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走错了，这地方你来不了。”办公室主任当众拦住我，声音不大，却让整个大厅安静下来。他手里的文件还带着墨香，眼神里满是不加掩饰的怜悯。我攥紧报到证，指甲掐进掌心——省委书记上任第一天，被自己人堵在门外。
第一章 门槛
七月的南江省城热得像蒸笼，省委大院门口的梧桐树耷拉着叶子，知了叫得人心烦。我站在那扇铁艺大门前，抬头看了眼挂着的白底黑字牌子，深吸一口气，抬脚往里走。
“同志，请出示证件。”
门卫室里探出个脑袋，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脸上还有没褪尽的青春痘。我把报到证递过去，他看了一眼，眼睛倏地瞪圆了，嘴张了张，半天没说出话来。
“怎么？”我问。
“没、没什么。”小伙子把报到证还给我，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您请进。”
我点点头，迈步走进大院。院子比想象中大，主楼是栋灰白色的六层建筑，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绿油油的一片。楼前的花坛里种着月季，红的白的开得正盛，几只蜜蜂嗡嗡地绕着飞。
我沿着水泥路往主楼走，路上碰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那种目光我很熟悉——审视、打量、揣测。
主楼的大厅很宽敞，地面铺着米黄色的大理石砖，擦得能照见人影。正对面是一面巨大的国徽，金灿灿的，在灯光下泛着光。大厅左侧是接待台，右侧摆着一排皮沙发，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都是些励志警句。
我刚走进大厅，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上来，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手里拿着一沓文件。
“您好，请问您是……”他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在我略显朴素的衣着上停留了几秒。
“我是新来的省委书记，今天报到。”我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中年男人的表情瞬间凝固了，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他张了张嘴，又合上，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过了好几秒，他才挤出一个笑容：“啊，原来是……是您啊。我叫王志刚，是办公室副主任，负责接待工作。”
“你好，王主任。”我伸出手。
他犹豫了一下，才握住我的手，手心有些潮湿。“那个……书记，您的办公室在三楼，我带您上去？”
“好，麻烦你了。”
王志刚走在前面，步伐有些急促，像是在赶什么。我跟在后面，注意到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浸湿了一大片，白衬衫贴在皮肤上，隐约能看见里面的背心轮廓。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气氛有些尴尬。王志刚不停地看手表，时不时清清嗓子，想说点什么又咽回去。我看着电梯门上自己的倒影——三十八岁，一米七八的个头，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衬衫，黑色西裤，皮鞋是半年前买的，已经有些磨损了。
“书记，”王志刚终于开口，“您之前是在……哪个单位？”
“国家发改委。”我说。
“哦哦，发改委好啊，大机关。”王志刚连连点头，“那您是哪里人？”
“湖南。”
“湖南好啊，毛主席家乡。”他又点头，“那您……”
“叮”的一声，电梯到了三楼。门打开，走廊里站着几个人，看见我们出来，都愣了一下。其中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率先反应过来，快步走上前来。
“哎呀，书记来了！欢迎欢迎！”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力道很大，“我是办公室主任刘建国，刚才有点事耽搁了，没能下去迎接，实在抱歉！”
“刘主任客气了。”我说。
刘建国笑呵呵地松开手，转身对其他人说：“大家过来认识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省委书记，周明远同志。”
几个人围上来，纷纷自我介绍。我一一握手，记着他们的名字和职务。等人都散了，刘建国领着我往办公室走，边走边说：“书记，办公室给您准备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添置的。”
办公室在最东边，朝阳，窗户很大，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得屋里亮堂堂的。房间大概有四五十平米，正中是一张红木办公桌，桌上摆着电脑、电话、文件夹，旁边有个书架，里面空荡荡的。墙角放着饮水机，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叶子翠绿翠绿的，看着挺精神。
“不错。”我点点头，“辛苦了。”
“应该的应该的。”刘建国笑着说，“那您先收拾着，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我就在隔壁。”
他说完就出去了，顺手带上了门。我站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从北京出发前，老领导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说：“明远啊，这次下去，担子重，压力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南江省的情况比较复杂，经济下行压力大，民生问题突出，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解决。组织上信任你，相信你能干好。”
我当时拍着胸脯保证：“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培养。”
可现在站在这间办公室里，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承诺就能解决的问题。南江省，这个中部大省，人口近亿，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靠后，近年来又接连爆出几起腐败案件，官场生态亟待净化。我这个空降的省委书记，要面对的不只是发展问题，更是人心的博弈。
我正想着，敲门声响了。
“请进。”
门推开，进来的是王志刚，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脸色有些古怪。“书记，这是……这是今天的会议安排，下午两点有个常委会，您要参加。”
“好，我知道了。”
王志刚把文件袋放在桌上，却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那里，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有事？”我问。
“呃……书记，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他搓着手，显得有些局促。
“你说。”
“就是……那个……刚才我在楼下等您的时候，听见有人说……说……”他吞吞吐吐的，像是怕说出来会惹祸。
“说什么？”
“说您太年轻了，恐怕……恐怕镇不住场面。”王志刚说完，赶紧低下头，不敢看我。
我笑了笑：“没事，让他们说去。我确实年轻，三十八岁当省委书记，全国也没几个。但年轻不代表不能干事，对不对？”
“对对对，书记说得对。”王志刚连忙附和，“那我先出去了，您忙。”
他走后，我坐在椅子上，翻开文件袋里的材料。这是下午常委会的议程，主要讨论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还有几个干部任免事项。材料很详细，每个议题都有背景说明和初步方案，看得出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我看得很认真，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一些要点。正看着，手机响了，是妻子林芳打来的。
“到了吗？”她的声音有些疲惫。
“到了，刚到办公室。”
“怎么样？顺利吗？”
“还行。”我不想让她担心，就没提那些异样的眼光。
“那就好。对了，儿子今天早上又发烧了，我送他去卫生院打了针，现在好多了。”
“辛苦你了。”
“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你好好干工作就行。家里的事有我呢。”
挂了电话，我心里沉甸甸的。为了支持我来南江工作，妻子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带着孩子跟我一起搬过来。孩子今年才五岁，体质弱，三天两头生病。她一个人带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要适应新的环境，压力可想而知。
我深吸一口气，把这些杂念压下去，继续看材料。
十二点的时候，刘建国来敲门：“书记，午饭时间到了，食堂在一楼，我陪您去？”
“好。”
食堂不大，但很干净。窗口里摆着几样菜，红烧肉、清炒小白菜、西红柿鸡蛋汤，还有米饭和馒头。我要了一份红烧肉一份青菜，找了个角落坐下。
刘建国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一边吃一边跟我聊天：“书记，您对南江了解多少？”
“看过一些资料，知道个大概。”我说。
“那您知不知道，南江的干部队伍，不太好带。”他压低声音说，“上一任书记就是因为搞不动，才调走的。”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怎么个不好带法？”
“派系多，山头多。”刘建国叹了口气，“前任书记在位三年，换了四个市长，两个县委书记，可还是搞不动。这里面水深着呢。”
我没说话，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肉炖得很烂，味道不错，但我吃得有些心不在焉。
“书记，我说这些，不是要吓唬您。”刘建国又说，“只是想让您有个心理准备。您这么年轻就来当一把手，肯定会有人不服气，会想办法给您使绊子。您可得小心。”
“谢谢刘主任提醒。”我说，“不过我相信，只要一心为公，实事求是，总能打开局面的。”
刘建国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我靠在椅子上眯了一会儿。下午一点半，刘建国又来敲门：“书记，常委会两点开始，在五楼会议室，我带您去。”
“好。”
五楼的会议室很大，一张椭圆形的长桌摆在中间，周围摆了十几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南江省地图，山川河流标注得清清楚楚。我已经到了一会儿，其他常委还没来。我站在地图前，看着这片我将要治理的土地，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
两点整，常委们陆续到来。一共十一个人，加上我是十二个。大家各自落座，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我，有好奇的，有审视的，有不以为然的，也有意味深长的。
省长叫赵振华，五十多岁，身材魁梧，国字脸，说话声音洪亮。他主持会议，开场白很简单：“今天这个会，主要是研究下半年经济工作和几个干部任免事项。在正式开会之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周明远同志担任省委书记。”
掌声稀稀拉拉的，有些人甚至没鼓掌，只是象征性地拍了拍桌子。
我站起来，微微鞠躬：“谢谢大家。初来乍到，很多情况还不了解，以后还要请大家多多支持，共同把南江的工作做好。”
“周书记客气了。”赵振华笑着说，“您是中央下来的，水平肯定比我们高，我们还得向您学习呢。”
这话听着客气，但话里有话。我没有接茬，只是笑了笑，重新坐下。
会议正式开始，先是讨论经济工作。分管经济的副省长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数据不太好看，GDP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收入下降，投资增长乏力。几个市州的负责人也发了言，说的都是困难多、压力大之类的话。
我仔细听着，没有急着表态。等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我才开口：“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对南江的经济形势有了初步了解。困难确实不少，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找准问题的症结所在。”
“周书记有什么高见？”赵振华问。
