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4.7%，为全年增长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总量增长外，也有一些结构性变化进一步凸显：出口表现超市场预期，但消费、投资承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称“社零”）同比增长1.3%，低于去年全年3.7%的增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上半年增速同比下降5.7%。
7月13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该座谈会中提及“虽然仍面临一些风险挑战，但高质量发展的后劲持续增强”，并提出要“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要深入分析思考，善于研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
2024年，中国经济也曾经出现过增速逐季下降，消费持续承压的情况，该年9月24日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下称“‘9·24’新政”）及时扭转了市场预期，为后续经济持续向好增长打好了基础。
因此，市场也在预期今年是否也会出台相关增量政策。上述座谈会也提及“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
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袁海霞对经济观察报预测，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定调后，三季度是关键的政策窗口期，增量政策在8至9月落地的概率较高。袁海霞曾在2023年7月6日参加过李强总理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她认为可以采取的增量政策包括：盘活专项债结存限额等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在重大民生、基建项目的投资力度，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重点领域，推动财税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改革等措施。
袁海霞说，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2024年已经有所区别，新一轮一揽子政策应该更着力于解决中国经济分化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越来越为政策层所关注。
“K型分化”是目前全球多个市场面临的共同问题。袁海霞认为，与海外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的“K型分化”本质上是由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当前地产周期下行的拖累与AI（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同步存在，是国内产业迭代、经济结构重构的长期结果。此外，债务压力又削弱了地方政府调节分化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了什么样新的特征？“经济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是指什么？
袁海霞：2026年二季度以来，随着前期稳增长政策效果边际减弱、部分重大项目落地进度不及预期，以及地缘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经济恢复动能有所放缓，总体呈现“弱修复、强分化”的运行特征。
从增长结构看，经济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外需分化持续加剧。受AI产业投资、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提速、中东冲突下供应替代效应等因素带动，上半年月出口同比仍保持两位数的较快增长。相比之下，投资和消费等内需指标延续偏弱态势，国内需求恢复基础仍不牢固。
二是新旧动能分化进一步扩大。以AI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景气度持续上升，在工业生产、制造业投资等领域的贡献明显增强，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房地产、传统基建等旧动能仍处于调整阶段，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跌幅进一步扩大至18.0%，对总需求形成拖累。
三是上下游行业盈利分化显著。本轮企业利润改善主要由大宗商品涨价、PPI结构性回升和新兴产业发展驱动，增量利润集中在上游资源品与高端高技术领域，而中下游传统制造、消费行业盈利疲软、景气分化。1—5月，中游、下游工业企业利润占比分别较去年全年下降7.2、1.8个百分点，上游利润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
当前经济既受到趋势性、结构性、周期性等老问题影响，例如新旧政策衔接的空窗期、地产周期磨底的持续拖累、债务深层次问题仍未解决、微观主体行为逻辑未走出“后疫情范式”、增长动能切换带来转型阵痛等，但今年以来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其一，经济增长与微观感受的脱节是主要矛盾之一；其二，投资增速再度转负、消费修复仍较大程度依赖政策刺激，经济内生修复动能不足；其三，上游涨价向终端传导不畅，需谨防结构性通胀引发的滞胀风险；其四，前期政策效应退坡，政策传导效率有待提升；其五，当前市场对科技创新有望带动生产率回升创造经济增量基本持一致预期，但由此引发的收入分配失衡、就业挤出等负面效应值得重点关注。
经济观察报：座谈会提到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用足用好存量政策”。目前存量政策还有多少空间？
袁海霞：今年以来存量政策已充分加码，但整体来看落地节奏偏慢、效果有待进一步释放。一是财政落地偏慢，上半年基建投资累计同比仍下降2.4%，资金向实物工作量转化效率偏低；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堵点，社融信贷反映的融资需求偏弱，宽松流动性难以高效传导至实体中小企业，大量资金滞留金融体系空转，宽货币到宽信用仍面临资产负债表约束；三是随着前期耐用品和设备更新需求逐步释放，“两新”政策的政策效应递减。经测算，2025年下半年消费补贴的撬动倍数（1.1倍）已较此前几轮（高于2倍）明显下降，今年上半年预计撬动倍数进一步下降。截至6月，五大补贴类商品的加权社零增速为-6.7%；同时，经过2025年集中投入，部分更新需求已充分释放，设备更新红利递减。截至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增速同比增长8.1%，较去年3月增速高点已回落11个百分点。
后续的政策空间集中在三个方向：第一，加快资金落地节奏、抢抓三季度施工窗口；第二，优化资金使用方式、拓宽投向、提升撬动倍数；第三，向存量要效率、向改革要空间。
经济观察报：2024年“9·24”新政是中国近几年宏观经济的转折点，如何总结这段时期的增量政策经验，有哪些借鉴意义，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当时有什么区别？
