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都能闻到泳池里那股漂白粉的味道。
那味道像烙在我脑子里一样，甩都甩不掉。
我叫陈北川，今年三十六岁，在广州天河区一家游泳馆当教练。干了八年，教过上千个学员，从三岁小孩到六十岁大爷都有。水性好，身材保持得也不错，一米八二，七十六公斤，腹肌还能看出六块。学员家长都叫我阿川教练，说我人精神，脾气好，有耐心。
可现在，我坐在出租屋里，手里捏着那张化验单，整个人像被抽空了。
HIV阳性。
四个字，轻飘飘地印在纸上，却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剜我的肉。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整整一个下午，从两点到六点，天都暗下来了，我连灯都没开。窗户外面是城中村密密麻麻的握手楼，隔壁在炒菜，油烟味飘进来，混着楼下垃圾站的馊味。手机响了七八次，有学员家长的，有健身房老板的，还有我前女友林晓的。我一个都没接。
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怎么会是我？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怎么不会是我？
早有征兆的。
三个月前，我开始莫名其妙地发烧。不是那种高烧，就是低烧，三十七度五左右，反反复复，退了又来，来了又退。我以为是广州天气湿热，空调吹多了，没当回事。吃了几天退烧药，照常下水上课。泳池水温二十六度，我泡在里面觉得比平时冷，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林晓那会儿还跟我在一起，她说你是不是太累了，免疫力下降，让我去医院看看。我说看什么看，一个大男人发点低烧就上医院，矫情不矫情。她白了我一眼，没再说话。那段时间我们正闹别扭，她嫌我整天泡在泳池里，身上永远是那股漂白粉味儿，约会都约不了几次。我嫌她事儿多，天天念叨让我换个工作。
现在想想，她说的都对。
低烧持续了两周，紧接着是淋巴结肿大。脖子两侧，硬硬的，按下去有点疼。我当时还上网查了，百度说是淋巴结炎，上火或者感染引起的，吃点消炎药就好。我买了阿莫西林，吃了三天，没消下去，但也没变大，我就没再管。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体重。
我这么多年体重一直稳定在一百五十斤上下，上下浮动不超过三斤。但那两个月，我掉了十二斤。十二斤什么概念？我穿上以前的牛仔裤，腰那里能塞进去一个拳头。脸也瘦了，颧骨突出来，眼窝凹下去。学员家长见了我都说，阿川教练你怎么瘦这么多？我说减肥呢，控制饮食。其实我根本没减，饭量跟以前一样，有时候还更大，但肉就是挂不住，像身体里有个东西在偷偷消耗我的能量。
还有一个症状，说出来有点丢人。腹泻。
不是那种吃坏肚子的急性腹泻，是慢性的，持续性的。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厕所，一天三四次，大便不成形，稀糊糊的。我以为是肠胃不好，买了益生菌吃，没用。又以为是泳池水不干净，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喝进去的，换了几个牌子的矿泉水喝，还是没用。
这些症状一个一个冒出来的时候，我都没把它们串在一起想。
低烧，淋巴结肿大，体重骤降，慢性腹泻。
如果当时我随便找个懂行的人问一问，或者去网上认真查一下，就能看到四个大字——艾滋初期。
但我没有。
我不是不知道艾滋病，我是从来没想过它会跟我扯上关系。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你天天看新闻说哪里哪里出车祸死了人，但你永远不会觉得下一个是你自己。你觉得那是别人的事，是另一个世界的事，跟你隔着十万八千里。
我陈北川，正经游泳教练，不吸毒，不嫖娼，不乱搞，怎么可能会得艾滋？
可笑吧？
我就是这么想的。
那张化验单是我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拿到的。东风东路那家，专门看传染病的。我去是因为低烧和腹泻实在拖太久了，林晓跟我吵了一架，硬拉着我去看的。她以为是什么慢性肠胃炎或者免疫系统的问题，挂了消化内科。医生问了几句，看了我的症状，脸色就变了。他没直说，只是开了几张化验单，让我去抽血。
我记得特别清楚，抽血的时候那个护士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不是歧视，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同情。她大概见多了。
等结果要三天。
那三天我照常上课，照常下水。周六上午有一对一私教课，学员是个八岁的小男孩，叫浩浩，跟我学了半年，特别黏我。他妈妈站在池边看，跟我聊天，说阿川教练你最近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辛苦了。我说没事，就是没睡好。
其实我心里已经开始慌了。
我偷偷用手机查了那些症状，越查越害怕。百度上的信息乱七八糟的，有些说是白血病，有些说是淋巴瘤，有些说是艾滋病。我一条一条地看，手心全是汗。看到艾滋病那一条的时候，我直接把网页关了，跟自己说不可能，别自己吓自己。
但关了网页，那些字还在脑子里转。
高危行为。传播途径。窗口期。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想我过去这几年干过的所有事。我没有吸毒，没有输过血，没有纹过身。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性行为。
我跟林晓在一起两年，她是正经姑娘，在珠江新城一家外贸公司做跟单，生活规律得像个闹钟，不可能有问题。在林晓之前，我谈过两个女朋友，一个谈了半年，一个谈了一年，都是正经恋爱，分手也是正常分手，没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除了女朋友之外呢？
我闭上眼，脑子里浮出来一些画面。
三年前，我跟几个朋友去深圳玩，晚上喝多了，去了一个KTV。朋友叫了几个陪酒的，其中一个姑娘坐我旁边，短头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叫小静还是小敏来着，我记不清了。那天晚上喝了很多，散场之后我醉醺醺的，她扶着我去了附近一家酒店。
第二天醒来，我头都快炸了，她已经在穿衣服了。我问她昨晚有没有戴套，她说戴了，让我放心。我那时候宿醉还没醒，脑子是懵的，听她这么说就没再追问。现在回想起来，我连她到底戴没戴都不确定。我醉成那样，什么都记不清。
再往前，四年前，我刚跟前前女友分手那阵子，情绪特别低落，在社交软件上约过一个女的。聊了几天，见面吃了一顿饭，当晚就去了她家。那次没戴套。她说不喜欢，我也没坚持。就那么一次。第二天分开之后再也没联系过，连微信都删了。
还有一次，五年前，朋友介绍的一个姑娘，说是做模特的，长得确实漂亮。在一起待了一晚上，戴了套，但中途套破了。我当时没发现，结束之后才知道。她笑着说没事，她定期体检，很健康。我也笑了，没当回事。
这些事，在拿到化验单之前，我几乎没怎么想过。
它们就像被丢进记忆角落的垃圾，蒙了灰，看不见，也闻不着。但现在，它们一个一个浮上来，清清楚楚，每一个细节都像刀子一样扎我。
哪一次？
到底是哪一次？
我坐在出租屋里想了整整一夜，想不出来。可能永远也想不出来。艾滋病的潜伏期可以长达十年，你根本不知道是哪一次、哪一个人把病毒传给了你。你只知道，你中招了。
确诊那天是周四。
我一个人去的医院，没告诉林晓。坐在感染科门诊外面的长椅上等叫号的时候，我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男孩，看着也就二十出头，瘦瘦的，戴个黑框眼镜，低着头玩手机。他手机壳上印着一只卡通猫，粉色的。我瞄了一眼，心想这孩子看着像大学生，怎么也来这地方。
后来轮到我进去，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的，短发，戴眼镜，说话很直接。她看了化验单，又看了我一眼，说陈先生，你的HIV抗体检测是阳性，确认感染了。你现在CD4细胞计数是三百二十，已经低于正常水平了，属于艾滋病期，需要尽快开始抗病毒治疗。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但我耳朵里嗡嗡的，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我盯着她的嘴，看着她嘴唇一张一合，但那些话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模糊的，不真切的。