“谈不上高见，只是一些想法。”我说，“南江地处中部，既不沿边也不沿海，交通优势不明显，这是客观条件。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同样是内陆省份，有些地方发展得很好，有些地方却举步维艰？”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看着我。
“我觉得，关键在于营商环境。”我继续说，“我看了去年的招商引资数据，签约项目不少，但落地率不到百分之六十。为什么？因为审批流程太长，因为政策不稳定，因为服务不到位。企业来了，发现这里办事难、成本高、效率低，自然会选择离开。”
“周书记说得对。”赵振华接过话头，“这个问题我们也意识到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太明显。毕竟积弊已久，要改起来不容易。”
“再难也要改。”我说，“我建议成立一个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由我亲自挂帅，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定期召开调度会，一项一项地解决问题。”
话音刚落，我就感觉到几道目光射过来，带着惊讶和审视。我知道，我这个提议有些激进，等于是在挑战现有的利益格局。但我别无选择，既然来了，就要动真格的。
“这个……是不是太急了？”组织部长孙德胜开口了，“周书记刚来，情况还不熟悉，要不要先调研一段时间再说？”
“调研可以同步进行。”我说，“但工作不能停。南江的发展等不起，老百姓的日子也等不起。”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还是赵振华打破僵局：“那就按周书记说的办吧，先成立领导小组，具体方案下次会上再议。”
会议继续，接下来是干部任免事项。名单上有几个空缺岗位，包括一个副市长和一个县委书记。提名的人选我都看了简历，没什么大问题，就投了赞成票。
散会后，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王志刚就进来了，脸色有些难看。
“书记，有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
“什么事？”
“刚才常委会上，有人提了一个提案，说是要把省里的一笔扶贫资金挪用到城市建设上。这个提案，是赵省长那边的人提出的，而且……好像已经私下里沟通过了。”
我心里一沉：“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几天。”王志刚说，“我也是刚听说的。这笔钱本来是要拨给贫困县的，如果被挪用，那几个县今年的扶贫任务就完不成了。”
“谁同意的？”
“目前还没有正式同意，但据说赵省长那边已经在做工作了。”
我揉了揉太阳穴，感到一阵头疼。上任第一天，就碰上这种事，看来这潭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你把具体情况写个报告给我。”我说，“越详细越好。”
“好的。”王志刚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书记，还有一件事。”
“说。”
“刚才在楼道里，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议论您，说您太年轻，不懂基层情况，迟早要栽跟头。”
我笑了：“让他们说去吧。我能不能干好，不是他们说了算的。”
王志刚没再多说，退了出去。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翻涌着各种念头。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将面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手不只是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更是我自己——我的经验、我的判断、我的决心。
手机又响了，还是林芳。
“晚上回来吃饭吗？”她问。
“可能晚一点，你们先吃。”
“行，我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我站起身，走到窗前。院子里路灯亮了，昏黄的光洒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还有不知哪家店铺放的流行歌曲，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
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做人要像竹子，根扎得深，才能长得高。”
是啊，根要扎得深。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的根，要扎在哪里呢？
第二天一早，我七点半就到了办公室。没想到刘建国比我更早，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
“书记早。”他笑着打招呼，“昨晚睡得还好吗？”
“还行。”我说，“刘主任也早。”
“习惯了。”他跟着我进了办公室，“书记，今天上午的安排是这样的：九点，省政府办公厅来汇报工作；十点半，省纪委来汇报；下午三点，有一个调研活动，去城南开发区看看。”
“好，我知道了。”
“另外，”刘建国压低声音，“昨天常委会上那个扶贫资金的事，我已经让人查清楚了。提案是财政厅那边起草的，据说是受了某个领导的指示。”
“哪个领导？”
刘建国摇摇头：“这个……暂时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背后有人推动。”
“继续查。”我说，“但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刘建国点点头，“那我先去准备了。”
他走后，我坐在桌前，翻开笔记本，在上面写下几个字：“扶贫资金——城建项目——谁在推动？”
然后，我又写下一行字：“第一仗，必须赢。”
九点整，省政府办公厅的人准时来了。领头的是办公厅主任李明，四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很精明。
“周书记，打扰了。”李明笑着递过来一份文件，“这是省政府近期的工作报告，请您审阅。”
我接过来翻了翻，内容很详细，从经济建设到民生改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但我注意到，关于扶贫工作的部分写得比较简略，只有寥寥几百字。
“扶贫这块，怎么写得这么少？”我问。
李明愣了一下，随即解释：“哦，是这样，扶贫工作主要由省扶贫办负责，他们的工作报告会更详细一些。这份报告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总结省政府的工作。”
“扶贫工作是重中之重，怎么能一笔带过？”我说，“回去补充一下，把具体措施、资金使用情况、取得的成效都写清楚。”
李明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点头答应：“好的，我回去就安排。”
接下来的纪委汇报，倒是让我有些意外。纪委书记张建国的态度很诚恳，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前反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查处力度不够、震慑作用不强、部分干部存在侥幸心理等。
“周书记，说实话，南江的反腐形势不容乐观。”张建国说，“去年一年，全省查处厅级干部十二人，处级干部八十七人，但还有很多隐藏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土地出让领域，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你们有没有具体的线索？”
“有一些，但证据还不够充分。”张建国说，“我们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深入调查。”
“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说。”我说，“反腐没有禁区，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张建国用力点了点头：“有周书记这句话，我们就更有底气了。”
送走张建国，已经快十二点了。我正准备去食堂吃饭，王志刚急匆匆地跑进来。
“书记，不好了！”
“怎么了？”
“城南开发区那边出事了！有几百名群众聚集在开发区管委会门口，抗议征地补偿不合理，情绪很激动，差点跟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我心头一紧：“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刚。”王志刚说，“开发区的领导已经赶到现场了，但群众不听劝，非要见省里的领导。”
“备车，我去看看。”
“书记，您要去现场？”王志刚有些犹豫，“那里人多，万一出什么事……”
“正因为人多，我才要去。”我说，“群众有诉求，我们不能躲着不见。”
十分钟后，我坐上车，赶往城南开发区。一路上，我不断催促司机快点，心里焦急万分。
车子开到开发区管委会门口，远远就看见黑压压的人群。至少有五六百人，有的拉着横幅，有的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还我土地”“公平补偿”之类的字样。人群中有人喊口号，有人骂骂咧咧，还有人试图冲进管委会大楼，被警察拦住了。
我下车，穿过人群，朝管委会门口走去。有人认出了我，大声喊道：“是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来了！”
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纷纷朝我涌过来。警察赶紧组成人墙，把我护在中间。
“大家冷静一下！”我提高声音，“我是省委书记周明远，今天是来听大家反映问题的。有什么诉求，你们可以派代表跟我谈，但不能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人群中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喊道：“谈什么谈！你们当官的都是一伙的！我们的地被征了，补偿款到现在都没到位！”
“就是！说好了每亩十万，结果只给了五万，剩下的钱去哪了？”
“我家三代人的地啊，就这么没了，以后怎么活？”
听着这些愤怒的声音，我的心揪得紧紧的。我举起双手，示意大家安静：“乡亲们，你们的诉求我听到了。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这件事一定会彻查到底，如果确实存在违规行为，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光说有什么用！我们要看到实际行动！”
“对！今天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
我深吸一口气，转头对王志刚说：“去把开发区的负责人叫来。”
不一会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海涛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脸上的表情既紧张又尴尬。
“周书记，您怎么来了？”
“我不来，你们打算怎么办？让警察抓人？”我冷冷地看着他。
“不不不，我们正在做工作，争取说服群众……”
“说服？”我打断他，“你们把补偿款都克扣了，拿什么说服？”
陈海涛的脸一下子白了：“周书记，这个……这个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你说。”
“这个……征地补偿的标准，是按照省里的文件执行的，我们没有擅自更改……”
“是吗？”我盯着他的眼睛，“那为什么群众说，当初承诺的补偿标准是每亩十万，实际只拿到了五万？”
陈海涛的额头渗出汗珠：“这个……可能是沟通出现了误会……”
“误会？”我冷笑一声，“那好，你现在就把所有的征地补偿文件拿来，当着群众的面，一条一条地对。”
陈海涛的脸色更难看了：“周书记，这个……这个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群众有知情权，有监督权。如果你心里没鬼，为什么不敢公开？”
周围的人群也纷纷起哄：“对！公开！公开！”
陈海涛站在那里，进退两难。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过来，停在人群外面。车门打开，赵振华从车上走下来。
“怎么回事？”他皱着眉头走过来，“周书记，你怎么也来了？”
“群众有诉求，我不能不来。”我说。
赵振华看了看周围的人群，又看了看陈海涛，脸色阴沉：“陈海涛，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情都处理不好？”
“赵省长，我……”
“行了行了，先把群众疏散了再说。”赵振华挥挥手，“这样闹下去，影响多不好。”
“不行。”我拦住他，“群众的问题没有解决，不能强行疏散。否则只会激化矛盾。”
赵振华看着我，眼神有些不悦：“那周书记的意思是？”
