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女护士被男友杀害一案二审庭审已结束。此前西安中院一审对凶手师某豪判处死刑，师某豪不服判决，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庭审中，辩方抛出全新辩护观点，以凶手患有“急性应激障碍”为由试图从轻量刑，称其因听闻分手遭受强烈刺激，情绪失控之下才持刀伤人，主观目的仅是恐吓被害人，并无杀人故意。
这套说辞实在难以服众。案发前，师某豪早已将双刃刀具藏在车辆驾驶位脚垫下，蓄谋痕迹清晰；待女友提出分手，他当即取出利刃直击对方颈部要害，这般精准针对致命部位的行凶动作，岂能简单归结为“吓唬对方”？若此类说辞能够成立，那么任何人与他人发生矛盾后，持刀具对准他人致命部位行凶，都能借情绪失控当作借口，法律的底线约束将形同虚设。更矛盾的是，师某豪一审阶段曾亲口供述自己存有杀死对方的想法，二审却改口否认行凶初衷，前后供述截然相反，所谓急性应激障碍，反倒成了随意篡改口供、选择性遗忘事实的托词，完全缺乏医学层面的合理支撑。
辩方还将行凶诱因部分归咎于被害人家属，声称被害人父母干涉二人感情、限制女儿人身自由，以此佐证凶手行凶事出有因、存在可谅解之处。可事实是，被害人父母只是不愿女儿长期遭受暴力伤害，出于保护女儿的初衷阻拦这段不对等的关系，这份父母的护女之心，反倒被曲解成诱发凶案的过错。照此逻辑推演，日后所有恶性杀人案件，凶手皆可搬出情绪应激、对方亲属存在过错两套说辞减刑，死刑判决轻易转为死缓，刑事法庭便失去了惩戒严重暴力犯罪的威慑力。
当下司法庭审中，各类精神、心理类病症，俨然成了恶性罪犯博取轻判的通用辩护理由。如今本案又拿出急性应激障碍作为上诉筹码。不少辩护人仿佛默认，庭审不搬出几份精神医学专业术语，便无法为凶手争取从轻空间。可客观来讲，心智健全、情绪稳定的普通人，绝不会对朝夕相处的恋人痛下杀手，直击颈部致命处；但只要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残忍行凶的性质便被弱化，逝去受害者的生命权重被稀释，被害人家属痛失至亲的悲愤，反倒成了量刑时可供“酌情考量”的次要因素。
司法兼顾人文关怀本无可厚非，但这份温柔与包容，理应优先给到无辜受害者及其家属。本案被害女孩董某卉的父母，在法庭上明确拒绝调解、拒绝经济赔偿，唯一诉求便是维持一审死刑判决，两位老人只求为惨死的女儿讨回一份最朴素、最公正的公道。反观师某豪，当庭假意落泪致歉，转头便由律师提交精神相关鉴定意见试图脱罪，这份仓促流露的愧疚，虚假成分一目了然，法官自有清晰判断。
自古“杀人偿命”的朴素法理，时至今日仍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倘若嫌疑人确实存在完全丧失辨认、控制能力的重度精神疾病，有完整、客观、具备说服力的鉴定佐证，法律自会依法区别对待；但绝不能允许死刑犯在二审阶段临时编造精神病症的说辞，以此削减自身罪责。倘若所有暴力杀人犯都能依靠应激障碍、抑郁、人格障碍等说辞，为自己的致命恶行开脱，严肃的刑事审判只会沦为一场讨价还价的交易市场。“少杀、慎杀”的司法政策，核心是审慎区分情节、宽宥情有可原之人，绝非一味体恤穷凶极恶的施暴者，而无视无辜逝者的生命代价。
本案二审并未当庭宣判。只愿承办法官在落笔量刑时，看清案件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刀具是凶手提前藏匿、蓄意准备的，行凶目标直指颈部致命要害，被害人此前更是多次遭受凶手家暴。这些铁证，远比二审临时出现的精神障碍鉴定报告更有分量，正义不该为刻意制造的精神抗辩让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