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尘封近百年的相册，三本厚重的旧影，隐藏着一段几乎被历史遗忘的旅程。
2022年夏天，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让“90后”收藏家、历史研究者邹德怀的人生多了一段未曾预料的插曲。
电话那头提及的，是1926年瑞典王子访华的完整影像记录——有名人旧影，有宴席菜单，更有吊诡的考古发现。
为了追索这段往事，邹德怀散尽积蓄、四处求解，积极翻阅瑞典语旧籍，辗转联系海内外学者。数年后，新书《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问世。
一面是风雅、礼遇与学术热忱，一面是炮火、震荡与未知命运；百年前那位异国王储的行程，究竟如何串起一个复杂、多元、充满悬念的中国？观察者网带着诸多好奇，与邹德怀展开了一场对话，从一套私人相册出发，重新凝视那个新旧交织、各方势力同台共处的民国侧面。
【对话/观察者网 李泠】
·创作缘起
观察者网：书中提到，您对那位瑞典王储起初毫无了解，但很快就被吸引了。2022年接到拍卖行朋友电话的那一刻，是什么触动了您，以至于当时耗光积蓄还要向朋友求助，也要拿下这套相册？
邹德怀：那是2022年7月，我接到好朋友牛婕的电话。她在一家拍卖行工作，电话里说有一套相册很适合我——记录了1926年瑞典王子古斯塔夫·阿多夫，即后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访问中国的全过程，是一段被历史遗忘的故事。
古斯塔夫六世（1882-1973）。1905年结婚时，他的祖父奥斯卡二世送给他一对18世纪的中国瓷瓶，点燃了他对中国和东亚艺术文化的研究热情。
说实话，那一刻我对这位瑞典王子毫无了解。但稍微查了一下，我就坐不住了。相册有厚厚三大本，记录的是王子在北京、山西等地遍访名胜、名人的经历，里面有罗振玉、阎锡山这样的人物签赠照片，还有大量从未公开过的名片、票证、菜谱、导游手册。
更让我心跳加速的是网上搜到的一条线索：王子访华期间，中国地质、考古两界联合为他举办过一场欢迎大会，梁启超亲自登台朗读了一篇万余字的欢迎辞，而就在同一场大会上，安特生公布了周口店发现的两颗古人类臼齿化石，把东亚人类生存的历史一下子推进到五十万年前。
1926年10月22日，北京饭店的晚宴。左侧中间为梁启超。照片中还能看到李四光、新常富、曹云祥、安特生、王子夫妇、翁文灏、拉格雷柳斯夫妇、戴陈霖、颜惠庆、张轶欧等诸多名人。
一场欢迎一位外国贵宾的活动，竟然同时成了改写中国考古学史的现场。这种戏剧性，我作为做了十几年老照片研究的人，是从没遇到过的。我当下就想：这套相册，我一定要拿下。
它确实不便宜，起拍价40万，最后我以63万落槌。当时我手里的积蓄全搭进去还不够，是浙江诸暨的企业家陈永新大哥出手相助，才让我把这套相册收入囊中。后来我说，这本书出版赚了稿费，一定还给他。那种感觉到今天想起来还很清楚，心里清楚这步棋有点冒险，但更清楚一旦错过，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第二次了。
观察者网：书名叫《东行漫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斯诺的《西行漫记》。斯诺是从西方看向红色中国，而您是让一位西方王储来看1920年代的中国。这是致敬还是策略性挪用？
此外，书名的副标题同时出现了“大师”“军阀”和“瑞典王储”，这三者在1926年的中国实际占据着截然不同的权力位置。您将这三种角色提取出来并列，主要出于哪些考量？
邹德怀：书名确实有向斯诺致意的意思，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一种镜像关系，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斯诺笔下，是一个西方记者深入红色中国腹地，去理解一场正在发生的革命。我这本书里，是一位西方王储，走进一个还没有被革命彻底改写、新旧交织、各方势力同台共处的中国。
《东行漫记：大师、军阀、瑞典王储与1920年代的中国》，邹德怀 著，2026年4月出版
至于大师、军阀、瑞典王储这三个角色的并置，是我在梳理相册时自然浮现出来的结构。梁启超、罗振玉、梅兰芳是大师，张学良和阎锡山是军阀，古斯塔夫·阿多夫是远道而来的王储。这三种身份，放在今天看几乎不会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但在1926年的中国，他们却因为这位外国贵宾的到访被凑到了一起——梁启超在协和医学院的礼堂里用广东味儿普通话朗读考古学演讲，阎锡山在太原督军府摆下烤鸭加燕窝鱼翅的全套中餐，罗振玉在天津租界的客厅里把珍藏的字画一卷卷取出来。
把这三个截然不同的权力位置并列在书名里，是想提醒读者，1926年的中国不是一块铁板，而是士绅文化、地方实力派、外部世界三股力量同时在场、彼此试探的一个横截面。是一个复杂的中国。
观察者网：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您的叙述对“1920年代中国”的剪裁——它呈现的是一个上层士绅、军阀与西方精英共享的文化中国，而那个正在酝酿大革命、罢工、农民运动的中国反而成了沉默的背景？
邹德怀：您提到的剪裁问题，我完全认同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局限，也恰恰是这套相册作为史料的性质决定的。这是一套私人相册，记录者是王子身边的随行人员，他们走的是官方安排好的路线，见的是被精心挑选过的人物，吃的是特意准备的宴席。北伐的炮火、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确实没有进入这架镜头。