“就地解决。”我说，“让陈海涛把所有征地补偿的文件拿出来，当场核对。如果有问题，马上整改；如果没有问题，也给群众一个明确的交代。”
赵振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点头：“好吧，就按你说的办。”
陈海涛无奈，只好让人去拿文件。十几分钟后，一摞厚厚的文件被搬了出来。我让群众选出五个代表，和我一起逐页核对。
这一核对，果然发现了问题。按照省里文件规定，城南开发区的征地补偿标准确实是每亩十万元，但实际操作中，开发区管委会以“管理费”“服务费”等名义，扣除了将近一半的钱。
“这些费用是谁批准的？”我问。
陈海涛低着头，不敢说话。
“说！”我厉声道。
“……是……是我们班子集体决定的。”陈海涛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集体决定？”我冷笑，“你们有什么权力扣除群众的补偿款？这是违法的，知不知道？”
陈海涛的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转过身，对着群众说：“乡亲们，事情已经查清了。开发区管委会擅自扣除补偿款的行为，是严重违规的。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被扣除的钱，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你们。同时，对于相关责任人，一定严肃追究责任。”
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有人喊着“青天大老爷”，有人抹着眼泪说“总算遇到好官了”。
我转头看向赵振华，他的脸色很难看，但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林芳已经做好了饭。儿子小宇烧退了，正趴在茶几上画画。
“听说你今天去开发区了？”林芳一边盛饭一边问。
“嗯。”
“没出什么事吧？”
“没事，解决了。”我接过饭碗，夹了一筷子菜。
“那就好。”林芳坐下来，看着我，“明远，我知道你工作忙，压力大。但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我知道。”我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吃完饭，我陪小宇玩了一会儿，等他睡了，才坐到书房里，打开电脑，开始写今天的工作日记。
写到开发区事件时，我停下来，望着窗外的夜色发呆。今天这一仗，算是赢了，但也得罪了不少人。陈海涛是赵振华的人，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赵振华心里肯定不舒服。
但这只是开始。南江的问题，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今天能解决一个开发区的问题，明天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体制机制，不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一切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我拿起手机，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
“张书记，睡了吗？”
“还没呢，周书记有什么事？”
“今天开发区的事，你知道了吧？”
“知道了，听说您处理得很好。”
“这只是冰山一角。”我说，“我怀疑，开发区的问题不是个案，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我希望纪委能介入调查，全面排查全省的征地补偿情况。”
张建国沉默了一会儿：“周书记，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的人手有限……”
“我知道。”我说，“可以先从重点地区入手，比如那些征地面积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另外，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项工作组，由纪委牵头，审计、国土等部门配合，彻底清查。”
“好，我明天就安排。”
“还有一件事。”我说，“我怀疑，开发区的背后，可能还有其他问题。比如，那些被扣除的钱，到底去了哪里？有没有人从中渔利？”
张建国的呼吸变得沉重：“周书记的意思是……”
“查。”我说，“不管涉及到谁，都要查到底。”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念头纷至沓来。
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正式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前方有多少陷阱，有多少敌人，我一无所知。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往前走。
因为，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宿命。
夜深了，窗外的虫鸣声此起彼伏。我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
南江，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承载着太多人的希望和梦想。而我，将用自己的双手，去书写它的未来。
无论这条路有多难，我都会走下去。
第二章 暗流
开发区的事件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迅速扩散开来。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排起了长队——前来汇报工作的、反映问题的、表忠心的、试探虚实的，络绎不绝。
我每天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十点，连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对付。林芳打电话来抱怨了几次，说小宇想爸爸了，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吃顿饭。我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可一到下班时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缠住我。
这天下午，我刚送走一批汇报工作的干部，王志刚就端着一杯茶走进来。
“书记，您歇会儿吧，这都连续工作好几个小时了。”
我接过茶杯喝了一口，是铁观音，清香扑鼻。“王主任，最近辛苦你了。”
“不辛苦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王志刚笑着说，“对了书记，有个事想跟您汇报一下。”
“你说。”
“省政协那边有个老同志，叫郑为民，以前当过省委副书记，退休好几年了。他托人带话，说想找个机会跟您聊聊。”
郑为民？我在脑海里搜索这个名字。来南江之前，我做过功课，知道这位老同志在南江政坛颇有影响力，虽然退休多年，但在一些老干部中仍有号召力。
“他想聊什么？”
“没说，就说想见见您。”王志刚顿了顿，“不过我听说，郑老对您来南江任职，是持欢迎态度的。他在一些场合说过，南江需要一个有魄力的年轻人来掌舵。”
“那好，你安排一下时间，我去拜访他。”
“好的。”王志刚点点头，“另外还有个事，赵省长那边，最近动作有点频繁。”
“什么意思？”
“我听说，他这几天召集了好几次小范围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他那一系的人马。具体谈了什么，没人知道，但估计跟开发区那件事有关。”
我放下茶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赵振华的反应在意料之中。那天在开发区，我当众打了他的脸，他心里肯定不舒服。但他毕竟是省长，是省委副书记，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跟我对着干。唯一的可能，就是在暗地里布局。
“继续留意。”我说，“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告诉我。”
“明白。”王志刚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我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脑子里飞速运转着，分析当前的局势。省委常委会十二个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一是赵振华为首的本地派，势力最大，根基最深；二是中立派，人数不多，但立场摇摆，谁占上风就倒向谁；三是少数几个跟我一样的外来派，力量薄弱，目前还在观望。
要想站稳脚跟，就必须尽快打开局面，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赢得支持，让那些观望的人倒向我这边。
正想着，手机响了。是林芳。
“明远，今天晚上能回来吃饭吗？我做了一桌子菜。”
我看了看桌上的日程表，晚上七点还有个会见，是跟一家大型国企的负责人谈投资事宜。“可能不行，晚上有个应酬。”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林芳的声音有些低落：“那好吧，我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热一热就能吃。”
“辛苦你了。”我说，“等忙完这阵子，我一定好好陪你和孩子。”
“你每次都这么说。”林芳叹了口气，“算了，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挂了电话，我心里有些愧疚。来南江快一个月了，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连跟儿子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林芳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委屈。好好的北京不待，跑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来，老公还整天不着家，换谁都受不了。
但我没办法。这个位置，这份责任，容不得我有半点懈怠。
晚上七点，我在省委招待所宴请那家国企的负责人。对方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子，啤酒肚腆着，说话嗓门很大。酒过三巡，他开始吹嘘他们公司在各地的投资项目，口气大得吓人。
“周书记，不是我吹，只要我们在南江投下去，保证三年之内，GDP翻一番！”
我笑了笑：“王总好气魄。不过我们南江的投资环境，可能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王总一拍桌子，“只要政策到位，什么都好说！”
“政策当然会给，但前提是合规合法。”我说，“我们南江正在大力整治营商环境，打击各种不正之风。如果贵公司想来投资，我们欢迎，但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能搞歪门邪道。”
王总的脸色变了变，随即又堆起笑脸：“周书记说笑了，我们是正规企业，怎么会搞歪门邪道呢？”
“那就好。”我端起酒杯，“来，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这场饭局吃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已经快十点了。我婉拒了王总去唱歌的邀请，坐上车的后座，让司机送我回家。
车子行驶在深夜的城市街道上，路灯一盏盏地向后退去。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这座城市的繁华，似乎与我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回到家，客厅的灯还亮着。林芳窝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开着，正放着无聊的综艺节目。茶几上摆着一盘菜，用保鲜膜盖着，旁边还有一碗米饭。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想把林芳叫醒，但她睡得很沉，脸上带着倦意。我叹了口气，拿起遥控器关掉电视，又从卧室里拿出一条毯子，轻轻盖在她身上。
然后我坐在餐桌前，揭开保鲜膜，默默地吃着已经凉透的饭菜。
第二天一早，我去拜访郑为民。
郑老住在省政协家属院，一栋老式的两层小楼，院子里种着几棵桂花树，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气。我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应该是保姆。
“您找谁？”
“我是周明远，来看望郑老的。”
