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宁波和近代上海的渊源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1、宁波和近代上海的渊源;2、宁波文化和沪上文化的差异;3、我个人对宁波城市及产业发展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来聊聊宁波和近代上海的渊源。上海在历史上曾长期隶属于江苏省,直到1927年成为特别市,才开始直辖于中央。所以上海传统文化的根是扎在江苏,尤其是苏南文化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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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代以来,受来自杭州湾南翼移民的影响,吴越两种文化开始彼此交融,从而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海派文化。

对文化渊源的探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途经,就是方言。从上海方言的特征,我们可以管窥上海文化的渊源。下面说的,可能和过去流行的说法不符:

老上海对自身的方言,有一个称谓:“绍兴话”,或者说“绍兴闲话”。我不知道这是我所在的南市区、黄浦区的习惯,还是全上海都如此。反正我从小耳闻目染,都是听大人说,他们说的是“绍兴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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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余姚上虞(我外公外婆是上虞人,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上虞人),发现那里的方言和上海话非常接近,交流起来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宁波老三区的方言,如果语速稍快,听起来就会比较吃力。

这是为什么呢?查了行政区划图后我发现,原来余姚历史上是属于绍兴的,直到1949年5月才由绍兴划入宁波。所以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余姚人称自己为绍兴人,自己讲的是“绍兴闲话”,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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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但是在上海的租界地区,其文化更多的是受宁波镇海和鄞县人,而不是余姚、上虞或者绍兴人的影响(这里要补充一句,上海地区过去存在着三种文化,即南市的土著文化、租界的海派文化和苏州河以北的苏北文化,彼此各有特色,互不相同)。

下面贴一份资料: 从1902年—1946年的40余年期间,“宁波帮”中的一些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头面人物有:朱葆三(定海人)、周晋镳(慈溪)、虞洽卿(镇海人)、秦润卿(慈溪人)、宋汉章(余姚人)、李厚佑(镇海人)、傅筱庵(镇海人)、袁履登(鄞县人)、俞佐庭(镇海人)、励树雄(镇海人)、方椒伯(镇海人)、金润庠(镇海人)、盛丕华(镇海人)等。

从这些人的籍贯中我们可以看出,相比老三区,镇海人在“宁波帮”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基本统治了租界区(包括老黄浦、静安、杨浦靠近苏州河一带)的主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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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公所董事会,前排左五为虞洽卿、后排左三为秦润卿、后排右一为方椒伯

体现到语言上,虽然余姚、上虞一带的民众大量移居上海,使得这个区域的方言对上海话影响很大,但因为镇海、鄞县人统治着上海的上流社会,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上海话其实同时受到这两地方言的影响。

最典型的例子是,来自宁波方言的“阿拉”,后来成为上海话中“我”的标准称谓。而在上海市井俚语中,依旧残留着类似“我你”(即“我们”)这样的原住民称谓。至今在沪剧中称我们还是“我你”。

另外就餐饮文化而言,据我观察,上海受苏南地区的影响略大于宁波、上虞等杭州湾南翼地区。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上海饮食偏甜,小笼包的做法和苏州无锡很像,锅贴和生煎的做法也很精致,比周边大部分区域精致。

所以总体上可以这么讲,以镇海、鄞县为主的“宁波帮”统治了上海华人主流行业,尤其是金融业;余姚、上虞移民从事的职业较为普通;而作为原住民的苏南人,保留了餐饮业的优势。

贰│宁波的高光年代与后遗症

作为上海人,我对宁波最初的印象是2003年,宁波制作了一部非常精美的纪录片在上海等地放映。影片反映的是三江口建设的成果和天一广场,当时让许多上海人眼前一亮,从而掀起了一股去宁波看看的热潮。

回头来看,2003、2004年确实是宁波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三江六岸成为宁波的战略性发展目标。那几年我去绍兴、温州等地,发现宁波在这些区域的居民中影响力非常大,地位很高。当时的宁波,在上海人眼里是浙江第一城,比杭州更漂亮、更繁华。

同时,那也是宁波房地产价格飙涨的三年,比此后任何三年都涨得都要快,属于全国房市的特殊案例。这和当时宁波经济的飞速发展有巨大关系。

但是这轮大发展也留下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后遗症:一个是三江口开发得太早太快,以致过早定型,如今再要更新回旋余地就小了很多。另一个是宁波人的自信心爆棚到了极点,虽然此后不久杭州开始奋起直追,但大部分宁波人对此长期不在意,依旧处在“走遍天下不如江夏”的历史幻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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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后的2006年到2012年,恰是中国城市洗牌的6年。

可惜在这个关键的发展黄金期,宁波主城区耗在了对东部新城遥遥无期的开发上,只有独立发展的鄞州中心区成为难得的亮点。

目前,三江口留下了很多2004年之前的建筑,比如凌江名庭、金港大酒店、中农信、中信国际大酒店、世界贸易中心、灵桥广场等。它们占据了最好的地段,但整体形象档次却很一般。

