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把他安葬”：加沙一户人家艰难寻回死去的儿子。当穆罕默德·阿布·哈马什失踪时，家人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名29岁的巴勒斯坦男子育有3个孩子，多年来一直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在加沙发动种族灭绝以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家人担心他会误入这片飞地中越来越危险的区域，因此轮流守在他身边。
“有人告诉我，他朝黄线方向去了，以军朝他发射了一枚炮弹，把他打死了。”自10月停火以来，加沙地带实际上被划分为多个区域，不同区域在进入条件和控制程度上差异很大。所谓“黄线”于10月设立，成为以军继续驻扎区域的主要参照线。这条线覆盖了加沙60%以上的土地。实际上，它把大多数巴勒斯坦人限制在一片有限区域内，那里的人口密度和人道需求都进一步加剧。
此后，以军又在边界部分地段设置了黄色混凝土标志，其中一些位置看上去超出了原先划定的范围。巴勒斯坦人一旦靠近或试图越过这条线，往往会遭以军射击。自停火生效以来，已有数十人在这条线附近丧生。由于该区域被宣布为禁区，许多家庭无法找回在黄线附近或线外遇难的亲属遗体，致使遗体滞留数周甚至数月。
尽管家属、记者和人道组织已记录下数十起类似事件，但真实规模仍不得而知。穆罕默德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遗体在事发地滞留了好几天，家人始终无法接近。奥达说，穆罕默德多年来一直患有精神病，伴随偏执、妄想，以及对周围人的持续猜疑。
“战前，只要他发病，我们就会把他送到加沙社区心理健康中心。”奥达说。“他通常会在那里住上两周到一个月，由医生照料，并密切观察病情。”但战争爆发后，持续不断的轰炸以及医院屡遭袭击，使治疗变得不可能。于是，一家人只能在流离失所期间居住的帐篷里照顾穆罕默德。
可要保证他的安全，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一再试图回到位于代尔拜拉赫东部、已经被毁的家中。“我必须一直陪着他，但不只是我一个人。”奥达说。“家里有9个人轮流看着他，防止他走进危险区域。”“战前，他每次发病通常不会超过一个月。这一次却持续了好几个月。”
穆罕默德的病情在2025年8月弟弟奥萨马遇害后进一步恶化。奥达说，奥萨马当时正在为一所孤儿院协助获取人道援助，随后在以军空袭中身亡。“奥萨马死后，穆罕默德彻底承受不住了。”他说。“他不断祈求自己死去，还一次次想往黄线那边走，说要为弟弟报仇。”
“他不停呼喊奥萨马的名字。他始终不接受弟弟已经离世，还是不断出去找他，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而就在4个月前，这个家庭还遭遇了另一场沉重打击。穆罕默德20岁的弟弟马尔万在加沙饥荒危机期间，为家里去取面粉时，被以军打死。
得知穆罕默德死讯后，家人开始设法找回遗体。由于相关区域进入受限，信息也极为匮乏，他们只得求助于那些与黄线沿线、受以色列支持的民兵组织有联系的人。这些民兵成员找到了穆罕默德遇害的地点，但表示如果没有以军批准，他们无法把遗体带回来。
这些民兵是在加沙由以色列控制地区活动、并得到以方支持的武装团体。2025年6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曾公开承认，以色列已在加沙“激活”武装团体，以削弱哈马斯并扰乱公共秩序。
这些民兵被指控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多种侵害，包括杀害和绑架平民，以及掠夺人道援助物资。一些团体还试图把自己塑造成提供帮助的一方，偶尔会协助平民，随后鼓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感谢。
奥达说，民兵成员告诉他，以军拒绝允许他们找回穆罕默德的遗体。“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我儿子的遗体带回家，让他有尊严地下葬。”他说。尽管前景未明，亲属和邻居还是提前挖好了墓穴，准备安葬他。“那个墓穴敞开了好几天，因为我们始终没法把他的遗体带回来。”
整整9天，穆罕默德的遗体一直暴露在他遇害的地方。“所有办法都失败后，我妻子再也顾不上害怕了。”奥达说。“她睡不着，一直说，‘我自己去把他带回来。’她进了那个区域，以军差点朝她开枪。”她举着白旗，一天天朝黄线走去。奥达说：“至少有两天，她天一亮就出发去找他，直到日落后才回到黄线附近一位亲戚家中。”
“我妻子拒绝了。”奥达说。“她对他们说，‘你们要开枪就开枪吧。我不把我儿子的遗体带回来，就不会离开。’”由于始终没能找到穆罕默德的遗体，她最终还是空手而归。在穆罕默德遇害9天后，民兵与以军之间的协调终于让遗体得以运回。“民兵带回了穆罕默德的遗体，我们终于能让他入土为安了。”奥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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