保姆回头喊了一声：“郑老，有人找您。”
过了一会儿，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着白色的老头衫，手里拿着一把蒲扇，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邻家大爷，丝毫看不出曾经是省部级高官。
“周书记来了，快请进。”郑为民笑呵呵地招呼我。
我跟着他进了屋。客厅不大，摆设也很简单，一套老式沙发，一台旧电视，墙上挂着几幅字画，其中一幅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大字，笔力遒劲。
“郑老，早就想来拜访您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间。”我坐在沙发上，接过保姆递来的茶。
“年轻人嘛，忙点是正常的。”郑为民坐在我对面，摇着蒲扇，“我听说你最近干得不错，开发区那件事处理得漂亮。”
“郑老过奖了，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很多人却做不到。”郑为民意味深长地说，“你在开发区捅的那个马蜂窝，怕是已经惹了不少人吧？”
我苦笑：“确实有些阻力。”
“阻力是必然的。”郑为民喝了口茶，“南江这个地方，水浑得很。你在上面搅动，底下那些鱼虾蟹鳖，自然会跳出来。”
“郑老，您在南江工作多年，对这里的情况最了解。我想请教您，要打开局面，应该从哪里入手？”
郑为民放下茶杯，沉思了一会儿：“你听说过‘南江三座山’吗？”
“三座山？”
“对。”郑为民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座，是官场上的关系网。南江的干部队伍，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你动一个人，可能会得罪一群人。第二座，是经济上的利益链。这些年，一些官员和企业老板勾结在一起，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你想切断这条链子，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跟你拼命。第三座，是思想上的保守派。南江地处内陆，一些人思想僵化，抱残守缺，对新事物新理念有一种天然的抵触。”
我认真地听着，心里暗暗佩服这位老人的洞察力。
“这三座山，一座比一座难搬。”郑为民继续说，“但你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依我看，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一个突破口。”
“什么突破口？”
“反腐。”郑为民斩钉截铁地说，“南江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到处都有蛀虫。只要你敢查，敢动真格，就一定能打开局面。”
“可是，反腐的阻力也很大。”
“阻力大，是因为你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郑为民微微一笑，“我退休这几年，闲着没事，收集了一些材料。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看。”
我心里一动：“郑老，您说的是真的？”
“我老头子还能骗你不成？”郑为民站起身，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里面是一些复印件，记录了某些人在土地出让、工程招标中的违规操作。你看看，或许有用。”
我接过信封，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十页材料，有合同复印件，有银行转账记录，还有一些照片。涉及的当事人，有几个我认识，都是省里的实权人物。
“郑老，这些材料……”
“都是真的。”郑为民说，“我可以用人格担保。但我提醒你，这些东西一旦公开，就会引起地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深吸一口气：“郑老，谢谢您。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用谢我。”郑为民摆摆手，“我老了，这辈子也没什么遗憾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南江的老百姓。你要是能把那些蛀虫清理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死也能瞑目了。”
从郑老家出来，我坐在车里，久久没有说话。手里那个牛皮纸信封，仿佛有千钧之重。
回到办公室，我锁上门，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越看越心惊——这些材料涉及的金额之大、人员之多、手段之恶劣，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其中有一份土地出让合同，一块价值上亿的地块，竟然以不到市场价三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某家企业，而这家企业的法人代表，正是某个省领导的小舅子。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张建国的号码。
“张书记，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重要的事。”
十分钟后，张建国来了。我把材料递给他：“你看看这个。”
张建国接过去，翻了几页，脸色就变了。他看完最后一页，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震惊：“周书记，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可靠的人提供的。”我说，“你觉得，这些材料的真实性如何？”
“从表面上看，证据链很完整。”张建国说，“但如果要立案调查，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那就核实。”我说，“你亲自带队，秘密进行，不要打草惊蛇。”
张建国犹豫了一下：“周书记，这些人……背景都很深。如果真要查，恐怕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我知道。”我说，“但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南江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如果我们现在退缩，将来只会更难。”
张建国沉默了很久，最后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我听您的。”
送走张建国，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我照常参加会议、听取汇报、视察调研，表面上跟往常一样。但暗地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张建国那边传来消息，经过初步核实，郑为民提供的材料基本属实。涉及的几名官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违纪违法问题。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省国土资源厅厅长马德胜。
马德胜今年五十三岁，在南江政坛摸爬滚打三十年，是赵振华的得力干将。他主管国土资源多年，手中权力极大，据说光是收受的贿赂就有数千万元。
“周书记，如果要动马德胜，必须先跟赵省长通个气。”张建国在电话里说，“毕竟他是省政府党组成员，按照程序，需要省长签字同意才能立案。”
我沉吟片刻：“你先别急，等我考虑一下。”
挂断电话，我陷入了沉思。动马德胜，就等于向赵振华宣战。这个口子一旦撕开，就没有回头路了。
但我也清楚，如果不拿下马德胜，就无法震慑其他人，无法树立威信。这是一场赌博，赌注是我的政治前途。
我整整想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做出了决定。
我给赵振华打了个电话：“赵省长，今天有空吗？我想跟你谈谈。”
“好啊，周书记。”赵振华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什么时间？”
“上午十点，我到你办公室去。”
“行，我等你。”
十点整，我准时出现在赵振华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比我的大一些，装修也更豪华，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看起来价格不菲。
“周书记请坐。”赵振华亲自给我倒了杯茶，“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
“有些事，当面说比较好。”我接过茶杯，没有喝，直接开门见山，“赵省长，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请讲。”
“关于马德胜同志的问题。”
赵振华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端茶杯的手微微顿了一下：“马德胜？他怎么了？”
“根据纪委掌握的证据，马德胜同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我把一份材料放在茶几上，“这是初步调查的结果，你可以看看。”
赵振华没有立刻去看材料，而是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那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审视，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
“周书记，你确定吗？”他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我能感觉到其中的压抑。
“证据确凿。”我说，“按照规定，需要你这个省长签字，才能对他进行立案审查。”
赵振华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只有墙上的钟在滴答滴答地响着。
终于，他开口了：“周书记，你刚来南江不久，有些事情可能还不了解。马德胜这个人，虽然有些缺点，但工作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些年，他为南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功是功，过是过。”我说，“如果他真的违法乱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原则问题。”
“原则当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大局。”赵振华的语气变得有些强硬，“马德胜在国土资源系统干了这么多年，牵扯到的人和事太多了。如果贸然动他，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全省的工作大局。”
“赵省长，我理解你的顾虑。”我说，“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连锁反应就对腐败分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才是真正的失职。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着我们呢。”
赵振华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好吧，既然你坚持，我也不阻拦。但我要提醒你，这条路不好走，后果你自己承担。”
“我明白。”我说，“谢谢赵省长的理解。”
从赵振华办公室出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第一步，迈出去了。
三天后，省纪委正式宣布，对马德胜进行立案审查。消息一出，整个南江政坛震动。
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惊慌失措，有人冷眼旁观。更多的，是观望——他们在看，我这个新来的省委书记，到底能走多远。
马德胜被带走的那天，我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王志刚跑进来报告消息时，我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但我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第三章 漩涡
