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洋为主要故事场景或背景，展现人类与海洋复杂关系的海洋文学，已成为近年中国文学界内外持续关注的“课题”。本版三篇文章，无论徐勇对海洋文学叙事类型及其中西差异的透视，郭勇健对中国观海文学的审美智慧的追溯，还是王冰冰对陆海统筹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海洋文学的观照，皆指向中国海洋文学需要突破西方海洋叙事框架，构建独属于中国本土的，独立、成熟的海洋叙事。 ——编者
海洋文学在中国古代虽不占主流，但并非没有传统，有关海洋的想象，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很盛行，《山海经》自不必说；其他像《逍遥游》《观沧海》等也都是广为流传的典型。在这当中，海洋诗歌是主要体裁，历史上的重要诗人很多都留下了海洋诗歌作品，这也与古代中国作为诗歌大国有一定的关联。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中国有关海洋的想象，大多属于幻想文学，即使是叙事，也大多不属于写实之列，《镜花缘》《月球殖民地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皆如此。中国的海洋文学传统属于虚写海洋一脉，这是与西方颇不类同的地方。
所谓海洋文学的叙事类型，主要针对的是叙事类海洋文学作品。抒情类作品，比如海洋诗歌，也存在一定的叙事性，因而也呈现出相应的叙事类型特征，但其程度不高，并不具有典型性。海洋文学的叙事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把握。一是叙事风格上，可以分为乌托邦叙事、恶托邦叙事、浪漫化叙事。一是地域空间上，可以分为海岛书写、海岸书写、近海书写和远海书写。一是想象海洋的方式上，可以分为陆地-海洋书写（简称陆海书写），海洋-陆地书写（简称海陆书写），陆地-海洋-陆地书写（简称陆地中心书写），以及海洋-陆地-海洋书写（简称海洋中心书写）。
乌托邦、恶托邦与浪漫化海洋叙事
乌托邦海洋叙事，是海洋书写中比较常见的叙事类型，其源头显然与《乌托邦》等政治叙事有关。这一类型的海洋书写，以《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奇岛》等为代表。《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和《新中国未来记》亦属于乌托邦想象。就像凡尔纳的《机器岛》所显示的，海洋乌托邦寄托了人类想在陆地之外相对隔绝的空间——诸如岛屿或半岛——构筑乌托邦幻想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其实是脆弱的。因为，只要人类的欲望还在，人类对权力的向往不会灭绝，海洋乌托邦就一日不可实现。
海洋也见证着罪恶和杀戮：海洋往往构成法外之地，是罪恶的渊薮和温床。人类一旦管理不好自己的欲望，海洋乌托邦就可能变成恶托邦。因此可以说，海洋叙事中，乌托邦叙事与恶托邦叙事具有很大的关联，其区别只在程度的不同。叙事倾向于恶托邦海洋的小说，有《白鲸》《海狼》《偏居一隅》等。《格列佛游记》《鲵鱼之乱》等则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形态。
不论是乌托邦想象还是恶托邦书写，海洋在其中都是一种高度的隐喻，它构成陆地秩序之外的新的秩序或新的可能，或者说是作为陆地秩序的对立面而存在。陆地在这些小说中，是隐喻性的海洋写作的对立面。海洋并没有以一种实际的形态显现出来。
与隐喻性海洋叙事具有相似性倾向的，是浪漫化海洋叙事。这在雨果的小说中有特别明显的表现，比如他的《海上劳工》就是这样的例子。此外像《迷人的海》也属于此类。这些小说中，海洋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海洋被高度人格化了。
海岛书写、海岸书写与近海书写
在海洋文学的写作中，地域空间的差异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其中，比较独特的是海岛书写。海南作家林森的海岛书写比较典型。在他那里，海岛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同时又是中国版图的“天涯海角”，即所谓中心之外的边缘。此种复杂认同关系，使得他的小说特别喜欢写那些自我放逐的人物（《岛》）。但林森也充分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天涯海角，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侵袭，全球化的触须已经深入到地球的每个角落。这使得他的海岛书写呈现出全球化的同步-不同步关系。中国作家的海岛书写，还有杨怡芬的《鱼尾纹》、杨少衡的《石化岛》、龚万莹的《岛屿的厝》和陈毅达的《海边春秋》等。海岛书写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小说中会建构海岛与陆地的对应关系，海岛作为自我他者化的对象或曰客体而出现，其典型者有《鲁滨孙漂流记》《偏居一隅》《月亮与六便士》等等。海岛只是暂居的所在，终究要回到大陆。这是一个异己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它在被浪漫化或神秘化的同时，也被他者化了。