她问我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得要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还能活多久？”
她推了推眼镜，说现在艾滋病已经不是绝症了，只要规范治疗，按时吃药，病毒载量控制住了，寿命跟正常人差不多。她说你要调整心态，这不是死刑判决。
我点了点头，站起来，走出诊室。
走廊很长，白色的，灯光惨白惨白的。我一步一步往前走，脚底下像踩着棉花。走到电梯口的时候，我腿一软，蹲了下去。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男孩还没走，他看见我蹲下去，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抬头看他，他脸上有一种很平静的表情，像早就习惯了这里的一切。他说大哥，第一次来？没事的，我也刚确诊两个月，现在吃药了，病毒载量已经降下来了。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的、平静的脸，忽然觉得特别荒诞。
一个二十出头的孩子，在安慰一个三十六岁的大男人。
我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走了。
从医院出来，外面太阳很大，东山口的街道上车来车往，路边有个卖牛杂的阿婆在吆喝，几个放学的初中生围着买。世界跟昨天一模一样，什么都没变。但我站在医院门口，觉得阳光照在身上是冷的。
我拿出手机，想给林晓打电话，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悬了很久，最终还是放下了。
怎么开口？
说我确诊了艾滋病？
说我可能传染给你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从头皮麻到脚底。
林晓。
我跟她在一起两年，同居了一年。我们有过无数次无保护的性行为。如果我在认识她之前就已经感染了，那她——
我不敢往下想。
我打了辆车回出租屋。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操着一口广普跟我聊天，说今天天气好啊，不热不闷。我坐在后座，一句话没说，盯着窗外。车子经过珠江新城，那些玻璃幕墙的高楼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路边走着西装革履的白领和踩着高跟鞋的姑娘。那个世界跟我之间，忽然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回到出租屋，我关上门，坐在床上，开始翻手机里的照片。
有我跟林晓去长隆玩的合照，她穿着黄色的雨衣，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笑得特别开心。有我教浩浩游泳的视频，小家伙在水里扑腾，我在旁边扶着，他妈妈在岸上喊加油。有我去年生日的时候，健身房的同事们给我买了个蛋糕，上面插着三十四岁的蜡烛，我吹蜡烛的照片，脸上糊了一块奶油。
这些照片里的人，跟现在坐在床上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吗？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仰面躺下去，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灯管两头已经发黑了，嗡嗡地响，像一只半死不活的苍蝇。
我脑子里开始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想我妈。她在湖南老家，今年六十二了，身体不太好，血压高。她一直盼着我赶紧结婚生个孩子，每次打电话都念叨，说隔壁王阿姨都抱孙子了，你什么时候让我也抱一个。我每次都敷衍，说不急不急，事业要紧。现在好了，别说孙子，我自己能不能活到她那个岁数都不知道。
想我那些学员。浩浩，才八岁，那么可爱一个孩子，每节课都缠着我叫阿川哥哥。他妈妈对我特别信任，每次都笑着说把浩浩交给你了。如果她知道她的游泳教练有艾滋病，她会怎么想？她会不会疯了一样带着浩浩去检查？虽然我知道游泳不会传染，但她会信吗？
想林晓。想她的脸，她的声音，她早上起来头发乱糟糟的样子，她生气的时候撅着嘴不说话的样子。她是个好姑娘，真的。我这个人毛病一堆，她忍了我两年。最后分手是因为她觉得我不够关心她，整天就是游泳游泳游泳。其实她说得对，我确实不够关心她。但我是真的喜欢她的。
现在这份喜欢变成了一把刀。
如果我真的传染给了她，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不，别说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会。
我爬起来，打开手机，给林晓发了条微信。
“晓，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
她秒回：“怎么了？我挺好的啊。”
我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最后发了一句：“没事，就是问问。”
她回了个问号，又发了一句：“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我没再回。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我这辈子干过的所有蠢事都过了一遍。凌晨三点，我爬起来，打开窗户，坐在窗台上抽烟。楼下城中村的巷子里还有几个吃宵夜的人在吵吵嚷嚷，烧烤摊的烟飘上来，混着辣椒和孜然的味道。我一根接一根地抽，抽了半包。
我在想一个问题。
要不要告诉林晓？
从道理上讲，必须告诉。她有权利知道，她需要去做检查。如果她也被感染了，她需要尽快开始治疗。如果她没有感染，那是万幸，但她需要知道真相。
但从感情上讲，我怎么开口？
“晓，我确诊了艾滋，你也去查查吧。”
这句话，我在脑子里模拟了无数次，每一次都像被人掐住喉咙一样，说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游泳馆。
老板姓周，四十多岁，光头，肚子挺大，人挺仗义的。他看见我，说阿川你怎么又来了，不是给你放了两天假让你休息吗？我说没事，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不如来上班。
其实我是害怕一个人待着。
一个人待着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疯掉。
上午有一节团体课，六个学员，都是七八岁的小孩。我换上泳裤，戴上哨子，站在池边吹了一声哨，六个小家伙扑通扑通跳下水。水花溅了我一脸，凉丝丝的。
我蹲在池边，看着他们在水里扑腾，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的手上有伤口，流血了，滴到水里，会不会传染给他们？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觉得自己疯了。
我当然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血液、性、母婴。游泳池的水里有漂白粉，病毒根本活不了。这些知识我确诊之后在网上查了无数遍，每一个字都背下来了。但知道归知道，恐惧是另一回事。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没有伤口。但我还是不放心，站起来去更衣室拿了个防水创可贴，把手指上一个小倒刺贴住了。
回到池边，浩浩游过来，趴在池沿上仰着脸看我，说阿川哥哥，我今天能不能学翻身？我说好啊，来，我教你。
我伸手托住他的腰，他的皮肤滑滑的，带着小孩特有的那种柔软。我的手碰到他的那一瞬间，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
我不是怕传染给他。我知道不会。
我是觉得，我不配碰他了。
下课之后，浩浩的妈妈来接他。她照常跟我聊天，说浩浩最近进步很大，自由泳能游二十五米了。她笑着说都是阿川教练的功劳。我笑了笑，说浩浩自己也很努力。
她看了我一眼，说阿川教练你是不是瘦了？我说是，最近减肥。她说你本来就不胖，减什么肥，要注意身体。
