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馥莉18亿美元被法院“锁死”！为什么企业家族都需要一套“防争议”的信托架构？|信托架构|宗庆后|宗馥莉|家族企业|家族办公室|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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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林舒，惠裕全球家族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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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家族遗产纠纷跨境官司再现新进展，香港法院最新裁决吸睛。

2026年7月21日，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了宗馥莉及建浩创投有限公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了此前针对相关银行账户约18亿美元资产的保全及披露命令。

这意味着，在相关遗产权益、信托安排及资产归属争议尚未最终厘清之前，该笔资产仍不能被自由处置。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于7月21日作出裁决，驳回宗馥莉方关于撤销资产保全令的上诉许可申请。法院同时判令宗馥莉方支付对方25万港元讼费。

为何维持资产冻结？

宗馥莉方面此前认为，香港高等法院作出的相关命令实际上属于资产冻结令，原告方应当证明涉案资产存在被消耗、转移的现实风险。

但香港上诉庭并未接受这一观点。法院认为，该命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资产冻结令，而是一项为了保障未来司法执行效果而采取的保护措施。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案件涉及的重要争议，包括相关资产是否涉及信托或受托关系、各方之间的权益安排等，均属于需要最终审理的问题。目前阶段，法院无法作出最终判断，但也没有足够理由推翻此前保护资产的决定。

简单而言：香港法院目前并不是认定18亿美元资产属于谁，而是认为：在各方对资产权益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如果资产被转移、处分或无法追踪，即使未来某一方胜诉，也可能面临无法执行的问题。因此，维持资产保全具有必要性。

这体现了香港法院处理复杂财富争议案件的一项重要原则：先确保资产完整，再解决权利归属。

香港法院的保全命令明确将效力与杭州诉讼挂钩——该命令将持续有效，直至杭州中院就相关案件作出终审判决或法院另有指令为止。

香港程序是辅助性、临时性的，其功能是“锁定”资产，防止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出现执行落空；
资产归属的最终裁判权，仍取决于杭州法院对遗嘱效力、信托关系、继承权等实体问题的审理。

遗产纠纷的源头

从公开信息来看，此案涉及多份文件，包括宗庆后的两份遗嘱、一份手写信、一份“委托书”，以及宗馥莉与三位相关人士围绕“委托书”签署的协议。

（本图由AI绘制生成）

案件中，一个重要纠纷在于未完成的“信托”。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宗庆后生前是否作出了清晰、有效的信托指示。

原告方（三 J）提出，相关资产可能涉及信托关系；而宗馥莉方面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目前法院尚未对是否存在信托关系作最终认定。

从家族财富传承角度看，这正是许多企业家家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财富到底是：

企业家的个人资产？
留给某些继承人的遗产？
代持资产？
家族信托资产？
为特定家庭成员管理的受托财产？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通过清晰、具有法律效力的架构提前界定，财富传承往往会陷入事后解释。

典型家族传承难题

宗庆后遗产纠纷案反映出一个典型的家族传承难题：对于第一代企业家而言，创业成功往往依赖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

但这种模式如果没有提前转化为制度化安排，在传承阶段容易出现三个风险：

第一，财富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没有明确切割

很多企业家希望由下一代继续经营企业，但同时又希望其他家庭成员获得合理保障。如果缺少明确安排，企业股权、金融资产、海外资产以及家族成员权益可能交织在一起，导致继承争议。

第二，遗嘱并不一定等同于完整传承方案

遗嘱解决的是“身后资产如何分配”，对于复杂家族财富而言，仅靠遗嘱往往不足。尤其涉及：

境外金融资产；
企业股权；
多地法律体系；
多名家庭成员权益；

单一遗嘱可能无法覆盖所有治理需求。

第三，家族成员角色没有提前制度化

创始人在世时依靠个人权威维系企业和财富秩序，但当核心人物离场后，家族内部对于财富安排的理解可能出现分歧。家族企业传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把“亲情关系”与“治理关系”混在一起。

下一代究竟是：

企业经营者？
股东？
家族财富受益人？
家族治理参与者？

如果这些身份没有提前定义，财富传承往往会从家族内部协商转向司法解决。

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宗庆后家族遗产案目前仍未进入最终裁决阶段，香港法院此次决定只是维持资产保护措施，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已经获得最终权益。

起案件引发的广泛讨论，核心在于一个长期困扰中国企业家家族的问题：当财富规模巨大、结构跨境、家庭关系复杂时，如何降低传承争议的风险？

遗嘱虽然可以分配财产，未必能消除对财产性质和分配依据的歧义。

对于拥有多成员家庭、跨境资产和企业控制权的企业家而言，提前建立一套具有法律效力的财富治理架构，确有参考价值。家族信托作为这个架构中一种常用工具，其优势通常体现在：

明确资产隔离与归属：将特定资产在法律上划入信托，使其独立于委托人的个人遗产，减少继承人对“资产属于谁”的争论。
分离控制权与受益权：创始人可设定规则，由专业受托人管理资产，家庭成员按约定获得收益，从而避免经营决策权与受益权混同导致的内部冲突。
适应跨境司法环境：在资产分布不同法域的情况下，经过专业设计的信托架构有助于提高财产安排的确定性和可执行性。

但家族信托也并非万能“避雷针”，其有效性取决于设立时的法律合规性、文件完备性、资产交付的实质性安排，以及是否具备充分的证据链条。若安排存在瑕疵或争议，信托本身也可能成为诉讼的标的。

真正成熟的安排，是在企业财务健康、自己身体健康、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时，通过家族治理架构、信托安排和长期规划，进行妥当的落实，把未来的不确定性提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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