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老赵，四十八岁，合肥人，结婚二十三年，和媳妇秀兰把十一个孩子拉扯到今天，外头人说我是猛男，我听着只想笑，这哪是猛，都是一天天熬出来的日子。

我们家住在城东一个老小区，楼道窄，墙皮掉得厉害，谁家炒菜放多了辣椒，整个楼都能闻见。以前孩子小的时候，邻居一听我家门里传出来哭声，就知道准是又有一个醒了。有人打趣说：“老赵，你家这是开幼儿园啊？”我嘴上跟着笑，心里却发虚。因为只有我和秀兰知道，孩子多不是热闹两个字能说完的，那后头全是钱、累、病、愁，还有半夜里咬牙撑过去的那些时候。

我和秀兰是二十多年前认识的。那会儿她在厂里上班，人不爱说话，做事麻利，见了人先笑。我妈托熟人给我介绍，说这姑娘踏实，不花哨，适合过日子。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她舅家门口，她穿一件浅蓝色外套，手里攥着一个搪瓷杯，低着头笑。我那时也没啥见识，就觉得这人顺眼，心里一下子安稳了。后来见了几回，双方大人一催，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第一年，老大出生，是个闺女。秀兰疼了一整夜，生完脸白得跟纸一样，却还硬撑着问我：“孩子好不好？”我说好，好得很。她闭上眼，嘴角动了动，说：“那就够了。”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孩子，家里就完整了。可日子不听人的安排，老大还没断奶，秀兰又怀上了。她自己也慌，我也慌，两个人坐在床边半天没说话。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问我们要不要再考虑考虑，秀兰一路上都没吭声，回到家把老大抱在怀里，眼泪滴在孩子衣服上。她说：“老赵，我下不了这个狠心。”

老二就这么来了。后来罚钱、躲人、借钱，这些事一样没少。那会儿我工资低，秀兰又断断续续不能上班，家里紧得一块钱都要掰开花。可有了老二以后，我以为该停了，谁知道老三、老四接着来。有人问我是不是想要儿子，我真是有嘴说不清。我们家有儿有女，哪还有非要什么的心思？有时候就是命赶着命，事挤着事，人一犹豫，孩子就落地了。

最乱的那几年，我现在想起来都头皮发麻。屋里永远没有清静的时候。这个要奶，那个要尿，另一个摔了碗，还有一个趴在地上找鞋。秀兰白天抱着小的哄，晚上给大的洗衣服，常常一顿饭吃到凉透。她以前头发又黑又厚，后来一把一把掉，梳子上缠得都是。她也不是铁打的，有一回夜里孩子们总哭，她坐在床沿上，突然把脸埋进手里，闷声说：“老赵，我真的累。”我站在旁边，想劝两句，可喉咙像堵住了，半个字也挤不出来。

我能做的，就是拼命挣钱。早些年我干过搬运，跑过小货车，也给人家刷墙铺砖。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回来，鞋底都是泥，手上全是灰。冬天水泥冻得冰凉，手指头裂开口子，碰一下都疼。我不敢歇，一歇就想起家里十几张嘴。孩子们吃饭像打仗，一锅面条下去，转眼就没了。买肉也不敢多买，切成小块放白菜里炖，孩子们一人夹一两块，剩下的汤泡饭。秀兰总说她不爱吃肉，其实我知道，她是舍不得。

我们两口子也吵过，吵得不少。穷人家日子紧，脾气就容易冒火。孩子生病、学费凑不上、房租水电催着交，哪一样都能把人逼急。有一次老四发烧，我背着他去诊所，医生说得去大医院。我兜里只有几十块钱，回家跟秀兰说话声音就大了。我说：“你看看，生这么多，真要出了事怎么办？”秀兰一下子红了眼，冲我喊：“孩子是我一个人生的吗？”这一句把我噎住了。后来我们俩背对背坐了半宿，谁也没睡。第二天一早，她还是给我煮了稀饭，还把我的破棉袄补好了。

孩子多，苦是真苦，可也有别人家没有的热闹。过年时屋里挤得转不开身，大的带小的贴春联，几个小的抢糖吃，秀兰在厨房喊这个端碗、那个拿筷子。我站在门口一看，满屋子人，乱归乱，心里却热乎。那时候我就想，再难也得把他们养大，不能让哪个孩子觉得自己是多余的。

老大懂事早。她上小学时，就会踩着小板凳洗碗，放学回来先看弟弟妹妹，再写作业。她考上大专那年，录取通知书拿在手里，嘴上说高兴，眼神却躲着我。晚上我听见她跟秀兰说：“妈，要不我不上了，我去打工吧。”秀兰没说话，只是在屋里低低地哭。我在门外站了好久，第二天把家里能卖的旧东西都收拾出来，又去找工头预支工资。我跟老大说：“你只管去读书，家里的事不用你扛。”她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掉在通知书上。

