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迫者的叙事并不是那么正常的，并不是有一说一，而是委婉地说，或者打比方说，甚至出现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现象。
倘若放在解放以前，地主老财压迫农民，那么农民的叙事就是躲躲闪闪的，甚至根本无法和文化人对话。因为他们读不起书，没知识，没文化，叙述一件事说不到点上，或者说根本无法发现被压迫的真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处在这样的地位。如果非要追寻被压迫的真相，那么他们只能迷信神灵，迷信命运，认为自己的命就是这样，已经无法改变了。地主老财的前辈子很可能做了善事，是个大善人，或者是皇帝和宰相。而农民的前辈子很可能做了坏事，或者是农民，亦或是虫豺，这一辈子就转世为被压迫的对象。他们无力改变现状，只能用迷信思想来解释周围的事物。似乎这样可以超脱一些，起码可以变得不那么自卑了，可以隐忍地活下去。倘若他们要表达对社会的看法，表达对他人的看法，也是人云亦云，要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一定的说法，就要重复这样的说法，似乎要引用别人的话当论据，实际上失掉了自己的判断，或者说他们的判断就是“随大流，不挨揍”，就是盲从，哪怕损失一点个人的利益，也要跟从别人去做一些事。到了现在，底层农民仍然有这样的心态，以至于有的贫困地区的村子，所有的农民都跟着村长去搞偷盗，似乎成了正当的行为，也成了发家致富的手段。
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是值得声讨的，那么有的村的农民跟着村长搞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制造，竟然也发家致富了，甚至走上了品牌化的道路，他们这种行为还值得声讨吗？他们由被压迫者变成了富裕的人，当然就翻身得解放了，可以购买一些电器，可以购买一些好吃的，可以外出旅游，像富人们生活那样，其实他们已经富了。似乎没钱没权就要被压迫，不被压迫和剥削，就挣不了钱，而作为被压迫者，想要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往往发现无法表达。即便现在的农民文化素养提高了，都能读书识字，也不能发现自己被压迫的根源。他们羡慕那些权贵，想成为权贵，有的努力奋斗过，却最终折戟沉沙，并没有变得富裕起来。有的承包了几十亩地种红薯，前几年挣了很多钱，后来就赔钱，一直陪根得底儿掉，家产都赔光了，活成了他人眼中的笑话。还有的养猪，刚养的时候赚钱，越养越赔钱，最终不得不杀掉猪，自己吃肉，而不会卖给其他人，因为卖的时候就赔钱。还有的种果树，赚钱的时候很高兴，不到两年就开始赔钱，最终砍掉果树，重新种上粮食。农民无法把握市场动态，甚至他们只是市场上资本运作的棋子，是跟着吃肉喝汤的一群人，当然也跟着一起赔钱。大资本家赚钱会赚得盆满钵满，赔一点钱无关紧要，而农民赔钱就了不得，甚至会把家产赔光赔净。
城市的一些人贷款买楼房和汽车，成为城市的相对贫困人口，表面上光鲜亮丽，实际上节俭着过日子，生活入不敷出。有鉴于此，一些城市的年轻人不结婚，选择同居，因为结婚花费太大，生孩子之后花费更大，不是他们能承受得了的。他们的叙事似乎变得比较潇洒，那就是月月花光积蓄，或者说挣了工资以后月月花光。花钱的途径就是吃喝玩乐，及时行乐，不用考虑以后怎么办。即便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月入过万，也照样每月花光，而不会积攒钱财，以至于他们买楼的时候，要花父母的钱，不然根本买不起。当然他们大多比较潇洒，经常面临父母的催婚，而他们并不着急，一旦他们挣钱多了，父母就不催婚了，因为他们可以挣钱养活自己。挣钱多的人照样被老板压迫，不敢和老板理论，也不敢讨论工资待遇问题，而大量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打工者，才是纯粹被压迫的人。有一个城市的清洁工人每月只挣一千块钱，当地的物价却比较贵。一千块钱根本不够养家，养活自己都不行。可是这个城市的清洁工人照样辛辛苦苦工作，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已经不会叙事了，或者说他们已经被剥夺了话语权，没有和城市管理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也不会团结起来，而所谓的工会都在为城市管理者说话，不会站在被压迫、剥削的体力劳动者的一方。
当被压迫者失去了话语权之后，他们的叙事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他们的死活都变得微不足道。有权贵开着豪车撞死了一个农民，赔钱完事儿，哪怕责任在权贵本身，他也可以扬长而去，不用负法律责任。因为豪车本身价格不菲，入着全险，出了事以后由保险公司赔钱。倘若开豪车的人撞死了县长，那么开豪车的主人就会被逮捕，甚至要负刑事责任。因为县长有话语权，农民没有话语权，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现在的联欢会舞台上早已失去了工人和农民的形象，有的都是城市小区的普通人，是企业家，是歌星，是官员，甚至连机器人都登上了这样的舞台，而活生生的工人、农民早已经黯然隐去，似乎验证了被压迫的人已经失去了话语权的事实。因为那样的舞台不属于他们，即便他们生硬植入，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甚至引发观众的一阵反感，因为观众眼里只有权和钱。观众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被媒体引导的，而媒体又被权力操控，以资本运作，最终会给人们形成洗脑效应，以至于底层人早就失去话语权，想要叙述自己的故事，只能讲给自己的孩子听，讲给周围人听，却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出来。他们不具备和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即便每天非常辛苦，挣的工资很少，也认命了，不然又能如何呢？
被压迫者的叙事变得无关紧要，倘若作为社会良心的作家能够深入民间，能够多听一听被压迫者的心声，就可以写出有力度的作品。可是作家被权力系统限制，被资本收买，早已经生活在大城市，要写畅销书，写名人，写权贵，而不会写普通人了，那么普通人的叙事就变得无足轻重，哪怕他们用生命来抗争，用血来讨回公道，也变得无举足轻重，毕竟社会表面是和谐而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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