这一方面会对后期的城市更新带来极大的难度,另一方面也难免给初来宁波的外地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宁波最好的地方,但也不过如此。

其次在文化上,如今的宁波明显偏传统了些。尤其是时尚类消费,相比上海、杭州明显不足。

这其中的原因,据我个人观察,可能来自两方面:第一自然是传统。宁波是个较典型的人情社会,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力非常大,这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婚恋观、兴趣爱好和审美。虽然这种影响在90后那里有所消解,但相较上海的80后90后,依然偏保守和传统了些。

第二个原因和产业有关。宁波以工业和外贸为主,工业对技术的依赖度高于人才,同样产值的一家工厂和一家金融公司比较,后者人才密集度远高于前者;而外贸物流业最常见的业务人员,都不需要如何的专业度,一个学历一般的熟练工即可完成绝大部分工序。这两大产业不可动摇的地位,造成宁波对高级人才的需求不足。工业和外贸业对品牌包装和品牌传播的需求度也不足,他们通常不是面对大众消费,而是面对上下游其他产业链,维持熟客关系即可完成产出需求。如此一来创意型人才的需求自然也远不如那些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行业。

反观上海,以金融和各种服务业为主,这两大领域都是人才密集型产业,这里的服务业包括广告、法律咨询、创意设计等。其中尤其是金融业,是彻底的人才密集型产业。

杭州也是个典型的例子,互联网经济是个彻底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所以杭州能集聚大量的前端高素质人才。

而这类人才的集聚,又反过来推动了当地消费市场的繁荣。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同一种品牌,沪、杭的款式明显多于宁波;同一种业态,沪、杭的网红品牌明显多于或快于宁波。许多在上海活得很滋润的品牌在宁波就是活不下去,宁波商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餐饮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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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设施上,宁波自天一广场后再也没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商业体。鄞州万达和奥特莱斯属于较经典的案例,但相比当年天一广场在全国商业地产领域的影响,还是差了一个量级。所以如今的宁波,已经早就没了当年俯视杭州的那种底气和自信了。

叁│被人情关系拖累的宁波城建

上面曾提到宁波的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宁波人的时尚消费,也已经阻碍到宁波的城市发展。

从事房产多年,最大的印象是一些非常好的地段和项目,能获得规划设计资格的往往都是有关系的规划院。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那天和一个做规划的亲戚闲聊,她是英国毕业回来的,原来在住建部下属的设计院工作,应该说来头也很大了。但面对宁波的人情市场,还是表示无法打开局面。最好的项目都是被那些有关系的机构拿走,而且油水越大的,被这些机构拿走的几率越高。

虽然中国总体上都是人情社会,但在契约精神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宁波的人情关系问题,应该说是比较严重和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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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宁波的许多城市规划,比如月湖西区、慈城、江北新三江口和湾头的规划等都存在不少败笔,以至于我认为在短时间内宁波的城市面貌不但很难追上沪、杭,甚至差距会越拉越大。这也是我经常毫不留情面地痛批宁波规划的原因之一。

肆│宁波的未来在余姚慈溪

分享的最后聊聊对于宁波未来的一些看法。

毫无疑问,上海人对宁波是有较深的感情,虽然可能不多,但对外人眼中较为势利的上海人来说,已经够多了。起码相较于杭州是这样。讲真,上海人对杭州和杭州人是有很深成见的,或说彼此看不顺眼。

不过从地缘上讲,因为跟苏南更近,所以上海和苏南之间的互动目前也超过宁波。比如地铁的直接连接紧密程度,又比如称无锡为“小上海”。

但宁波在接轨上海方面,也是大有机会的。特别是在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方向上,融入上海是宁波摆脱杭州围堵挤压的重要战略选择。虽然目前上海官方对这类接轨热情不高,但在民间,宁波还是有一定的人情基础在的,这是可以大力利用的资源。

毕竟,在强省会时代,宁波光靠自身能量是很难超越具有省会优势的杭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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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宁波角力长三角经济圈的桥头堡,个人觉得宁波与其大力开发东南,不如加速与余慈的融合,一来可以进一步对接上海,二来有助于抵御杭州的进攻。杭州的东扩、上海的10万+,和宁波的反磁力效应

宁波杭州湾新区十几年来的发展有个很大的遗憾——居然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更好的通达性,连一条城际也没有。和慈溪的心理距离不是在减小,而是在扩大。

对于城市东南区域,当年宁波仅靠鄞州一个区就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没有必要集全市之力,西北方向的阵地稳固了,回头再发展东南也来得及。

尤其当下长三角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二十年难得一遇的机遇,宁波已经失去了上一次历史性机遇,怎能再错过这次?杭州已经开始建设钱塘新区,是对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最积极的回应,宁波虽然也在回应,但声响比之杭州就差了不少。

至于说舟山和台州这两个宁波都市圈的小伙伴,由于他们历来和宁波就很亲近,属于宁波基本盘,所以不用刻意拉拢也会主动卖力向宁波靠拢。

如此一来,宁波北接上海、西纳余慈、东迎舟山、南联台州,势必形成一个完全不同于今日的发展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