瑞典王子夫妇来华游历日程表
但我想说的是，这种沉默的背景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证据，它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上层精英、地方军阀和西方观察者，是如何在一个动荡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夜，依然维持着一套体面、从容的外交礼仪和学术交流。王子离开后不久，北伐的战火就烧到了他刚刚走过的地方，赵戴文、南桂馨这些在车站迎接过他的官员，命运很快就被卷入了更大的洪流。
观察者网：您自称“这段历史的保管员”，而非“作者”，这个角色定位很有意思。从收藏家到历史保管员，再到图书作者，您如何看待这三个身份之间的关系？从面对三本相册的震惊到最终成书，这两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邹德怀：这三个身份其实是递进的，并且缺一不可。收藏家负责抢救，把那些散落在拍卖行、旧书店、海外古董商手里的影像和文献找回来，避免它们彻底消失在尘烟里。保管员负责看护，研究、考证、辨认，把一堆零散的照片、名片、菜单还原成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现场。而作者，则是把这份看护的成果，转化成普通读者能够进入、能够共情的文字。
我始终觉得自己更接近中间那个身份——保管员，因为这段历史从来不属于我个人，我只是恰好成了它在这个时代的经手人，有责任把它交接得更完整一些，再传递下去。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是史料的极度分散，光是为了搞清楚拉格雷柳斯这个人，我就托人在瑞典到处找他发行量极少的一本回忆录，最后是朋友田宏正竟然在旧书店里偶然淘到了。为了核实安特生的视角，我先后买到他回忆录《龙与洋鬼子》的瑞典语版和德语版。为了查档案，我联系了寓居瑞典的学者，又通过几位瑞典使馆工作人员辗转引荐，中间还经历过联系中断、重新接续的曲折。
坐着轿子的王妃，左一为瑞典实业家拉格雷列斯。
这套相册里的每一张名片、每一份菜单背后，可能都对应着一整条需要单独打通的考证链路，把这些碎片重新拼接成一个连贯可信的故事，是这两年里最耗心力的事。
顾维钧的请柬
·历史的侧面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提到，近百年前拉格雷柳斯撰写的回忆录中很多地方都透着“西方人初到中国的惊讶、理解甚至误解”。惊讶、理解、误解，这三个词有没有对应的更多的分析？能否分别举个例子？
邹德怀：这三种心态在拉格雷柳斯笔下其实经常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惊讶最典型的，是他面对中国饮食时的反应。在阎锡山为王子一行准备的晚宴上，他第一次见到燕窝、鱼翅，回去之后专门去查了它们的做法，记录得极为详细，燕窝怎么去毛、怎么煮到变成软玉色，鱼翅怎么刮皮、怎么去腥。看到那道腌制四十天的皮蛋时，他更是调侃，如果读者保证永远不会向他提供这道菜，他才愿意说出做法，语气里满是文化冲击带来的本能反应。
理解的部分，体现在他对阎锡山的描述上。他把山西比喻成混乱沙漠中一片安宁的绿洲，详细介绍阎锡山如何修路、兴办教育、整顿财政，特别提到当地人都说山西的财政收入用于公共事业，不会落入官员私囊。这种评价已经超出了走马观花式的猎奇，是建立在实地观察基础上的认真理解，甚至比一些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评价还要客观。
而误解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他在罗振玉的名片上用瑞典文写下的批注，称对方为古董商。罗振玉是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的开创性学者，“甲骨四堂”之一，拉格雷柳斯却把他当成了一个倒腾文物的商人来理解。这恰恰说明，西方观察者即便对中国怀有善意和好奇，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士大夫到底在想什么，那种隔阂，是再细致的观察也未必能消解的。
观察者网：下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人印象中的1926年是北伐烽火与军阀混战，您的书中也不时提到战争或抢劫。是什么让当年的瑞典王储能在纷乱的时局下展开如此从容的学术考察？
邹德怀：这恰恰是这趟旅程最让我感慨的地方。王子能够从容旅行，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当时各方势力出于不同考量，共同编织起来的一张保护网。
最惊险的一段，是他从天津南下乘坐津浦铁路回国，沿线两军对峙，时有炮击列车和土匪拦路抢劫的情况，瑞典领事在写给安特生的信中明确反对这个安排，说将瑞典未来的国王置于这样一次冒险之旅，根本不应该被列入考虑范围。但阿多夫还是去了，由3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贴身护送。在山西，外交部特地派人一路护送，这本身也是对阎锡山的一种委婉警告。阎锡山则调动了警务处长、宪兵司令这样的实权派人物亲自到车站迎接，三年前山东土匪绑架26名外国人质的临城劫车案还历历在目，没有一个地方实力派敢在自己的地盘上出这种纰漏。
王子（前排中）走访山西大学的合影，王子身后左边是山西大学校长王录勋。
