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持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县城集聚。县城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既面临城区扩容带来的发展机遇，也暴露出市容秩序、违建管控、人居环境、执法管理等一系列治理难题。相比于大城市成熟完善的治理体系，县城受熟人社会、财政短板、规划老旧、居民生活习惯等因素制约，城市管理工作极易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困境。本文结合县域实际，梳理当前城市管理难点，并提出优化治理路径。

一、县域城市管理现存突出痛点

（一）市容秩序管控反复，夜间治理存在短板

占道经营、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是县城治理最普遍的难题。早晚时段，进城售卖果蔬、农副产品的流动商贩沿街摆摊；沿街商铺将商品、广告牌摆放至人行道，挤占公共通行空间。

每到傍晚，烧烤夜市集中开业，油烟污染、食客喧哗、音响噪音扰民问题突出。由于夜间执法人员配置不足，摊贩利用管控空档“打游击”，白天整治完毕，夜晚问题再次反弹。同时老城区停车位规划不足，私家车、三轮车、农用车随意停放，道路拥堵、非机动车乱停放问题屡禁不止。

（二）私搭乱建管控压力大，违建发现存在滞后性

老旧小区、城中村、城郊自建房违建问题突出。一楼住户私自搭建阳光房、围栏小院，楼顶搭建储物棚；部分群众存在固有认知，认为房屋产权范围内可以随意改造。一旦面临征地、拆迁规划，居民会连夜突击抢建房屋，谋求补偿收益。

县域范围大、城郊片区分散，依靠人工巡查很难第一时间制止夜间突击违建，监管存在盲区。

（三）环境卫生治理难，城乡生活习惯存在落差

大量农村居民迁入城区，原有生活习惯尚未转变，公共文明意识薄弱，存在随手乱扔垃圾、杂物随意堆放等问题。老旧小区大多没有正规物业，下水道堵塞、废旧杂物堆积无人清理。

每到秋收时节，道路晾晒粮食、秸秆占道堆放；城郊区域家禽散养，粪便污染街巷。居民门前三包责任落实不到位，单纯依靠环卫工人保洁，无法从根源改善环境。

（四）熟人社会干扰执法，基层执法力量薄弱

县城圈子小，执法人员与商户、居民大多相识，人情因素干预严格执法。面对中老年摊贩、低收入谋生群体，简单刚性执法容易引发群众抵触，甚至产生信访舆情。

与此同时，城管正式编制人员紧缺，一线工作人员以协管员为主，没有独立执法权限。早晚高峰、夜间时段人手不足，管控力量薄弱，劝导整改效果有限。

（五）规划先天不足，部门权责分散推诿扯皮

多数老城区建设年代久远，前期规划滞后，缺少公共停车场、便民疏导点、公共厕所等基础设施。摊贩没有合规经营区域，只能占道经营。

城市管理涉及城管、公安、市场监管、住建、社区、乡镇多个部门。油烟噪音、占道属于城管管理，车辆违停由交警管控，商户监管归属市场监管局。遇到复杂民生问题，各部门权责划分模糊，容易出现互相推诿。社区网格员仅有劝导权限，不具备强制执法手段，问题处置力度不足。

（六）财政保障有限，精细化治理难以落地

县域财政收入有限，老旧小区改造、智慧监控平台搭建、保洁人员扩充等项目资金投入不足。当前治理模式依旧依靠人工巡逻，问题发现滞后，无法实现全天候动态监管，智慧化城市治理难以落地。

二、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一是思想观念层面，居民尚未完成由农村生活习惯向城市文明习惯的转变，公共责任意识不强；

二是硬件建设层面，老城区规划历史欠账较多，公共配套设施不完善；

三是制度建设层面，部门之间缺乏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治理碎片化；

四是队伍保障层面，执法人员不足，人情社会干扰，制约规范化执法；

五是资金保障层面，财政投入有限，精细化、智慧化治理缺少硬件支撑。

三、精准施策，探索县域长效治理新模式

第一，坚持疏堵结合，规范经营秩序。划定限时便民疏导区域，划定夜市经营专区，明确经营时间段，既保障小商贩基本生计，又杜绝无序占道经营。统一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签订商户责任协议，从源头管控店外经营。

第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城市硬件配套。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新增停车位，科学施划停车标线；增设便民公厕、休闲设施。依托网格化片区管理，网格员常态化巡查，做到违建早发现、早劝阻、早拆除。加装监控设备，推行非现场执法。

第三，健全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社区常态化联合巡查队伍，重点开展夜间夜市噪声、油烟专项整治。划分管理片区，压实社区基层治理责任，矛盾问题前置劝导化解。

第四，刚柔并济，优化执法方式。推行柔性执法，以劝导、普法宣传优先；对于屡教不改、拒不配合的经营主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杜绝人情干预。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宣传，引导居民转变生活习惯，提升公共文明意识。

第五，借力智慧治理，节约治理成本。搭建简易智慧城管平台，利用视频监控实时巡查，减少人工巡逻压力。优化财政资金分配，优先投入民生基础设施改造，推动城市管理由事后整治，转变为事前预防。

县城治理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乡村振兴。城市管理不能只依靠运动式集中整治，唯有坚持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兼顾民生温度与管理力度，才能破解整治‑反弹的治理困局，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