马德胜被带走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南江政坛掀起了滔天巨浪。短短一周内，省纪委又接连约谈了十几名与马德胜关系密切的官员，其中包括两名副市长、三名县委书记和几个厅级干部。整个南江官场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我的办公室门口，排队的人更多了。有的是来表忠心的，有的是来探口风的，还有的是来求情的。对于那些求情的，我一概不见；对于那些表忠心的，我礼貌接待但不做任何承诺；对于那些探口风的，我则借机敲打一番，让他们回去自查自纠。
这天下午，我刚刚送走一位来“汇报工作”的副市长，王志刚就推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
“书记，有件事，我觉得有必要跟您说一下。”
“什么事？”
“马德胜的家属，这两天一直在找人活动。据说，他们找到了赵省长那里，想让赵省长出面说情。”
我放下手中的笔：“赵省长怎么说？”
“赵省长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王志刚压低声音，“我听说，马德胜的家属手里握着一些东西，可以用来交换。”
我心里一沉。马德胜在国土资源系统干了这么多年，经手的项目不计其数，如果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那将是南江官场的一场大地震。而赵振华之所以犹豫，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牵涉其中。
“继续关注。”我说，“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明白。”王志刚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对了书记，还有一个事。省政协那边，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说要向中央反映情况，说您到任之后不尊重老同志，独断专行，破坏团结。”
我笑了：“让他们反映去吧。身正不怕影子斜。”
“可是书记，这些人都是老资格，在中央有些人脉。如果他们真的告状，恐怕会对您不利。”
“我心里有数。”我说，“你去忙吧。”
王志刚走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飞速运转着，分析当前的局势。马德胜案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斩断南江的利益链条；用得不好，也可能伤到自己。
赵振华的态度是关键。作为省长，他在南江经营多年，根深蒂固。如果他铁了心要保马德胜，或者想要切割自己与马德胜的关系，那事情就会变得非常棘手。
我必须抢在他前面。
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张建国的号码。
“张书记，马德胜那边的审讯进展如何？”
“不太顺利。”张建国的声音有些疲惫，“他的嘴巴很硬，除了承认一些小的违纪问题，大的问题一概否认。我们查到的那些巨额财产来源，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就是说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我冷笑一声，“那就帮他想想。给他看证据，告诉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似乎有所倚仗，觉得有人会救他。”
“倚仗谁？赵振华？”
“有可能。”张建国说，“我怀疑，他跟赵省长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默契。如果我们不能撬开他的嘴，就很难把火烧到更高层。”
我沉吟片刻：“这样，你安排一下，我要亲自去见马德胜。”
“书记，这不合规矩吧？您是省委书记，亲自去见他，会不会……”
“规矩是人定的。”我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安排好，我今晚就去。”
晚上八点，我乘车来到省纪委的办案点。这是一栋偏僻的小楼，四周高墙环绕，门口有武警站岗。张建国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见我下车，快步迎上来。
“书记，您真的要去见他？”
“来都来了，难道还回去不成？”我说，“走吧。”
办案点内部很简陋，白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我们沿着走廊走到尽头，在一间审讯室门前停下。
“他在里面。”张建国说，“我们已经给他做了思想工作，但他还是不松口。”
“我进去跟他谈谈。”
“书记，要不我陪您一起？”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我推开铁门，走了进去。
审讯室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正中摆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马德胜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手上戴着手铐，身上穿着橘黄色的看守所服。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胡茬青青的，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气派。
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恢复了冷漠。
“周书记，没想到你会亲自来。”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嘲讽。
“我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见到你。”我在他对面坐下，“马厅长，别来无恙？”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有恙无恙吗？”马德胜苦笑一声，“周书记，你是来审我的，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都不是。”我说，“我是来跟你谈心的。”
“谈心？”马德胜嗤笑一声，“周书记，你别逗了。我一个阶下囚，有什么资格跟你谈心？”
“马厅长，你也是个聪明人。”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你应该清楚，你现在的处境。你犯的那些事，证据确凿，就算你不承认，法院照样可以判你的刑。区别只在于，你是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还是负隅顽抗，罪加一等。”
马德胜沉默了，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有顾虑。”我继续说，“你觉得，只要你不开口，就有人会救你。但你想过没有，那些人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有心思管你吗？”
马德胜的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
“马厅长，我给你交个底。”我向前倾了倾身子，“这个案子，我是一定要查到底的。不管涉及到谁，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背景有多深，我都不会放过。你如果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就老老实实地交代。否则，谁也救不了你。”
马德胜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挣扎。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了：“周书记，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说。”
“你真的不怕？你知道这潭水有多深吗？你知道有多少人牵扯在里面吗？你动了他们，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搞垮。”
我笑了：“马厅长，你以为我怕吗？我要是怕，就不会来南江了。我要是怕，就不会亲自来见你了。”
马德胜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在判断我话里的真假。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
“好吧，我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马德胜交代了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从收受贿赂到滥用职权，从违规批地到利益输送，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
而其中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交代的一个名字——赵振华。
“你是说，赵省长也参与了？”我强压着内心的震动，问道。
“何止参与。”马德胜苦笑一声，“很多事情，就是他授意我干的。那块低价转让的地，就是给他的小舅子的。还有那笔扶贫资金的挪用，也是他点头同意的。”
“你有证据吗？”
“有。”马德胜说，“我留了一手。每次他给我指示，我都偷偷录了音。录音文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深吸一口气：“好，你说。”
拿到录音文件的当晚，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反复听了好几遍。每一遍听完，我的心就往下沉一分。
录音里，赵振华的声音清晰可辨。他指示马德胜如何操作土地出让，如何规避监管，如何分配利益。语气平淡，仿佛在谈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这就是南江省的省长。这就是那个在公开场合大谈特谈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赵振华。
我把录音文件拷贝了一份，锁进保险柜。然后拿起电话，拨通了中央纪委的一位老领导的号码。
“老领导，我有重要情况要向您汇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说。”
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把马德胜的交代和录音文件的内容说了一遍。老领导听完，沉默了很久。
“明远，你确定这些证据都是真实的？”
“我用人格担保。”
“好。”老领导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这件事关系重大，我需要向主要领导汇报。在此之前，你不要声张，也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我明白。”
“还有，”老领导顿了顿，“你要注意安全。有些人，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谢谢老领导关心，我会注意的。”
挂了电话，我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如常。我照常上班，照常开会，照常视察调研。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我能感觉到，暗流正在涌动。
赵振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召集会议，也不再主动跟我接触。每次在常委会上见面，他都面无表情，目光躲闪，像是在刻意回避我。
与此同时，关于我的各种谣言也开始流传。有人说我是中央派来的“钦差大臣”，专门来整人的；有人说我作风霸道，听不进不同意见；还有人说我跟某个女干部有不正当关系，生活作风有问题。
对这些谣言，我一概不予理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与其浪费时间解释，不如多做几件实事。
然而，有些事情，不是你不想理会就可以不理会的。
这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北京的号码，接通后，对方自报家门，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工作人员。
“周书记，有件事情需要跟您核实一下。”
“请说。”
“我们收到一封举报信，反映您在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存在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的问题。请问是否有此事？”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这是诬陷！”我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任何人谋取过私利！”
“周书记，您先别激动。”对方的声音依然平静，“我们只是例行核实。如果您确认没有此事，我们会如实记录。”
“我确认，绝对没有！”