她牵着浩浩走了。浩浩回头冲我挥手，说阿川哥哥下周见。
我站在泳池边，看着他们走远，忽然觉得眼眶有点热。
下周见。
我还能有多少个下周？
下午没课，我坐在更衣室里发呆。手机响了，是林晓打来的。
我盯着屏幕上“晓晓”两个字，心跳得砰砰的。响了七八声，我接了。
“喂。”
“你今天怎么没回我微信？”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高兴。
“忙，上课呢。”
“你昨天问我身体舒不舒服，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就是问问。”
“陈北川，你别跟我绕弯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沉默了大概五秒钟。这五秒钟里，我脑子里转了无数个念头。告诉她？不告诉她？现在说？见面说？
最后我说：“没有，真的就是问问。你前段时间不是说胃不舒服吗，我想起来就问问。”
她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说你现在倒是会关心人了，分手了才想起来是吧。
我苦笑了一下。
分手是我们两个月前的事。理由很俗套，性格不合。她嫌我太闷，我嫌她太闹。她想要一个能陪她逛街吃饭看电影的男朋友，我每天泡在泳池里，下班回家累得跟狗一样，只想躺着刷手机。她说过最狠的一句话是，陈北川，你跟你那个泳池过日子去吧。
分手那天晚上，她收拾东西走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把衣服一件一件塞进行李箱，想说点什么挽留的话，但嘴像被缝住了，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红红的。她说陈北川，你这个人其实挺好的，就是太不会做人了。
门关上了。
我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夜。
其实我心里清楚，她说得对。我这个人确实不太会做人。不是坏，是木。不懂得表达，不懂得经营，总觉得日子嘛，过一天算一天，只要不出大问题就行。结果呢？日子确实是一天一天过的，过着过着就把人过没了。
现在好了，不仅把人过没了，还把自己过成了艾滋病患者。
挂了电话，我换好衣服走出游泳馆。门口有个卖甘蔗汁的阿婆，我买了一杯，站在路边喝。甘蔗汁很甜，但我觉得嘴里发苦。
手机又响了。这回不是林晓，是我妈。
我接起来，妈的声音从湖南老家传过来，带着浓重的湘音。“北川啊，吃饭了没？”
“吃了，妈。”
“吃的啥子？”
“快餐。”
“又吃快餐，那些东西不干净，你个人做点饭吃嘛。”
“没时间，上班忙。”
“忙忙忙，你就知道忙。上次跟你说那个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
“就是王阿姨介绍的那个姑娘啊，在长沙上班那个，做会计的，人蛮本分的。你什么时候回来见一面？”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
“妈，最近没空。”
“没空没空，你都三十六了，再不找对象就晚了。你看你表哥，比你小两岁，孩子都上小学了。你——”
“妈。”我打断她。
“怎么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说我确诊了艾滋病，说你不用再催我找对象了，说你儿子这辈子可能就这样了。
但我没说出口。
“没事，我回头看看能不能请假。”
“这才对嘛。我跟你说，那个姑娘真的不错，你见一面又不吃亏。”
“嗯。”
挂了电话，我把甘蔗汁喝完，杯子扔进垃圾桶。
三十六岁，未婚，艾滋病。
这三个标签贴在我身上，像三座大山。
晚上回到出租屋，我打开电脑，开始查关于艾滋病的资料。越查越多，越查越细。CD4细胞计数，病毒载量，抗病毒药物，依非韦伦，替诺福韦，拉米夫定。这些以前听都没听过的名词，现在一个一个刻进我脑子里。
我查到一条信息，说中国现在有超过一百万的HIV感染者，其中大概三分之一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愣了很久。
一百万。
一百万个跟我一样的人。
他们都在哪里？他们是怎么感染的？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家人知道吗？他们的朋友知道吗？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特别陌生。
确诊后的第三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告诉林晓。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罪恶感就重一分。如果她真的被我传染了，拖延治疗就是在害她。
我给她发了条微信：“晓，明天有空吗？我想见你一面，有件事要跟你说。”
她回得很快：“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
“见面说吧。”
她沉默了几分钟，回了一个字：“好。”
第二天是周六，我们约在体育西路一家奶茶店见面。那家店是我们以前经常去的，她喜欢喝那里的杨枝甘露。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坐在里面了，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头发扎起来，素颜，看起来气色不错。
她看见我，招了招手。我走过去坐下，点了一杯柠檬茶。
她打量了我一眼，皱了皱眉。“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减肥。”
“你上次也这么说。陈北川，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握着柠檬茶的手在抖。冰块碰撞杯壁的声音，叮叮当当的，像我的心跳。
“晓，我今天叫你来，是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说。”
我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进去，像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我看着她，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我以前看过无数次，笑着的，哭着的，生气的，温柔的。现在它们看着我，带着一点疑惑和不安。
“我前天去医院拿了化验单。”我说。
“什么化验单？”
“HIV检测。”
她的脸色变了。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大变，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变。像一杯清水里滴进一滴墨水，灰色从中间扩散开来。
“什么意思？”她的声音很轻。
“阳性。我确诊了。”
她盯着我，嘴唇动了一下，没说出话。奶茶店里放着音乐，什么流行歌，欢快的，跟这个场面完全不搭。旁边桌有两个高中生在嘻嘻哈哈地聊天，讨论什么明星的八卦。
“你开玩笑的吧？”她说。
“不是玩笑。”
“你怎么会——”她停了一下，声音开始发抖，“你怎么会得那个？”
“我不知道。可能是以前，在认识你之前，有过几次……”我没说完，但她懂了。
她的眼眶一下子红了。不是哭，是那种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拼命忍住的样子。她咬着下嘴唇，盯着桌上的奶茶杯，不说话。
沉默了很久。
大概有两三分钟。这两三分钟里，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
“那我呢？”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哑得厉害。
“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需要去做检查。”
她抬起头看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的，落在桌子上。
“陈北川，你混蛋。”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在一起两年——”
“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我也是前天刚知道的。”