袁海霞：“9·24”新政以来，中央和各部委出台了一揽子增量举措，宏观调控逻辑发生转变，并呈现出几大特征：更注重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修复，政策重心从防风险向稳增长过渡，高度关注“价格”信号，强调合成效应，重视预期管理。
当前经济形势与2024年9月相比，已发生本质变化，这决定了本轮增量政策不宜简单复刻。2025年以来，我国经济在宏观叙事、贸易结构及增长动力等方面出现了许多边际变化，客观上也倒逼经济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重构。
其一体现在DeepSeek突破下的宏观叙事重构，中国资产迎来重估的同时，也间接推动了主体资产负债表的边际修复；其二体现在中美博弈扰动下的出口韧性重构，在转口遭遇封堵的背景下，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或是出口的主要拉动项；其三体现在“反内卷”治理下的新旧动能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从低效竞争向创新竞合转型。
对比“9·24”新政时期，比起经济下调风险，经济结构分化的矛盾更加值得重视。一方面是以AI为代表的新动能的经济贡献加大，房地产、传统基建等旧动能仍处于深度调整，对经济拖累持续；另一方面，我国物价水平时隔三年回正，通缩问题似乎并不是困扰经济的主要矛盾，本轮结构性的通胀对中下游企业盈利能力的压制、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化债工作三年推进已经取得明显阶段性成效，但深层矛盾远未根本解决，存量付息压力、城投经营性债务、政府拖欠款等问题仍存在，财政趋缓与债务约束下地方经济活力受限。
结合“9·24”新政实施经验与当前全新经济形势，下一轮增量政策落地要更加重视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一是根据经济形势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坚持应出早出、应出尽出；二是锚定统一政策目标，强化各类政策协同发力。
经济观察报：座谈会提及“预研储备增量政策”，你认为什么时候合适出台增量政策，涉及哪些方面？
袁海霞：7月底即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我认为三季度会是关键的政策窗口期，增量政策在8至9月落地的概率较高。
力度方面，后续可根据经济形势适时适度盘活专项债结存限额、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等，扩大（准）财政支出力度。截至2025年末，地方债务限额仍有1.16万亿元空间，为逆周期调节预留充足抓手。
在支出方向上，加快落实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做好“六张网”等关系重大民生、基建的项目储备，诸如直饮水工程、海绵城市、重要海港城市的海底隧道（比如烟台与大连，海南自贸区与内地等）等可纳入储备谋划项目之列，发挥好政府投资牵引作用。
化债方面，三、四季度可视为宏观经济运行和“清欠”实效启动的追加窗口期，通过盘活地方债结存限额落地。
货币政策方面，在“保持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的要求下，灵活使用结构性工具，定向支持重点领域，例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大对新科技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产业需求。
同时，三季度应考虑继续推进一系列关键性改革举措，尤其是财税领域的改革需要有实质性突破。例如，消费税改革、零基预算改革等核心举措有望在今年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质性成果，为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高财政资金效能提供重要支撑。
经济观察报：上半年内需不足的情况依然突出，这是为什么？
袁海霞：近两年我国内需整体呈现弱修复态势。但内需边际改善的同时，也仍存在诸多深层次短板与结构性不足，制约内需的持续回暖。
其一，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消费结构有待优化。
其二，当前微观主体的行为未走出“后疫情”范式。从居民行为来看，近年来，在收入和就业预期偏弱、谨慎性动机增强等影响下，居民预防性储蓄趋于常态化。疫情以来，居民每年新增储蓄仍然较大，2023年、2024年和2025年居民新增储蓄分别为16.7、14.3、14.6万亿元。过去，我们认为这是超额储蓄，但实质上是预防性储蓄，由于预防性储蓄受制于预期和信心的修复，其相对于超额储蓄更难以转化。近年来企业行为函数从过去的利润最大化转向风险最小化，企业投资意愿偏低的情况仍未明显好转。
其三，近年来，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出持续抬升。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合计产出贡献虽提升至19.5%，但距离真正“挑大梁”仍有提升空间。由于高技术产业往往处于成长期，且享受一定税收优惠，本质上属于财政收入的“慢钱”，且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高技术产业的税收和就业贡献暂难完全补位房地产的贡献。
其四，在未富先老的压力下，民生和社会保障短板日益突出。
经济观察报：提振内需，下一步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袁海霞：关键是就业优先，“真金白银”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获得感。核心在于构建居民主体“有钱花”“敢花”“愿意花”的良性循环，有效提振内需。
让居民“有钱花”，建议在做大经济蛋糕的同时，注重创造“有就业”的经济增长，抓紧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同时，构建更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收入分配体系，将部分因技术创新带来的财政增收和国有资本收益增量用于支持劳动者再培训、技能提升和就业转换，缓解技术替代带来的结构性收入差距。
与此同时，随着前期耐用品更新需求逐步释放，建议在保留重点领域“以旧换新”政策的同时，将部分财政资源逐步转向支持低收入群体的直接消费。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同等财政投入能够更快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
测算显示，若针对约4000万低收入群体发放1000亿元现金类消费补贴，消费乘数可达1.5倍以上，对消费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均有望高于同规模商品补贴政策。通过从补商品逐步转向补居民，从刺激耐用品消费向增强居民消费能力适度转变，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增强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
