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曾凡梅

1937年，国共两党的联合，促进了全国上下的团结，全国同胞都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洪流中。两次庐山谈判，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具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就合作抗日举行多次谈判，其中1937年6月和7月的两次庐山谈判甚为关键。庐山谈判就红军改编、民主政治等事关国共合作抗日的重要问题基本达成了一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再来看庐山谈判，或许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庐山谈判的深远历史意义。

为什么是庐山

庐山，凭借着幽静秀美的独特景致与凉爽气候，成为天然避暑胜地。民国时期，由于蒋介石对庐山的喜爱，它不仅是社会名流的聚集胜地，更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之外的重要政治中心，享有“夏都”“夏京”“暑都”之美誉。1926年12月，当时担任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陪同苏联政治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等人登上庐山，就对庐山的景致赞不绝口。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量的对含鄱口、大天池、黄龙寺等景致的赞叹。有学者指出，中国避暑胜地良多，民国政治却独钟庐山，决定性的因素是蒋介石的个人喜爱。这个说法不无道理。

蒋介石1926年12月的庐山之行，并不是单纯的游玩。他在这里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军事、工农运动、财政以及汪精卫复任等问题，首开在庐山举行重大会议的先例，直接成为庐山与民国高层政治产生联系的起点。

1934年夏，国民政府行政院及各部、会在庐山山上租赁房屋，首次以机构名称开展正式办公。而此前，庐山的政治活动多为首脑要员夏季上山避暑时顺带办理内政外交，并未形成正式的机构办公体系。这一移驻，是庐山成为夏季行政中心的关键转变。直到1937年7月13日，蒋介石正式下令“各部回京办公”，才结束庐山所谓“夏都”的历史。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蒋介石时隔多年再次登上庐山，可见他对庐山的喜爱。因此，1937年国共夏季谈判选择在庐山，从国民党方面看就是很自然的了。

庐山谈判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庐山谈判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落实，它有力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迅速地调整了对蒋的政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在这一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利用“西安事变”这一关键契机，积极调解，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从1937年2月至7月，国共双方围绕民主政治、红军改编等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多次谈判。

1937年2月至3月的西安谈判和4月的杭州谈判是庐山谈判的前奏。庐山谈判前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6月8日至15日。因蒋介石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在红军指挥权问题上也提出一个“在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的要求，并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企图通过谈判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将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掌握在他手中，遭到周恩来反对。双方争执不下，第一次庐山谈判无果而终。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谈判。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促成全民族抗战作出重大让步，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关于两党合作问题，中共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关于具体问题，中共准备7月发表宣言；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到适当时机不去，等等。这一方案，既尽可能照顾了蒋介石的意见，又拒绝和限制了他的无理要求。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号召，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7月13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受邀再次登上庐山，随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给蒋介石。在谈判中，蒋介石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坚持己见。毛泽东、张闻天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再次决定给予一定的让步，但蒋介石不为中共一再退让所动。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随即离开庐山。

第二次庐山谈判虽仍未达成一致协议，但肯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确认了红军改编等原则，有力地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这无疑是国共谈判历程中的重大成果。

从西安谈判到庐山谈判，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全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缩影。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作出最大让步、凝聚最大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御外敌，坚定捍卫民族独立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庐山谈判所达成的共识，不仅成为军事与政治上的合作纽带，更标志着中华民族在近代反侵略史上的精神觉醒。

庐山谈判的多重历史意义

首先，是在抗战史上的意义。庐山谈判有力地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1937年8月6日，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根据庐山谈判的精神，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同意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表明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标志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伟大胜利，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其次，是在现代史上的意义。以庐山谈判为重要标志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结束了国共两党十年对峙的局面，更让中国从分散抵抗走向全民族协同作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重塑了民族命运与国家格局，改变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走向。同时，这一统一战线也让中国的抗战不再孤立，随着全民族抵抗的坚持，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同情和支持，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历史。

再次，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意义。庐山谈判顺应了团结抗日时代潮流，回应了民众团结抗日的呼声，凝聚了团结抗日的共识，发出了团结抗日的时代最强音。从庐山谈判出发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终结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时一盘散沙的局面，团结了从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从国内民众到海外华侨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国家认同感与人民凝聚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奠定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厚的思想基础。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