她用手捂住嘴，肩膀在抖。我想伸手去握她的手，但手伸到一半就缩回来了。我不配碰她。
“晓，对不起。”
她没说话，只是摇头，一边摇头一边哭。旁边那桌高中生已经走了，奶茶店里只剩下我们两个和柜台后面的店员。店员在低头玩手机，没注意这边。
“我会去做检查的。”她擦了擦眼泪，站起来。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像结了冰。“陈北川，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联系我了。”
“晓——”
“不要再联系我了。”她重复了一遍，拎起包，转身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玻璃门晃了几下，停住了。
我坐在那里，把柠檬茶喝完。冰块已经化了大半，柠檬茶淡得没味道。我一口一口地喝，像在喝白水。
手机响了，是林晓发来的一条微信。
“如果我查出来有问题，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走到阳台上。城中村的夜晚从来不安静，楼下有人在打麻将，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夹杂着几句粗口。远处有狗在叫，不知道是哪家的。天空是灰蒙蒙的，看不见星星，只有对面楼顶上几盏红色的航空障碍灯一闪一闪的。
我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夜风里一下子就散了。
我在想林晓。
想她明天去做检查，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等结果的样子。想她拿到化验单的时候手会不会抖。想她如果是阳性，她会怎么度过接下来的日子。
如果她是阳性，我这辈子确实不会被原谅。
我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
烟抽完了，我又点了一根。
手机亮了一下，是微信消息。我拿起来看，不是林晓，是浩浩的妈妈。
“阿川教练，浩浩今天说想学蝶泳，下周的课能不能加一节？”
我盯着那条消息，忽然觉得特别荒诞。
世界还在照常运转。浩浩想学蝶泳，浩浩的妈妈在安排下周的课程，楼下的人在打麻将，远处的狗在叫。所有的一切都跟昨天一样，只有我的世界塌了。
我回了两个字：“好的。”
发完之后，我把烟掐灭，回到屋里。
电脑还开着，屏幕上是关于艾滋病的资料页面。我坐下来，继续看。
有一条信息说，HIV感染者在接受规范治疗后，病毒载量可以在三到六个月内降到检测不到的水平。检测不到就等于不具备传染性。这个概念叫U=U，Undetectable = Untransmittable，国际上已经公认了。
我反复看了这段话好几遍。
检测不到。不具备传染性。
这几个字像一根救命稻草，在我黑暗的脑子里亮了一下。
如果我能把病毒载量控制住，如果我能变得“不具备传染性”，那我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当游泳教练？是不是还可以教浩浩？是不是还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但这个念头只亮了一瞬间，就灭了。
因为我知道，科学是一回事，人心是另一回事。
就算我的病毒载量降到了零，就算全世界最权威的机构都证明我不会传染任何人，但只要别人知道我有艾滋病，他们还是会怕我。浩浩的妈妈还是会带着浩浩换教练。健身房老板还是会辞退我。认识我的人还是会躲着我走。
这不是科学问题，是恐惧问题。
而恐惧，是不讲道理的。
确诊后的第五天，我去了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
感染科的医生姓刘，四十多岁，短发，说话很干脆。她给我开了三种药，依非韦伦、替诺福韦、拉米夫定，一天一次，一次三颗。她说这三种药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只要按时吃，副作用会有一些，但大部分人都能耐受。她说刚开始吃可能会有头晕、恶心、做噩梦的反应，过一两周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不能断药，一旦断药，病毒会产生耐药性，到时候就麻烦了。
我拿着那三盒药，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盒子上的字。依非韦伦片，替诺福韦片，拉米夫定片。这些名字对我来说像外星文字。
从现在开始，我这辈子都要跟它们绑在一起了。
每天一次，一次三颗，直到死。
我打开手机备忘录，设了一个闹钟，每天晚上十点，吃药。
晚上十点，我倒了杯水，把三颗药放在手心。一颗白的，一颗蓝的，一颗黄的。三种颜色，像三种不同的人生。我盯着它们看了很久，然后一口吞下去。
水是温的，药是苦的。
吃完之后我躺在床上，等着副作用的到来。网上说依非韦伦会让人头晕，像喝醉酒一样，还会做噩梦。我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头晕果然来了。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是脑子像被裹了一层棉花，反应变慢，整个人飘飘的。
然后我睡着了。
梦里我在游泳。不是游泳馆那种清澈见底的池水，是一片浑浊的、黑绿色的水域，看不清底，看不清前方。我拼命往前游，但手脚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怎么游都游不动。水里有很多人，看不清脸，他们在喊我的名字，陈北川，陈北川，陈北川。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闷闷的，像隔着水。
我惊醒的时候是凌晨三点，浑身是汗，枕头湿了一大片。
副作用是真的。
我坐起来，喝了口水，看着窗外城中村的夜色。那几盏红色的航空障碍灯还在闪，一闪一闪的，像心跳。
手机亮了，是林晓发来的微信。
“我查了。”
两个字。
我盯着屏幕，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我打了三个字发过去：“结果呢？”
她没回。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
我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十分钟后，她回了。
“阴性。”
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一样，瘫在床上。
阴性。
她没有感染。
这两年，无数次的亲密接触，她没有感染。
我盯着那两个字，眼泪忽然就下来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无声的，眼泪一颗一颗从眼角滑下来，流进耳朵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不是难过，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一个人被判了死刑，但在行刑前发现那个被你连累的人活下来了。
我给她回了一条：“谢谢你告诉我。”
她没再回复。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眼泪还在流。
阴性。
这两个字是我这段时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但奇怪的是，它并没有让我变得轻松。它只是让我心里那块最重的石头稍微挪开了一点点，但其他的石头还在，压得我喘不过气。
因为她是阴性，不代表我也是阴性。
她是阴性，不代表这件事就过去了。
她是阴性，不代表我的人生还有回头路。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起床，照常刷牙洗脸，照常换上运动服去游泳馆。走在城中村的巷子里，两边是密密麻麻的防盗网和空调外机，头顶上晾着各种颜色的衣服，滴着水。早餐摊前排着队，肠粉的蒸汽混着油烟往上飘。一个大妈提着菜篮子从我身边挤过去，操着粤语骂了一句什么。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但我已经不是那个我了。
到了游泳馆，周老板在门口抽烟。他看见我，招了招手。
“阿川，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