“好的，那我们记录在案。后续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跟您联系。”
挂了电话，我浑身发抖，额头上冒出冷汗。我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他们知道我正在查赵振华，所以就用这种方式来反击，企图把我搞臭，让我自顾不暇。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分析这封举报信的可能来源。最有可能的，是赵振华那边的人。他们在南江经营多年，在北京也有一些关系，想要捏造一封举报信并不难。
但问题是，这封举报信会不会被采信？中央会不会因此对我产生怀疑？
我越想越不安，最后决定给那位老领导打个电话。
“老领导，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你说。”
我把刚才接到电话的事情说了一遍。老领导听完，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明远，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多了。有人想搞你，自然会用各种手段。只要你行得正坐得端，就不怕别人泼脏水。”
“可是，万一中央……”
“中央不是瞎子。”老领导打断我，“你的为人，你的政绩，中央都看在眼里。一封匿名举报信，动摇不了什么。你只管安心工作，其他的事情，我会帮你盯着。”
“谢谢老领导。”
“不用谢。明远，你要记住，反腐败是一场战争，有攻有守，有进有退。你现在处于进攻的位置，别人自然会反击。但只要你不退缩，坚持下去，胜利一定是属于你的。”
挂了电话，我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一些。但心里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消散。
我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不再只是一个查案者，同时也成了一个被查者。我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被人放大检视，用来攻击我。
我必须更加谨慎，更加小心。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林芳还没睡。她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眼圈红红的，显然是哭过。
“怎么了？”我走过去，关切地问。
林芳抬起头，看着我，声音有些哽咽：“明远，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说你在外面有女人。”
我的脑子再次嗡的一声：“谁打的？”
“不知道，是个陌生号码。”林芳擦了擦眼泪，“她说她是你的情人，说你答应跟她结婚的，还说……还说你在北京的时候就跟她在一起了。”
“胡说八道！”我气得浑身发抖，“这是污蔑！是有人在故意搞我！”
“我知道。”林芳说，“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是……可是听到那些话，我还是很难受。”
我坐到她身边，握住她的手：“林芳，你相信我。我周明远这辈子，只爱过你一个人。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林芳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明远，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只是……只是害怕。你知道吗，自从你当了省委书记，我就没有一天安生过。每天都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各种各样的话。有的说你贪污受贿，有的说你玩弄女性，有的说你迟早要出事。我真的好怕，怕有一天你会离开我，怕我们这个家会散掉。”
我把她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不会的，不会的。我向你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离开你和孩子。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林芳趴在我肩膀上，无声地哭泣。她的泪水浸湿了我的衬衫，凉凉的，却烫在我的心上。
那一刻，我更加坚定了要查到底的决心。不仅是为了南江的老百姓，也是为了我的家人。我要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知道，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是打不倒我的。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建国打电话。
“张书记，马德胜的案子，要加快进度。另外，我怀疑赵振华可能已经得到了消息，要做好他毁灭证据的准备。”
“明白。”张建国说，“我已经派人二十四小时监控他的行踪，防止他转移资产或者销毁文件。”
“好。”我说，“另外，你帮我查一件事。”
“什么事？”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妻子打威胁电话。我要知道，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出来的。”
张建国沉默了几秒：“书记，这件事，我建议您报警处理。”
“报警没用。”我说，“这种事情，他们不会认真查的。你帮我私下查，越快越好。”
“……好，我尽力。”
挂了电话，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
而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它的到来。
第四章 裂痕
张建国的调查结果比我想象中来得更快。两天后的傍晚，他亲自来到我的办公室，神色凝重地关上房门，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薄薄的材料。
“周书记，查到了。”他把材料放在我面前，“那个威胁电话，是从一部预付费手机打出的，号码归属地是南江本市。我们追踪了通话记录，发现这部手机只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打给您夫人的，另一次，是打给省政府办公厅的一个座机号码。”
“省政府办公厅？”我眉头一皱，“具体哪个科室？”
“综合处。”张建国压低声音，“接电话的人，是赵省长的秘书，刘志强。”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盯着那份材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刺眼。赵振华的秘书亲自安排人给我的妻子打威胁电话，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赵振华本人很可能知情，甚至是指使者。
“刘志强那边，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我问。
“暂时没有。”张建国说，“但我们监听到他最近跟几个身份不明的人有过接触，都是在晚上，地点也比较隐蔽。我怀疑，他可能在策划什么。”
我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赵振华已经开始动用下三滥的手段了，这说明他已经慌了。但越是这种时候，我越要保持冷静。
“张书记，这件事你先不要声张。”我说，“继续监控刘志强，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打草惊蛇。”
“明白。”张建国点点头，“那您夫人那边……”
“我会处理的。”我说，“这段时间，我会加强家里的安保措施。”
张建国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赵振华既然敢对我的家人下手，说明他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我必须抢在他前面，掌握更多的证据，让他无法翻身。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郑为民的号码。
“郑老，是我，周明远。”
“周书记啊，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吗？”郑为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郑老，我想再跟您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请教您。”
“好啊，明天上午来吧，我在家等你。”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来到郑为民的家。这一次，老人家的态度比上次更加热情，早早地在门口等着我。
“周书记，快进来。”他拉着我的手进了屋，“我听说你最近干得不错，马德胜那个案子，办得漂亮。”
“郑老过奖了。”我苦笑一声，“不过现在遇到了点麻烦。”
“什么麻烦？”
我把赵振华秘书安排人给我妻子打威胁电话的事情说了一遍。郑为民听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赵振华这是狗急跳墙了。”他说，“他知道你在查他，所以想用这种方式逼你退缩。”
“我不会退缩的。”我说，“但是郑老，我现在需要更多的证据。您上次给我的那些材料，虽然很有价值，但还不足以直接扳倒赵振华。我需要更直接的证据，证明他参与了那些违法活动。”
郑为民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走到书柜前，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
“这本相册，是我退休那年整理的。”他把相册放在茶几上，翻开，“里面记录了我这些年收集的一些照片和文件。你看看这个。”
我凑过去一看，是一张照片。照片上，赵振华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餐桌前，两人正在碰杯，脸上都带着笑容。中年男人看起来有些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这个人是谁？”我指着那个中年男人问。
“他叫钱永昌，是南江最大的房地产商。”郑为民说，“这张照片是三年前拍的，当时赵振华还是常务副省长，主管城建工作。据我所知，钱永昌通过赵振华的关系，拿到了好几个重点项目，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有经济往来吗？”
“有。”郑为民翻到相册后面，取出几张银行转账记录的复印件，“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拿到的。上面显示，钱永昌的公司，曾经分三次向一个海外账户转账，总额高达两千万元。而这个海外账户的开户人，是赵振华的儿子。”
我接过那些复印件，仔细看了看。转账记录很清晰，时间、金额、账号都一目了然。
“这些证据，足以立案了。”我说。
“还不够。”郑为民摇摇头，“这些只能证明赵振华的儿子收了钱，不能直接证明赵振华本人参与了。要想把他钉死，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
“比如什么？”
“比如，他亲自签署的文件，或者他直接下达的指示。”郑为民说，“我听说，当年钱永昌拿到那个重点项目的时候，赵振华曾经绕过正常的审批程序，直接给相关部门下了一道批示。如果能找到那份批示的原件，事情就好办了。”
“那份批示现在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郑为民叹了口气，“可能被赵振华销毁了，也可能藏在某个地方。但我猜测，以赵振华的性格，他不会轻易销毁这种东西。他留着它，可能是为了关键时刻用来要挟别人，也可能是作为一种保障。”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郑为民的分析很有道理。赵振华这种人，做事向来滴水不漏，他不可能不留后手。
“郑老，您觉得，那份批示最有可能藏在哪里？”
“有两个地方。”郑为民伸出两根手指，“一个是他的办公室，另一个是他的家里。但这两个地方，都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
“我明白了。”我说，“谢谢郑老，您提供的这些信息，对我很有帮助。”
“不用谢。”郑为民摆摆手，“周书记，你要记住，跟赵振华这种人斗，一定要稳准狠。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一击致命。否则，后患无穷。”
从郑为民家出来，我直接去了省纪委。张建国正在办公室里看材料，见我来了，连忙起身。
“周书记，您怎么来了？”
“有个事，需要你帮忙。”我把郑为民给我的那些材料递给他，“你看看这个。”
张建国接过去，仔细看了一遍，脸色越来越凝重：“这些证据，足够对赵振华的儿子展开调查了。”