让居民“敢花”，重点在于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建议完善社保体系，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推进医保、失业、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缩小待遇差距；同时扩大服务业开放，健全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推动行业标准化，增强消费信心。
让居民“愿意花”，则需要从增加居民闲暇时间和创造消费场景入手。积极推动职工带薪休假制度落实，配合落实中小学春假制度，释放假日经济潜力；中长期则需通过推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释放“新市民”群体的消费需求。
对于投资而言，在发挥15%政府投资“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更要激发占投资总量约85%的民间投资活力。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方面，当前我国房地产处于从底部向新周期过渡的关键阶段，应坚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的政策主线。建议继续落实好降低购房成本、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等既有政策，巩固重点城市销售企稳态势、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积极探索住房消费与城市更新、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等相结合的新场景，推动房地产行业由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型。
经济观察报：目前经济中的分化已经被政策层所关注了吗，怎么理解这种分化，中国的“K”和海外市场的“K”形成原因和表现有何异同？
袁海霞：政策层对“K型分化”的认知和关注是明确且逐步深化的。近日央行二季度例会对国内经济形势的研判在原有“供强需弱、外部冲击”两大挑战的基础上新增“结构分化”；7月13日总理座谈会提出“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都说明分化问题已被置于重要位置。
中国与海外市场的“K型分化”，核心成因存在本质差异，二者驱动逻辑并不相同。海外经济体的“K型分化”核心更多由外部和周期性因素主导，一是全球流动性宽松背景下资本开支高度集中，资金、优质资源大幅向高端科技、核心能源赛道聚拢，传统产业、中小微主体持续失血；二是近年来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失衡、地缘冲突频发，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带来挤出效应的同时也进一步放大行业收益差距，技术迭代仅属于辅助诱因，并非核心驱动力。
反观我国的“K型分化”，本质上是由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当前地产周期下行的拖累与AI产业发展同步存在，是国内产业迭代、经济结构重构的长期结果。
从“K型分化”的表现来看，AI的资本、技术密集属性决定了AI创造的收益天然向资本所有者、顶尖技术人才、数据算力拥有者集中，这是海内外市场共同面临的趋势。美国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与净资产占比分别突破20%和35%，财富不断向头部集聚；我国也同样出现高技能岗位紧缺与传统岗位替代并存的现象。
同时，国内“K型分化”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结构化特征。一是区域层面分化尤为突出，北上杭深等头部城市仅占全国不足7%的人口，却集聚了绝大部分AI产业红利与新兴经济增长动能；而大量三、四线城市持续面临地产市场低迷、人口持续外流、地方财政承压的三重困境，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拉大。
此外，制度层面的特殊性进一步放大了分化特征，我国具备政府统筹调控、国有经济托底、政策性金融工具赋能的制度优势，能够通过区域协调政策、基建投资、产业引导基金、社保扩面等工具对冲分化压力。但现阶段，地方政府受土地财政收缩、债务管控收紧双重约束，再分配调节能力大幅弱化，后续亟须中央财政加力赋能，配套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抹平结构性分化差距。
经济观察报：“K”的两端能够形成互补和协调吗？这种互补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如何实现？
袁海霞：宏观层面的互补核心在于循环，让AI创造的财富通过有效渠道回流到消费和传统产业升级中。
建议加强产业统筹布局，防止新兴产业出现新一轮产能过剩。当前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投资热度较高，在培育新增长点的同时，也需警惕地方“一哄而上”、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重复建设风险。
建议强化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引导和区域均衡布局，推动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进行发展，避免简单复制产业园区和项目建设模式。探索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推行财政“拨投结合”，将传统无偿补助财政资金，适当转变为股权投入，同时健全收益分享和风险分担机制，让社会资本能“算过来账”，激发各方“敢投”活力，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薄弱环节长线布局，促进新兴产业由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转变。
微观层面的互补关键在于赋能，让AI成为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效率工具，让传统劳动者掌握AI技能，而不是被淘汰。建议参照海外经验积极探索科技创新红利共享机制，构建全民收入账户，让更多微观主体享受AI发展的经济红利，同时构建更加适应新业态发展的收入分配体系，如将部分因技术创新带来的财政增收和国有资本收益增量用于支持劳动者再培训、技能提升和就业转换，缓解技术替代带来的结构性收入差距。
此外，可探索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健全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发展成熟的科技公司加大分红力度与频次，鼓励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
（作者 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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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涛
财税与环保新闻部主任 长期关注宏观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领域。主要关注财税、审计、环保、基建以及PPP等方向。线索请联系：dutao@ee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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