我走过去，心里咯噔了一下。他脸上有一种不太好形容的表情，像为难，又像不好意思。
“什么事？”
“那个……浩浩的妈妈，昨天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的心沉了下去。
“她说什么了？”
周老板弹了弹烟灰，没看我。“她说她听说了你的事。”
“什么事？”
“就是……你那个病的事。”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谁告诉她的？”
“那我哪知道，反正她知道了。她说她不是歧视你，但是浩浩还小，她有点担心。她说想换个教练，让我安排一下。”
我站在那里，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觉得冷。
“她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了，就是说想换教练。阿川，这事你也别往心里去，家长嘛，担心孩子是正常的。我知道游泳不会传染，但是你也知道，普通人不懂这些。”
我点了点头。
“没事，我理解。”
周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先带别的班，浩浩那边我安排老张接手。老张是另一个教练，五十多岁，教了二十多年游泳。
我说好。
那天上午的课，我教的是一个成人班，三个学员，都是二三十岁的上班族。我站在池边吹哨子，喊口令，纠正动作，跟平时一模一样。但我心里一直在想浩浩的妈妈。
她听说了我的事。
谁告诉她的？
我确诊的事，我只告诉了林晓一个人。林晓不认识浩浩的妈妈，不可能告诉她。那还有谁知道？
我忽然想起来，我去市八医院那天，在走廊里碰到过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女人。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奇怪。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她会不会是认识我的人？会不会是她传出去的？
或者根本不是她。也许我在医院的时候被别的什么人看见了，也许有人在网上查到了什么，也许根本就是谣言，传着传着就变成了“游泳馆那个教练有艾滋病”。
不管是怎么传出去的，结果都一样。
浩浩的妈妈知道了。
浩浩换教练了。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人知道。
我站在泳池边，看着三个学员在水里扑腾，脑子里乱成一团。
下课之后，我坐在更衣室里，打开手机。微信上有好几条未读消息，有几条是学员家长发来的，问今天的课怎么样。有几条是健身房的同事群，在聊晚上去哪里吃饭。还有一条是浩浩的妈妈发来的。
我点开那条消息。
“阿川教练，对不起，我让浩浩换教练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也知道游泳不会传染，但是做妈妈的，真的不敢冒任何风险。希望你能理解。”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
最后我回了一句：“理解。浩浩是个好孩子，好好培养他。”
发完之后，我把手机扔进更衣柜里，关上柜门，靠在柜子上闭着眼。
更衣室里很安静，只有排风扇嗡嗡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漂白粉和汗水的味道，那味道我闻了八年，熟悉得像自己身上的气味。
但现在，这个味道忽然变得陌生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里待多久。
下午，周老板又找了我一次。这回不是在门口，是在他办公室。
办公室很小，堆满了各种杂物，墙上挂着一张游泳馆开业时的合照，照片里我站在第二排，穿着红色的工作服，笑得很灿烂。那是五年前的照片，那时候我才三十一岁，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有无限可能。
周老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笔，半天没说话。
我先开口了。“老板，是不是又有家长打电话了？”
他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几个？”
“三个。”
“都要求换教练？”
“嗯。”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墙上那张合照。照片里的我笑得那么开心，完全不知道五年后的自己会坐在这里，听老板一个一个地数退课的家长。
“阿川，我跟你说实话。”周老板放下笔，看着我。“我不歧视你，我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是做生意的，家长是付钱的，他们要换教练，我不能不换。如果退课的家长多了，我这个馆的声誉就完了。”
“我知道。”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你能不能……暂时不要带课了？不是辞退你，是让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工资我照发，底薪不变，提成那部分我给不了，毕竟没课。等这阵风头过去了，家长们的情绪平复了，你再回来。”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是真诚的，他是真的想帮我。但他也是真的没办法。
“老板，风头能过去吗？”
他没说话。
“这种消息传开了，只会越传越广。今天是三个家长打电话，明天可能就是十个。你觉得风头能过去？”
他低下头，转着笔，不说话。
“我理解你的难处。”我站起来。“我辞职。”
“阿川——”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难。我自己走，不给你添麻烦。”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穿过泳池区，走进更衣室。泳池里还有人在游泳，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我站在更衣室里，看着那一排排的铁柜子，看着地上湿漉漉的防滑垫，看着墙上贴的安全须知。
八年了。
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八年。
现在我要走了。
我把自己的东西从更衣柜里拿出来，泳裤、泳镜、毛巾、拖鞋、一瓶沐浴露、半包烟。东西不多，一个塑料袋就装完了。我换上自己的衣服，把工作服叠好放在柜子里，关上柜门。
走出游泳馆的时候，门口的保安老黄叫住我。“阿川，今天这么早走？”
“嗯，有点事。”
“明天见啊。”
我冲他笑了笑，没说再见。
走出那条街，拐进城中村的小巷子，我提着塑料袋，一步一步往前走。身边是熟悉的场景，肠粉店、水果摊、修鞋的老头、蹲在路边抽烟的年轻人。这些东西我看过无数遍，但今天看起来都像隔着一层雾。
回到出租屋，我把塑料袋放在地上，坐在床上。
手机响了，是一条微信，林晓发来的。
“我明天要去医院复查一次，医生说初筛阴性不代表百分百，要做确认检测。”
我回了一条：“好。结果出来告诉我。”
她回了一个字：“嗯。”
然后她又发了一条：“陈北川，我不恨你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为什么？”
“因为我想了一下，你也是受害者。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你不是故意要害我。而且我现在是阴性，所以我不想恨你了。恨一个人太累了。”
我看着这条消息，眼眶又热了。
“谢谢你，晓。”
“不用谢。以后你自己好好的吧。”
“你也是。”
放下手机，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林晓不恨我了。浩浩的妈妈说理解我。周老板说他不歧视我。这些人都不是坏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我表达善意。
但结果是什么？
林晓跟我分手了。浩浩换教练了。我辞职了。
善意是善意，现实是现实。
善意改变不了恐惧，改变不了偏见，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对艾滋病三个字的条件反射式的排斥。
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
这是这个病自带的诅咒。