“不只是他儿子。”我说，“我要查的是赵振华本人。你帮我查一下，当年钱永昌拿到那个重点项目的时候，赵振华有没有下过什么特殊的批示。”
“这个……”张建国面露难色，“时间过去这么久了，相关的文件可能已经被销毁了。”
“不一定。”我说，“你派人去省政府档案室查一查，看看有没有当年的存档。另外，想办法弄到赵振华办公室的进出记录，看看他在那段时间有没有反常的举动。”
“好，我这就去安排。”张建国点点头。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建国那边没有任何进展。赵振华似乎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息，行事变得更加谨慎。他减少了外出活动的频率，取消了几个公开行程，连常委会上都很少发言，一副韬光养晦的姿态。
但我知道，这只是表象。他一定在暗中布局，等待时机反扑。
果然，一个星期后，一场针对我的舆论风暴突然袭来。
那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王志刚就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书记，不好了！您看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省内发行的都市报，头版头条赫然印着一个醒目的标题：《省委书记的“豪华”办公室：装修花费百万，远超国家标准》。
下面配了一张照片，是我办公室的一角。照片拍得很巧妙，只拍了那张红木办公桌和旁边的书柜，看起来确实显得很奢华。但实际上，那套家具是前任留下的，我根本没有重新装修过。
“这是谁写的？”我强压着怒火问。
“署名是一个叫张伟的记者。”王志刚说，“但我觉得，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马上联系报社，要求他们撤稿并公开道歉。”我说，“同时，让省委宣传部介入调查，查清楚这篇报道的来源。”
“好的，我马上去办。”
王志刚出去后，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份报纸，心里翻涌着各种情绪。赵振华这一招够狠的，他知道正面跟我对抗讨不到便宜，就改用舆论战，企图抹黑我的形象，削弱我的公信力。
没过多久，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建国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周书记，那篇报道我已经看到了。”李建国的声音很焦急，“我已经责令报社立即撤稿，并启动调查程序。但对于造成的负面影响，恐怕已经难以挽回了。”
“我知道。”我说，“李部长，你帮我查一下，这篇报道的线索是谁提供的。我怀疑，背后有人在操纵。”
“我也这么认为。”李建国说，“我已经让人去查了，有结果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挂了电话，我打开手机，发现网上已经炸开了锅。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我“豪华办公室”的帖子铺天盖地，评论区里充斥着谩骂和质疑。有人说我“官僚主义”，有人骂我“腐败分子”，还有人呼吁中央对我进行调查。
我知道，这些都是水军。赵振华花了钱，雇了一批人来带节奏。普通网民不明真相，很容易被煽动。
我必须尽快澄清事实，否则任由谣言发酵，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我拿起电话，打给了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的处长。
“马上安排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亲自回应这件事。”
“书记，您要亲自出席？”处长有些惊讶，“这种小事，让办公室出面澄清一下就行了，您没必要……”
“不，我必须亲自去。”我说，“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我的诚意和决心。你马上去安排，越快越好。”
当天下午三点，新闻发布会在省委会议中心举行。现场来了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长枪短炮对准了主席台。我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衬衫，没有打领带，看起来尽量朴素。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开门见山，“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是为了回应今天上午某媒体关于我办公室装修费用的报道。首先，我要声明一点：那篇报道的内容严重失实。”
台下响起一阵骚动。记者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闪光灯此起彼伏。
“我办公室里的那套红木家具，是前任书记留下的，我没有进行任何更换或重新装修。”我继续说，“大家可以随我去办公室实地查看，也可以查阅省委办公厅的采购记录。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和检查。”
“周书记，那您对这篇报道的作者有什么看法？”一个记者站起来提问。
“我认为，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坚持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我说，“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报道，是对新闻职业道德的践踏。我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发现有幕后操纵者，将依法严肃处理。”
“周书记，您觉得这是有人在故意抹黑您吗？”又一个记者问。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说，“我只能说，我周明远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任何调查。如果有人想用这种方式来打击我，那他就打错了算盘。”
发布会持续了半个小时，我回答了十几个问题。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发现王志刚正在等我。
“书记，发布会很成功。”他说，“网上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了，很多人都在支持您。”
“这只是暂时的。”我说，“赵振华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一定还有后招。”
果然，第二天上午，新的爆料又出来了。这一次，是一家网络自媒体发布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省委书记的妻子在北京有豪宅？》。文章声称，林芳名下有一套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房产，市值超过两千万元，资金来源不明。
这篇文章比上一篇更加恶毒。它不仅攻击我，还把我的家人牵扯进来。我看了之后，气得浑身发抖。
林芳也看到了那篇文章，哭着给我打电话：“明远，那套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遗产，他们去世前过户到我名下的。我们有房产证，有遗嘱，可以证明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安慰她，“你别担心，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挂了电话，我立刻让王志刚去查那家自媒体的背景。很快，结果就出来了——那家自媒体的法人代表，是赵振华的一个远房亲戚。
一切都清楚了。赵振华这是在打一场舆论战，企图用这种方式摧毁我的声誉，逼迫我离开南江。
但我绝不会让他得逞。
当天晚上，我让省委宣传部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了辟谣声明，附上了林芳继承房产的全部法律文件。同时，我指示公安部门，对那家自媒体进行立案调查，追究其造谣诽谤的法律责任。
然而，这场舆论战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各种关于我的负面消息层出不穷。有的说我公款吃喝，有的说我公车私用，还有的说我跟女下属有不正当关系。每一条消息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每条消息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我知道，这是赵振华的最后挣扎。他想用这种方式拖垮我，让我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对他的调查。
但他低估了我。我从来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这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路灯发出昏黄的光。我正准备上车，忽然看见一个黑影从不远处的树丛里一闪而过。
“谁？”我警惕地喊道。
没有人回答。我走过去，发现树丛后面是一条小路，通往后面的家属区。路上空无一人，只有风吹动树叶发出的沙沙声。
也许是错觉吧。我摇了摇头，转身上了车。
但我没有注意到，在我身后不远处，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那双眼睛里，充满了仇恨和疯狂。
回到家里，林芳和小宇都已经睡了。我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赵振华的反击越来越猛烈，我必须加快步伐，否则就会被他拖入泥潭。
我拿起手机，给张建国发了一条短信：“那件事，进度如何？”
几分钟后，张建国回复：“快了。明天晚上，应该有结果。”
我看着那条短信，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快了，一切都快了。这场战争，很快就会迎来最终的决战。
第二天晚上，张建国如约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的脸上带着一丝兴奋，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周书记，找到了。”他把信封放在我面前，“赵振华当年给钱永昌的那个批示原件，被我找到了。”
我接过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泛黄的文件。文件上写着“关于南湖新区开发项目的批复意见”，落款处是赵振华的签名，还盖着省政府办公厅的公章。
批示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几句话：“经研究，同意将该项目的开发权授予永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相关部门予以配合。”
但就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却是赵振华违法乱纪的铁证。因为按照正常程序，这样一个大型项目的开发权，必须经过公开招标才能确定。而赵振华绕过招标程序，直接指定给钱永昌的公司，本身就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这份批示，你是从哪里找到的？”我问。
“在省政府档案室的一个废弃柜子里。”张建国说，“那个柜子本来是准备销毁的，但被一个老档案员偷偷留了下来。他觉得这份文件可能有用，就一直藏着。”
“那个老档案员现在在哪？”
“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张建国说，“他愿意出庭作证，证明这份批示的真实性。”
我点点头，把文件小心翼翼地收好：“有了这份证据，我们就可以对赵振华采取行动了。”
“周书记，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
“再等等。”我说，“我要确保万无一失。你继续搜集证据，特别是关于赵振华和钱永昌之间的经济往来。等到证据链完整了，我们再一举收网。”
“明白。”张建国说，“那我先回去了，您也早点休息。”
张建国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份批示原件，心里百感交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博弈，我终于掌握了能够扳倒赵振华的武器。
但我也知道，最后的决战，将会异常惨烈。赵振华不会束手就擒，他一定会拼死一搏。
我必须做好准备，迎接这场生死之战。
第五章 决战
我低估了赵振华的疯狂程度。
就在我以为胜券在握的那个夜晚，凌晨两点，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电话那头是张建国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慌乱：“周书记，出事了！档案室着火了！”