老二后来也争气，考上了一本。那天老师打电话来报喜，秀兰正在洗衣服，手上全是泡沫，听完电话愣了半天，突然蹲在地上哭起来。她不是难过，是高兴，可高兴里又夹着愁。学费、生活费，一年不是小数。我跑亲戚家借钱，有的人关心两句，有的人话说得难听：“老赵，不是我说你，孩子生这么多，谁帮得过来？”我笑着点头，说理解，转身下楼时，腿都是软的。

后来还是助学贷款、奖学金、亲戚凑一点，我们自己咬牙攒一点，才把老二送去了学校。送他去车站那天，十一个孩子齐刷刷站在月台上，大大小小一排，像一串没长齐的竹竿。老二背着包，回头跟我们摆手，说：“爸，妈，我以后一定有出息。”秀兰一直笑，等车开远了，她才扶着柱子弯下腰，哭得肩膀直抖。我过去拍她背，她说：“老赵，咱没白熬。”

家里也不是个个孩子都一直省心。老五初中时迷上网吧，撒谎逃课，还偷拿过家里钱。我气得抬手就想打，秀兰拦住我。那天晚上她没骂人，只把几个大的小的都叫到桌边，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面。她说：“咱家穷不要紧，穷也得把人做正。你们爸妈没本事给你们铺好路，但不能眼看着你们走歪。”老五埋着头，眼泪掉进碗里。后来他慢慢改了，放学回来帮我搬材料，手磨出泡也不吭声。

真正让我怕的，是秀兰病倒那次。去年她老说胸口闷，我起初以为是累的，后来检查出来，糖尿病加心肌缺血。医生说她这些年生养太多，又长期劳累，身体亏得厉害。我拿着单子，站在医院走廊里，心里像被人掏空了。秀兰反倒安慰我，说：“别摆那张脸，我还得看孩子们成家呢。”她越这么说，我越难受。这个女人跟着我二十三年，没穿过几件好衣服，没去过几趟远门，一辈子都围着锅台、孩子、病床打转。

她住院以后，家里一下子安静得不像家。没人喊孩子起床，没人记得谁爱吃稀饭谁不吃葱。我才知道，平常看着乱糟糟的一大家子，其实全靠秀兰撑着。好在孩子们都回来了。老大请假回来管家，老二从省城赶回来交住院费，老三老四轮流去医院陪床，底下几个也懂事，自己洗衣服、做作业。那几天我看着他们忙进忙出，心里忽然踏实了些。原来孩子真的大了，不再全是压在肩上的担子，他们也开始托住这个家了。

秀兰出院那天，病房里挤满了人。护士推门一看都愣了，说：“这是全家都来了？”我说是，全来了，一个不少。秀兰坐在床上，看着这些孩子，笑得眼角全是褶。小的围着她问疼不疼，大的给她收拾东西。旁边病床的大姐说：“你福气大啊。”秀兰听了没接话，只低头摸了摸老小的脑袋。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这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她一口气一口气熬出来的。

现在我们家的日子比以前强多了。老大工作稳定，每个月给家里转钱；老二还在省城发展，自己能养活自己；老三当了老师，老四学了技术，几个小的也陆续上学。钱还是不宽裕，可不像从前那样，买袋米都要算半天。我年纪上来了，重活干不太动，孩子们劝我少接活。我嘴上答应，手里还是闲不住，接点小装修，修修补补，能挣一点是一点。

街坊现在见我，还开玩笑喊我“猛男”。我听多了，也不解释了。猛不猛，外人看的是十一个孩子这个数，我自己心里清楚，看的是二十三年里有没有退过。秀兰说我嘴硬，其实我也有怕的时候。怕孩子病，怕交不起学费，怕她哪天撑不住，也怕自己老了没用了。可怕归怕，第二天太阳一出来，还是得去干活，还是得回家，还是得把饭端到桌上。

前些日子，老小过生日，孩子们难得凑齐，在家里摆了两桌。桌子不是什么好桌，菜也就是家常菜，可屋里热闹得很。老大端着杯饮料站起来，说：“爸，妈，以前是你们养我们，以后我们一起照顾你们。”秀兰听完，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我赶紧低头夹菜，装作没看见，其实自己眼眶也热。

晚上人都散了，屋里终于静下来。秀兰在沙发上靠着我，电视开着，谁也没认真看。墙上挂着那张全家福，十一个孩子挤在一起，有人笑得露牙，有人闭了眼，还有小的歪着脑袋。我看着看着，忽然觉得这一辈子好像也没白过。

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我说实话，苦的时候后悔过，真后悔过。可要是让我指着哪个孩子说不该来，我说不出口。孩子是一个一个来的，日子是一天天熬的。我们家没有什么大道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就是两口子咬着牙，把一个家扛到了今天。要说我这辈子干过最狠的一件事，不是生了十一个孩子，而是最难的时候，也没舍得放下任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