你得了它，你就被贴上了一张标签。不管你吃多少药，不管你的病毒载量降到多低，不管你实际上会不会传染任何人，那张标签永远贴在你身上，撕不下来。
晚上十点，闹钟响了。
我倒了一杯水，拿出那三盒药，一颗白的，一颗蓝的，一颗黄的。我把它们放在手心，看了很久。
然后一口吞下去。
头晕又来了，像喝醉了酒。我躺在床上，等着噩梦的到来。
但这一晚，我没有做噩梦。
我梦见了小时候。
湖南老家，一个小县城，我大概七八岁，夏天，跟几个小伙伴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资江，水是浑的，河滩上全是鹅卵石。我们光着膀子从河滩上跑下去，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溅起一大片水花。水凉凉的，裹着身体，舒服极了。
我在梦里游得特别好，自由泳，一下一下划水，呼吸均匀，节奏稳定。河水虽然浑，但阳光照在水面上，金灿灿的，好看极了。
我游了很久很久，一直游到河对岸。回头一看，小伙伴们还在对面冲我挥手，喊着什么，听不清。
我站在河对岸的草地上，浑身湿漉漉的，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的。
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是早上六点，天刚亮。窗外城中村的早晨开始了，楼下有人在收垃圾，铁桶碰撞的声音哐哐的。远处有公鸡在打鸣，不知道是谁在天台上养的。
我躺在床上，回味着那个梦。
那条河，那些小伙伴，那个浑身湿漉漉站在阳光下的自己。
那个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的自己。
确诊后的第二个星期，我开始适应吃药的生活。
副作用慢慢减轻了，头晕没那么严重了，噩梦也少了。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看镜子。镜子里的人瘦了很多，颧骨突着，眼窝凹着，但精神比前几天好了一些。我刮了胡子，洗了脸，换上一件干净的T恤。
今天我要去疾控中心做登记。
广州市疾控中心在中山三路那边，一栋老楼，灰扑扑的。我走进去，找到艾滋病防治科，一个年轻的男医生接待了我。他大概三十岁左右，戴个眼镜，说话很温和，让我填了一堆表格。姓名、年龄、性别、感染途径、确诊时间、CD4计数、病毒载量。
我填到“感染途径”那一栏的时候，笔停了一下。
异性性行为。
我在那个选项上打了个勾。
医生收走表格，给我建了档案。他说以后每个月要来领一次药，每三个月做一次CD4和病毒载量检测。他说国家免费提供一线抗病毒药物，如果出现耐药或者副作用不耐受的情况，可以申请换二线药。他说你要保持良好的依从性，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寿命跟正常人差别不大。
我听着他说话，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医生，我的信息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他看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不会的，我们有严格的保密制度。你的信息只有你自己和你的主治医生知道。”
我点了点头。
但我心里清楚，保密制度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我去市八医院看个病都能被认出来，这个世界的秘密，哪有那么容易守住。
从疾控中心出来，我走在中山三路上。路边有一排老骑楼，一楼是各种店铺，卖衣服的、卖电器的、卖凉茶的。我路过一家凉茶铺，买了一杯癍痧，苦得要命，一口闷下去，觉得舌头都麻了。
手机响了，是林晓。
“我确认检测结果出来了。”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
“怎么样？”
“阴性。”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出来，像把胸腔里积压的所有东西都吐出来了。
“太好了。”
“嗯。”她的声音很平静。“陈北川，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好。”
“你保重。”
“你也是。”
电话挂了。
我站在凉茶铺门口，手里拿着空杯子，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一个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差点撞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骂了一句粤语，骑手头也不回地走了。旁边一家烧腊店门口挂着一排油亮亮的烧鹅，斩料师傅举着刀在剁，咚咚咚的。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林晓是阴性，这是最好的结果。但她说的对，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我跟她之间那根线，彻底断了。
我把空杯子扔进垃圾桶，往前走。
走了大概十分钟，我忽然停下来。
因为我发现自己不知道要去哪里。
游泳馆不用去了，我辞职了。林晓不用联系了，我们断了。出租屋可以回去，但回去也是一个人待着。我突然发现，我的生活里，所有固定的坐标都消失了。
三十六岁，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没有方向。
只有一个艾滋病患者的身份。
我站在广州街头，身边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我觉得自己像站在一片荒原上。
确诊后的第三个星期，我回了趟湖南老家。
不是专门回去的，是我妈打电话来，说家里出了点事。隔壁王阿姨的儿子结婚，在县城摆了三十桌酒席，我妈去吃席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背后嚼舌根，说陈家那个儿子，三十六了还不结婚，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我妈气得血压飙升，当天晚上就头晕眼花，差点送医院。
我听了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不是因为那些嚼舌根的人，是因为我妈。她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面子，最怕的就是别人在背后说她儿子不行。现在我不仅没结婚，还得了这么个病，如果被她知道了，我不敢想她会怎么样。
我买了张高铁票，从广州南站坐到长沙南站，再转大巴到县城。一路上我都在想，回去之后怎么面对她。她肯定会问我什么时候找对象，肯定会提起王阿姨介绍的那个会计姑娘，肯定会念叨个没完。
我能说什么？
说妈你别催了，你儿子有艾滋病，这辈子可能结不了婚了？
我说不出口。
到了县城，已经是下午了。县城变化很大，修了很多新楼，街道宽了，商铺多了，但那种灰扑扑的底色还在。我家在老城区一栋九十年代的楼房里，五楼，没电梯。我提着行李爬上去，累得气喘吁吁。以前我爬这五楼脸不红气不喘，现在爬到三楼就开始腿软。
艾滋病把我的体力也偷走了。
我妈开的门。她瘦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比我上次回来深了不少。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眼睛就红了。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了？”
“减肥。”我第三次用这个借口。
“减什么肥！你都快瘦成竹竿了！”她拉着我进屋，上上下下地看我，嘴里念叨个不停。“你是不是在广州没好好吃饭？是不是工作太累了？是不是生病了？”
“没有，就是最近胃口不太好。”
“胃口不好也要吃！你看你瘦的，脸都凹进去了。”
她让我坐在沙发上，转身去厨房给我热饭。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客厅里那些熟悉的摆设。老式的电视机，木头的茶几，墙上挂着我爸的遗照。我爸是十年前走的，肺癌，从发现到走只用了半年。照片里他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眼神里有一种我小时候很怕的东西。