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次访问对中国各方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吸引力。北洋政府需要借这次访问稳定外交形象，阎锡山需要借机展示模范省的治理成果，中国的科学家群体则把这次访问视为难得的国际交流机会。这几方算计加在一起，才让王子的旅程相对安全地走了下来。
观察者网：书中涉及梁启超、梅兰芳、阎锡山、顾维钧、张学良等众多历史人物。在考证他们与王储一行交往细节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个人物或哪个瞬间让您特别意外或感动？
邹德怀：最让我意外的，是梁启超去世前留下的遗言。他是在协和医学院去世的，正是三年前他登台朗读欢迎辞、迎接王子的同一个地方。临终前，他嘱咐家人，希望医学界能解剖他的遗体，找出真正的病源，以供医学界参考。一位毕生倡导新民的思想领袖，到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他对科学的信仰。
最让我感动的，则是30年后的一次重逢，那时中国京剧团访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也就是当年的阿多夫王子，指名要见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握着她的手，回忆起30年前在梅家观赏梅兰芳表演的经历。梅葆玥那时还没出生，但那张王子夫妇与梅家合影的老照片，她父亲珍藏了30年。临别时，国王还特意托她转达问候，并说明当年梅兰芳赠他的那枚田黄石印章，已经连同其他藏品一起捐给了瑞典的博物馆。
30年过去，政权更迭、战乱离散，这段缘分还是被一句问候接了起来，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觉得多了一点把这本书写下去的劲头。
观察者网：王储此行涉及北平、山西、上海三地，您在书中对每一处都做了细致的还原。在三地之中，有没有哪一站的考证工作最让您印象深刻？
邹德怀：山西这一站，考证难度最大，也最让我有成就感。北平、天津的史料相对集中，能查到的中外文献也多。但山西的地方性很强，很多细节都散落在《来复》这样的地方周刊、或者已经罕见的民国山西游记里。比如阿多夫去山西阳曲湾考古挖掘的那个地点，最初有学者依据读音猜测可能是阳泉，但我通过比对山西本地周刊的报道，才确认那其实是太原以北约十公里的阳曲湾，即今天的太原市阳曲县。
更不用说像晋祠这样的细节，“惠流三晋”匾额上那个故意写错的惠字，是因为圣母被加封为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凡是带惠字的匾额都要避讳少写一两笔，连皇帝都不能例外。如果不深入查证地方志和清代避讳制度，是绝对发现不了的。
晋祠西南隅金人台上的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
观察者网：王储亲自跳入阳曲湾的考古坑参与挖掘，这个画面在今天看来很有戏剧性。您曾提到当时普通人对考古和盗墓并无清晰区分。在您看来，一位西方王室成员以身作则参与田野考古，对当时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
或者说，您在书中提到，安特生怂恿王子访华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希望借王子亲身参与考古挖掘这一事例，引起中国官方及民众对考古的重视，以便为他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便利——您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邹德怀：我觉得安特生的目的，至少部分达到了。当时考古这门学科在中国民众眼里还很陌生，甚至和盗墓很难区分开。负责保护王子一行的那位姓郭的警察，在挖掘现场说的一番话很能说明问题，他希望以后更积极从事于古物之保存、地质之调查与开发，使上古文化策源之根本地方，不至湮没不彰。一位外国王室成员蹲在土坑里、用手铲一点点清理陶片的画面，确实在地方官员和围观百姓心里留下了印象，原来刨土这件事，是一门值得尊重的学问，而不只是寻宝或盗墓。
王子留下的那两张照片也很说明问题，一张是他拿着手铲在遗址中挖掘，旁边围满了完全不明所以的中国老百姓，另一张是王子夫妇结束工作后蹲在田间吃饭，毫无架子。这种以身作则的姿态，对于刚刚起步、还需要在中国社会争取认同的现代考古学来说，是一种无法用文字替代的示范。安特生选择让王子参与挖掘，本质上是一种巧妙的公关，但客观上，它确实帮助考古学这门学科，在中国早期的公众认知中赢得了一点正当性。
王子等人下坑考古的路上，以及围观他们考古工作的人群
观察者网：当时活跃于中国的西方考古者中，有人以科学为名行掠夺之实，也有人确实推动了学术进步。您认为瑞典王储及其团队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邹德怀：这本书里其实写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西方人。一种是山中定次郎这样的人，借着发现天龙山石窟的热潮，用真金白银收买了寺院住持，凿走了大批佛首，制造了中国近代文物史上最惨烈的浩劫之一，把一座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无头石窟。另一种，则是安特生、卡尔贝克这样的学者，他们确实也从中国带走了大量文物，但他们对自己的藏品做了持续的学术研究，安特生更是按照约定，把仰韶文物分七次归还了一半给中国。