我猛地从床上弹起来：“什么？！”
“省政府档案室，刚才突然起火，火势很大，消防队正在抢救。”张建国的声音在颤抖，“那个存放批示原件的柜子……正好在起火点附近。”
我握着电话的手微微发抖。赵振华，他竟然敢放火焚毁证据！
“我马上到现场。”我挂断电话，抓起外套就往外冲。林芳被吵醒了，追出来问怎么了，我只丢下一句“有急事”便消失在夜色中。
等我赶到省政府大院时，档案室的火已经被扑灭了。整栋楼的外墙被熏得漆黑，窗户碎裂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消防队员正在清理现场，几名政府工作人员围在外面，脸上都是惊魂未定的表情。
张建国迎上来，脸色苍白：“周书记，那个柜子……已经烧毁了。”
“里面东西呢？”
“全烧了。”张建国低下头，“火势太大，什么都没剩下。”
我站在原地，久久没有说话。夜风吹来，裹挟着焦糊的气味，灌进我的鼻腔。赵振华这一手釜底抽薪，确实狠辣。没有了那份批示原件，仅凭复印件和老档案员的证词，很难在法庭上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人呢？”我突然问，“那个老档案员在哪？”
“已经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张建国说，“火刚起来的时候，我就让人把他转移了。”
“保护好他。”我说，“他现在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话音刚落，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周书记，别来无恙啊。”电话那头，是赵振华的声音，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从容。
我没有说话。
“听说档案室失火了？哎呀，真是可惜。”赵振华假惺惺地说，“那些珍贵的档案，就这么没了。不过周书记你放心，我已经责令相关部门彻查火灾原因，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赵振华。”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你以为烧掉那份批示，就能掩盖你的罪行吗？”
“周书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赵振华的声音依然带着笑意，“我听不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句，凡事都要讲证据。没有证据，那就是诬陷。诬陷一个省长，是什么罪名，你应该清楚。”
“你放心。”我说，“我会找到证据的。”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赵振华轻笑一声，“不过周书记，我劝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南江这么大，需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别为了一个死人，把自己搭进去。”
“死人？”
“哦，你还不知道吧？”赵振华的声音带着一丝得意，“那个老档案员，刚才在转移途中出了车祸，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一刻坍塌了。
“赵振华，你……”
“周书记，说话要负责任。”赵振华打断我，“车祸是天灾，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常委会呢。”
电话挂断了。我握着手机，站在漆黑的废墟前，浑身冰冷。
张建国看出不对劲，小心翼翼地问：“周书记，怎么了？”
“老档案员……出车祸了。”我机械地说，“死了。”
张建国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夜风呼啸，吹动着废墟上的灰烬，在空中打着旋。我仰起头，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忽然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
赵振华赢了这一局。他烧掉了证据，杀死了证人，让我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但我不能认输。我不能让那些死去的人白白牺牲。
“张书记。”我转过身，看着张建国，“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换个打法了。”
“什么打法？”
“既然他不走寻常路，那我们也别按规矩来。”我说，“他不是喜欢玩阴的吗？那我们就陪他玩玩。”
第二天一早，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赵振华坐在我对面，面色如常，甚至还主动跟我打招呼：“周书记，昨晚没睡好吧？看你脸色不太好。”
“多谢赵省长关心。”我面无表情地说，“昨晚确实没睡好，想了一些事情。”
“哦？想什么事情？”
“想南江的未来。”我说，“我在想，南江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必须刮骨疗毒，彻底清除那些寄生在体制内的蛀虫。”
赵振华的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恢复如常：“周书记说得对。那我们今天就讨论讨论，怎么个刮骨疗毒法？”
“不用讨论了。”我站起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这里有一份材料，是关于赵振华同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证据。我已经向中央纪委作了汇报，中央纪委决定，对赵振华同志进行立案审查。”
会议室里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愣住了，目光齐刷刷地看向赵振华。
赵振华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吼道：“周明远！你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就在这里。”我把文件摔在桌上，“这里面，有你跟钱永昌的通话录音，有你儿子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还有你指使人纵火焚烧档案室、制造车祸杀害证人的证据。”
赵振华的瞳孔猛地收缩：“你……你胡说！那些东西明明都……”
“都烧了？”我冷笑一声，“你以为我真的会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那份批示原件，我早就让人复制了一份，存放在中央纪委的档案库里。至于那个老档案员，他根本没有死。车祸是真的，但他只是受了重伤，已经被我秘密转移到北京治疗了。”
赵振华的脸色彻底垮了。他瘫坐在椅子上，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赵振华，你以为你赢了？”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错了。从一开始，你就输了。因为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反转惊呆了。
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几名身穿黑色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那个人走到赵振华面前，亮出证件：“赵振华同志，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请跟我们走一趟。”
赵振华呆呆地坐着，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才缓缓站起来，步履蹒跚地跟着那些人走了出去。
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下脚步，低声说了一句：“周明远，你够狠。”
“不是我狠。”我说，“是你太贪了。”
赵振华没有再说话，低着头，走出了会议室。
他一走，会议室里顿时沸腾起来。有人拍桌子叫好，有人窃窃私语，还有人用一种敬畏的目光看着我。
我扫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缓缓说道：“赵振华的事情，到此为止。但他的教训，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权力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用来谋取私利的。从今天开始，南江要掀起一场反腐风暴，不管涉及到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那场掌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三个月后，赵振华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与他一起落马的，还有十几名厅级干部和数十名处级干部。南江官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但也在这场地震中，获得了新生。
而我，依然坐在那间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地处理着繁杂的事务。只是现在的我，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孤立无援。越来越多的干部开始真心实意地支持我，老百姓也开始信任我，愿意跟我说真话、诉苦衷。
南江的经济开始回暖，营商环境逐步改善，招商引资额创下历史新高。那些曾经被挪用的扶贫资金，也被一分不少地追了回来，重新用于贫困地区的建设。
有一天傍晚，我难得按时下班回家。林芳正在厨房做饭，小宇在客厅里搭积木。夕阳透过窗户洒进来，给整个屋子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爸爸！”小宇看见我，高兴地跑过来，扑进我怀里。
我抱起他，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乖儿子，今天在学校听话了吗？”
“听话了！”小宇奶声奶气地说，“老师还表扬我了呢！”
“真棒！”我摸摸他的头，把他放下来，“去玩吧，爸爸帮妈妈做饭。”
我走进厨房，林芳正在切菜。她从背后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事情处理完了，就早点回来了。”我说，“我来帮你吧。”
“不用，马上就好了。”林芳说，“你去陪小宇玩吧。”
我没有走，而是站在她身边，看着她忙碌的背影。这个女人，跟着我从北京来到南江，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却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林芳。”我轻声叫她的名字。
“嗯？”
“对不起。”我说，“这段时间，让你和孩子受苦了。”
林芳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眶有些红了，但嘴角却挂着笑容：“说什么傻话呢。夫妻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只要你平平安安的，我和孩子就满足了。”
我伸手把她揽进怀里，紧紧地抱着。夕阳的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
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窗外，南江这座城市华灯初上，万家灯火。我知道，在这片灯火中，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普通人，在为生活奔波，为梦想奋斗，为家人拼搏。
而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能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
晚饭后，我独自走上阳台。夜风习习，吹动着衣角。我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想起了父亲说过的那句话：“做人要像竹子，根扎得深，才能长得高。”
如今，我的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而我，也将用我的余生，守护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因为，这就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的归宿。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