似换了旗号,旧权力格局其实大半留下。外来集团和土著士人同床异梦,这种两层结构决定了蜀汉从出生起就夹杂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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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为了安抚本地,刘备任命董和、黄权、廖立等蜀人分任州郡要职,表面皆大欢喜。可他在府邸里嘱咐诸葛亮:“军政大事,终须自己人掌着。”一句“自己人”,无意间把益州世家隔在门外。蜀中名士刘巴因不肯与张飞往来被人讥为清高,他冷笑回应:“豪侠可敬,不可亲。”两条人脉,一文一武,谁也不肯让。

几十年对峙中,合作与防范并行。南征孟获时,地方官给了粮草,却暗中限制劳役,害得诸葛亮后勤频告吃紧;北伐中原时,益州豪绅又以“田畴荒芜,百姓疲惫”为名,拖延赋税。朝廷只得重复征收,进一步压榨百姓,恶性循环从此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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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刘备东征东吴失败,夷陵一役烧掉了蜀国最精锐的荆州部曲。战后巴西、汉嘉等地趁虚起事,高定、雍闿、朱褒轮番反叛。中央军疲于奔命,地方世家暗中观望,有的干脆两不相帮。事实证明,一旦中央武力虚弱,益州本地人便不再掩饰各自的小算盘。

诸葛亮在世凭借个人威望尚能压住山头,但他本人并非益州出身,南阳口音在朝堂里始终是异乡腔调。去世前,他把后事托付给费祎、蒋琬,一北人一荆人,仍旧延续外来班底。费祎遇刺后,局面迅速滑向失衡,本地士人谯周、董允话语权骤增,新旧两派隔空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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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财力。蜀地户口约一百万,魏国有四倍,东吴也在三百万以上。人口少本就力有不逮,外来集团却习惯高额军费。姜维十一次北伐,一次动辄十万兵马,折耗沉重。地方士绅把持田赋,在账面之外握着大量隐田,朝廷拿不到粮,可征丁之人却日日减少,负担落到小农头上,怨声四起。

政事堂里裂痕更深。蒋琬与费祎执政尚能平衡文武,到刘禅延熙末年,实际话事人成了黄皓。黄皓无地盘无兵权,却能挟天子搅动人事,靠的正是拉拢本地豪右打击外来将领。姜维数次上书弹劾,刘禅置之不理,反令其退守沓中。朝廷既不能信任武将,也无力约束士族,权力网像旧藤缠绕,越收越紧。

263年冬,钟会、邓艾分两路入蜀。成都城楼上狼烟滚滚,内城议事厅却在争吵是“固守广都”还是“退保涪城”。董厥一句“守之无用,不如请降”,让会盟土著心中一动。张绍、费祎之子费观等本地大族明面上劝战,暗里已派人向魏军递信。姜维匆匆自剑阁回援,兵不过三万。街头百姓窃窃私语:“守还是降?降了起码田地还在。”没多久,刘禅出金牛道迎降,蜀汉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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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军入城后,仅用了三个月就将大批荆襄武装外调洛阳,一车车族谱、账簿也被运走。却留任了大量益州士人治理地方,谯周甚至被拜为绵竹太守。蜀人呼“得保田里,亦幸事耳”。铁板终成散沙,正应了当年那句悄声嘀咕:外来的终是外来的。

蜀汉最早灭亡,表面是兵力不济、经济羸弱,深层却在于政权与民间主体的黏合度始终不够。统治集团未能完成深度本地化,地方势力又缺乏共赴国难的认同,一旦外敌南下,内外离心的裂隙即刻瓦解了最后防线。分裂的种子在221年便种下,42年后,它准时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