我妈端着饭菜出来，红烧肉、炒青菜、一碗米饭。她说这是中午做的，本来是她一个人的饭，我回来就给我吃。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肉很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但我觉得嚼起来没滋味。
“好吃吗？”我妈坐在对面看着我。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
我低着头扒饭，不敢看她的眼睛。
晚上，我妈又开始念叨了。
“王阿姨说的那个姑娘，我跟人家约好了，明天见面。你明天穿精神点，别让人家姑娘觉得你邋遢。”
“妈——”
“你别妈了，你都三十六了，再不找真的晚了。你看隔壁张姨家的儿子，比你小三岁，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再看看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现在不想找。”
“不想找？那你什么时候想找？四十岁？五十岁？”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你是不是想让我到死都抱不上孙子？”
这句话像一把刀，扎在我胸口。
我看着我妈那张苍老的、焦急的脸，忽然觉得特别无力。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着我结婚生子，过上一个“正常人”的日子。但现在，这个愿望可能永远实现不了了。
“妈，我明天去见。”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让我心里更难受了。
第二天，我穿上我妈给我准备的衣服，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去了县城一家茶楼。那个会计姑娘已经在里面等着了，姓刘，叫刘芳，三十一岁，圆脸，戴眼镜，看着挺文静的。
我坐下来，点了一壶铁观音。
刘芳挺能聊的，说她在长沙一个建筑公司做会计，工作稳定，收入还行。说她以前谈过一个男朋友，谈了三年，对方劈腿了，分手两年了。说她现在想找个踏实的人过日子，不图大富大贵，就图个安稳。
我听着她说话，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她知道坐在她对面的这个男人有艾滋病，她会怎么样？
她会尖叫着跑掉？会把茶杯泼在我脸上？还是会像浩浩的妈妈一样，说一句“我不是歧视你，但我不能冒风险”？
不管怎么样，结果都一样。
“陈先生，你呢？你是做什么的？”她问我。
“游泳教练。”
“哦，那挺好的啊，怪不得身材这么好。”她笑了笑。
“刚辞职了。”
“为什么？”
“身体不太好，想休息一段时间。”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点疑惑，但没追问。
那场相亲持续了一个小时。聊到最后，她主动加了我微信，说可以再联系。我加了，但心里清楚，我不会再联系她。
不是她不好。她挺好的，是个过日子的姑娘。
是我不好。
我现在这个状态，跟谁在一起都是害人。
从茶楼出来，我走回我妈家。路上经过资江大桥，桥下的河水还是浑的，跟我小时候游过的那条河一模一样。我站在桥上往下看，河滩上有几个小孩在玩水，光着膀子，笑声传上来，脆生生的。
我看了很久。
那些小孩里，会不会有一个像当年的我一样，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
回到家，我妈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可以再接触接触。她很高兴，说这回有戏了，让我好好把握。
我笑了笑，没说话。
晚上，我睡在我小时候的房间里。房间很小，墙上还贴着我初中时候的奖状，游泳比赛第二名。那张奖状已经泛黄了，边角翘起来，但还牢牢地贴在墙上。我躺在床上，看着那张奖状，想起那年比赛的情景。县里的游泳比赛，我报了五十米自由泳，游了二十八秒，拿了第二名。第一名是个比我高半个头的男生，后来去了省队。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也会走很远。
后来没走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广州打工，在游泳馆从救生员做起，一步一步考了教练证，当了教练。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至少是自己喜欢的工作，至少能养活自己，至少让我妈觉得儿子在广州混得不错。
现在连这个都没了。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妈说我要回广州了。
她愣了一下，说这么快就走？我说那边还有点事要处理。她没多问，给我装了一袋子吃的，腊肉、剁辣椒、腌萝卜，塞得满满当当。
我提着那袋东西下楼，走到楼下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站在五楼阳台上往下看，冲我挥手。
我也冲她挥了挥手。
然后转身走了。
我知道，下次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回到广州，出租屋里一切照旧。隔壁炒菜的油烟味，楼下垃圾站的馊味，远处麻将馆哗啦哗啦的洗牌声。我把从老家带回来的东西放进冰箱，坐在床上，打开手机。
微信上有几条消息。
一条是周老板发来的，问我最近怎么样，说如果有学员找我私教，他可以帮我牵线。我说谢谢，暂时不用。
一条是浩浩的妈妈发来的，说浩浩在新教练那里学得挺好的，谢谢我之前的教导。我回了两个字，那就好。
一条是林晓发来的，说她换了新工作，在深圳，下个月就搬过去。她说广州这个地方待着太压抑了，想换个环境。我说祝你好运。她说你也是。
还有一条，是刘芳发来的，就是那个会计姑娘。她问我回广州了没有，说下次来广州出差可以见面。我看着那条消息，打了几个字，删掉，最后回了一句：“好的。”
但我心里知道，我不会见她。
我把手机放下，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
吃药，吃饭，睡觉，发呆。偶尔出去走走，沿着珠江边散步，看那些跑步的、遛狗的、跳广场舞的。世界热热闹闹的，但我像隔着一层玻璃在看。
一个月后，我去市八医院复查。
CD4涨到了三百八十，病毒载量从几十万降到了三千。刘医生说效果不错，继续按时吃药，三个月后再来复查。她说照这个趋势，再过几个月病毒载量就能降到检测不到的水平。
检测不到。
不具备传染性。
U=U。
我拿着新的化验单走出医院，阳光很好，东山口的街道还是那么热闹。我在路边买了一杯甘蔗汁，站在那儿喝。
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方是个女的，声音很年轻。
“请问是陈北川先生吗？”
“我是。”
“我是广州市艾滋病防治协会的志愿者，我叫小周。我们协会有一个互助小组，每周六下午有活动，邀请感染者参加。您有兴趣吗？”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钟。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的？”
“是疾控中心提供给我们的，当然，是经过您同意的，您填表的时候有一个选项是关于是否愿意接受后续关怀服务，您打了勾。”
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个选项。当时填表的时候我没细看，随手打了个勾。
“来吗？大家都是感染者，互相聊聊，挺好的。”
我犹豫了一下。
“好。”
周六下午，我去了那个互助小组。
地点在越秀区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二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摆了一圈椅子，坐了大概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有年轻的，有年纪大的。我走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看我。那种目光不是歧视，是一种同类之间的打量。
小周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短头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招呼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