阿多夫王子和他的团队，属于后一种。他们不是单纯的猎奇者或掠夺者，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学术兴趣来的。王子本人对考古和瓷器有真切的研究兴趣，他建立的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文物收藏与研究中心之一。他和高本汉、李济这些学者之间，建立的是平等的学术对话关系。这种区别，归根结底在于动机，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值得长期研究、值得建立对等关系的对象，还是仅仅当作一个可以一次性掠夺的资源。
瑞典王储一边观赏故宫收藏的瓷器，一边认真做笔记。
·历史的回响
观察者网：如今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您认为1926年的那次访问，为今天的中瑞关系注入了哪些深层的文化底色与民间友谊？
站在当下——特别是2025年刚刚庆祝了两国建交75周年，2026年又迎来了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之际，我们回望这段跨越百年的文化交往与学术合作，您如何理解它在整个中瑞友好历史上的坐标与分量？
邹德怀：这次访问最珍贵的地方，是它发生在一个外交关系尚未正式建立的年代，中瑞两国直到1950年才建交，瑞典还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但早在1926年，民间和学术层面的交流已经走在了官方外交的前面。安特生、卡尔贝克、高本汉、喜龙仁这些瑞典学者，用十几年的田野工作，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地质学的起步阶段留下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王子这次访问，某种程度上是把这种民间的、学术的友好关系，提升到了一个王室层面的象征高度。
30年后，已经成为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特意接见梅兰芳的女儿。安特生归还的文物清单，在他去世40年后被瑞典学者重新发现，并促成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和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之间持续至今的文物追索合作。继承王位的卡尔十六世国王多次访华，还不止一次登上长城。他的女儿维多利亚王储公主，年轻时曾主动到北京的瑞典使馆实习一个月，最爱北京的饺子和清蒸鱼，还曾在日坛公园学习太极拳，结婚时还专门在唐山定制了上万件瓷器作为伴手礼。一代代瑞典王室成员，就这样把对中国的好奇与情谊，当作一种近乎家族传统的东西延续了下来。
王子一行在梅府的大合影
站在中瑞建交75周年、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这些节点上回望，我觉得1926年的这次访问，恰恰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真正持久的国家间友谊，往往不是从外交文件开始的，而是从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相遇开始的。梁启超的一篇演讲稿、梅兰芳家中搭起的一座小戏台、阳曲湾考古坑里沾满泥土的双手，这些细节，比任何宏大的说法都更能解释这份情谊为什么能延续将近一百年。
观察者网：王储一行在动荡时局下依然能完成如此从容的学术考察，离不开中外学者之间基于信任与共同志趣的合作。在您看来，这套百年前的相册向今天的中瑞关系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邹德怀：我想，最重要的启示是，真正的国际合作，最终要靠人与人之间具体的、长期的信任去支撑。安特生在中国工作了十几年，先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当矿政顾问，帮中国找煤找铁，之后才慢慢转向考古研究。高本汉学会了一口纯正的山西腔，自己开玩笑说，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本来就是汉人。李济和阿多夫王子之间，是建立在专业互信基础上的学术对话，殷墟考古的进展，王子隔着重洋还在持续关心。这些关系，没有一个是靠一两次正式访问建立起来的，都是日积月累、靠真实的专业贡献换来的。
另一个启示，是这种合作往往是双向的、对等的，而不是单方面的输出或索取。安特生带走仰韶文物，但也信守承诺把一半归还中国。瑞典学者帮助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质、考古人才，中国的发现也反过来丰富了瑞典的学术研究和博物馆收藏。这种各取所需又彼此成就的关系模式，今天看依然有借鉴意义。
古斯塔夫一行参观故宫
我整理这套相册、写这本书的过程，本身也是这份启示的一个延续，靠着瑞典学者、瑞典使馆工作人员、中国本地文史研究者们一点一点的帮助和信任，才让这段差点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往事，重新被打捞了出来。
历史不是为了延续而延续，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收获。这套相册告诉我，跨越百年、跨越文化的真挚交往，留下的情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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