活动开始了。小周让大家轮流自我介绍，说说自己的情况。
第一个说话的是一对中年夫妻，四十多岁，感染原因是丈夫在外面有了一次高危行为，回来传染给了妻子。妻子说话的时候眼眶红了，说最开始知道的时候想杀了丈夫，后来慢慢接受了，现在两个人一起吃药，一起复查，互相支撑着过日子。
第二个是一个年轻男孩，就是我在市八医院走廊里见过的那个戴黑框眼镜的，他叫阿杰，二十二岁，大学生，感染原因是跟一个陌生男性无套性行为。他说确诊的时候差点跳楼，后来被朋友拉住了。现在吃了半年药，CD4从两百涨到了五百，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了。他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毕业之后找个工作，好好活下去。
第三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感染原因是老公在外面乱搞传染给她的。她老公去年已经走了，死于艾滋病并发症。她一个人活着，每天吃药，每天跳广场舞。她说她跟舞伴们说了自己的病，大部分人不介意，但有几个躲着她走。她说无所谓，介意的人就让他们介意去吧，她自己开心就好。
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轮到我。
我站起来，看着这些人，张了张嘴，半天才说出话。
“我叫陈北川，三十六岁，游泳教练。感染原因……大概是异性性行为，具体哪一次我也不知道。确诊一个月了，刚辞职。”
我说完就坐下了。
没有掌声，没有鼓励的话，只有沉默。但这种沉默不是冷漠，是一种理解和接纳。所有人都在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正常人”的世界里看不到的。
那是一种“我懂你”的眼神。
活动结束后，阿杰走过来跟我聊天。他说大哥，我看你状态不太好，是不是还没调整过来？我说是，刚确诊一个月，还在适应。他说没事，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时间长了就好了。
他加了我微信，说以后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找他聊。
我看着他那个粉色卡通猫的手机壳，忽然觉得这个孩子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广州的街道上，脑子里一直在回想那些人说的话。
那个中年妻子说最开始想杀了丈夫，后来接受了。
那个阿姨说介意的人就让他们介意去吧，她自己开心就好。
阿杰说时间长了就好了。
这些人的故事比我惨得多。有人被最信任的人传染，有人失去了伴侣，有人被朋友疏远。但他们还活着，还在笑，还在跳广场舞，还在想着毕业之后找工作。
我呢？
我至少还有一条命，至少还有药可以吃，至少林晓是阴性。
确诊后的第三个月，我的CD4涨到了四百五十，病毒载量降到了两百以下。
刘医生说再吃两个月，应该就能降到检测不到的水平了。
我拿着化验单走出医院，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在路边买了一碗牛杂，站在那儿吃。牛杂很香，萝卜炖得很烂，汤汁浓郁。我一口一口地吃，觉得嘴里终于有味了。
手机响了，是阿杰。
“川哥，今天周六，下午有小组活动，你来不来？”
“来。”
下午到了社区服务中心，会议室里还是那些人。这回多了一个新面孔，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的，长得挺漂亮，坐在角落里不说话。小周介绍说她是新加入的，叫小敏，刚确诊两周。
活动结束后，我走过去跟她说话。
“刚确诊？”
她点了点头，眼睛红红的。
“没事，慢慢来。我刚确诊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觉得天塌了。但现在三个月了，也过来了。”
她抬头看我，眼泪掉下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想了想。
“吃药，复查，跟这些人聊天。还有就是……接受。”
“接受什么？”
“接受自己是个艾滋病患者。接受这个标签会贴在身上一辈子。接受有些人会害怕你、躲着你。接受你的人生跟以前不一样了。接受之后，反而轻松了。”
她看着我没说话，眼泪还在流。
我不知道她听懂了没有。
但这是我用了三个月才想明白的事情。
走出社区服务中心，我跟阿杰一起去吃晚饭。在惠福东路一家煲仔饭店，点了两份腊味煲仔饭。阿杰吃得很香，嘴角沾着饭粒，跟我讲他学校的事，说他室友知道他的病之后搬走了，他现在一个人住一间宿舍，乐得清静。
他说这话的时候在笑，但我看得出来，那笑容底下有东西。
“你不难过？”我问他。
“难过有什么用？”他把一块腊肠塞进嘴里。“日子还不是要过。”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的、满不在乎的脸，忽然觉得他说得对。
日子还不是要过。
确诊后的第六个月，我的病毒载量降到了检测不到的水平。
刘医生在化验单上写了四个字：病毒抑制。
她说恭喜你，你现在不具备传染性了。
我拿着那张化验单，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检测不到。
不具备传染性。
U=U。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给阿杰。
他秒回：“恭喜川哥！！”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我就说嘛，时间长了就好了。”
我笑了笑，把手机放进口袋。
走出医院，外面在下雨。广州的雨来得快，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砸下来，街上的人四处躲。我没躲，站在医院门口的雨棚下，看着雨水冲刷街道。
六个月了。
从确诊到现在，正好六个月。
我瘦掉的十二斤肉长回来了五斤，脸上的颧骨没那么突了，眼窝没那么凹了。副作用基本消失了，头晕和噩梦都很少了。我习惯了每天晚上十点吃药，习惯了三个月一次复查，习惯了互助小组里那些人的脸。
我还习惯了另一件事。
习惯了一个人。
林晓去了深圳之后没再联系过我。浩浩的妈妈偶尔发条微信，说浩浩的蝶泳学会了，谢谢我当初打的基础。周老板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带成人班，说成人班的学员不太在意那些事。我说再考虑考虑。
我妈还是隔三差五打电话催我找对象，说刘芳那边怎么没下文了，我说不合适，她唉声叹气了半天。
日子就这么过着。
不算好，也不算坏。
雨停了，我从医院走回家。路过珠江边的时候，看见江面上有一艘运沙船慢慢开过，船身锈迹斑斑的，吃水很深。江对岸是二沙岛的别墅区，白色的房子掩在绿树丛里，跟这边城中村的握手楼形成鲜明对比。
我站在江边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出手机，给周老板打了个电话。
“老板，我想回来上班。”
他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行啊，明天过来。”
“但是我只带成人班，小孩的课我不带。”
“没问题。”
挂了电话，我继续往前走。
路过一家理发店，我停下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瘦了一些，但精神还行。头发长了，胡子也该刮了。我推门进去，坐在椅子上，理发师问我怎么剪。
我说剪短，精神点。
理发师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地剪起来。碎发落下来，落在围布上，黑黑白白的。
我看着镜子里逐渐变短的发型，忽然想起确诊那天，我坐在出租屋里，手里捏着化验单，觉得天塌了。
天确实塌过。
但我还活着。
剪完头发，我走出来，站在街上。天已经放晴了，夕阳从云缝里漏出来，金灿灿的，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
我深吸一口气。
漂白粉的味道已经散了。
但我还能闻到别的味道。江水的腥味，路边牛杂的香味，雨后泥土的潮味。
这些味道告诉我，世界还在。
我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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