海洋文学写作中，海岸书写应该说是较为普遍且具有典型性的倾向。中国的海洋文学很多是海岸书写，比如说张炜的《葡萄园》、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以及蔡崇达的小说等等。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主要是在海岸活动，他们既要面向海洋，又要遵守岸上的秩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岸上的秩序决定了小说主人公面向海洋的态度；他们的根基终究是在岸上。
这样一种“海岸时空体”（即海岸书写），与某些小说（比如李师江的《黄金海岸》）中出现的疍民的生活状态颇类似。疍民生活在船上，但始终保持同岸边陆地的适当距离，既不远离，也不靠近；这是一种具有反思性质的状态：对陆地秩序和社会的反思，也是对无根基生活（也即远洋生活）的恐惧。这种矛盾状态，或者说张力关系，可以说正是海岸书写的典型特征。海岸书写，在西方也并不少见，比如说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科尔姆·托宾的《黑水灯塔船》、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少年与沉默之海》、爱丽丝·默克多的《大海，大海》等就是典型。历史地看，海岸书写，总体上是一种保守的文学形态，从陆地退守到海岸，到海岸为止；但同时，海岸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时刻准备从海岸出发。退守的姿态决定了他们的主人公们把海岸视为一种精神家园，常常把海岸视为一种自然而然形成的边界——既是活动的边界，也是思考的边界——他们在海岸建构起他们的信仰，他们并不把向海图存作为人生的追求。
与海岸书写相接近的是近海书写，其明显特点是，海洋构成主人公们的生存空间，小说的主人公是把海洋视为大陆的延伸，甚至大陆秩序的一部分对待的，他们虽然很多时候能征服海洋，但却并没有想到要赴远洋或走向深蓝，更不用说征服海洋了。远洋仍旧是充满恐惧的所在。在这些小说中，近海往往构成陆地和远洋的中间状态，这些小说所形成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陆地—海洋（近海）—陆地的关系结构，这在赵德发的《大海风》中表现明确，小说通过邢昭衍这一形象所构筑的是一个类似于青岛—大连—上海的三元结构，近海（如黄海、东海）是这一结构的中介。可见，在这些近海书写中，近海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民族国家的隐喻出现的，近海既是陆地的延伸，也是民族国家命运的象征，其隐含的逻辑常常就成为：中国要想真正走向世界，或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越过近海，而走向深蓝（远洋）。
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出现远海书写的作品。杨少衡的《深蓝》就是这样的典型。小说在这现实和历史相交织的推进中，展现中国人向海图存的艰难与困厄。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打破近海的限制，走向深蓝。
远洋书写及其相关母题
总体上看，世界海洋文学的版图中，远洋书写应该是最为集中且最具典型特征的。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海洋-陆地-海洋”的海洋中心书写。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没有固定的居所，相反，海洋则成为他们征服的对象。比如康拉德的《吉姆爷》、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麦尔维尔的《白鲸》、杰克·伦敦的《海狼》等，最具有典型性。《机器岛》《鲁滨孙漂流记》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此。在这里，征服海洋带来的问题同样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他们是把海洋视为家园和随意出没的空间，既无边界感，也无秩序意识，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通过征服海洋而完成主体的建构。另一方面，当他们把海洋视为征服的对象，海洋被主体化的同时，陆地就成为“他者化”的对象。这种“他者化陆地”的做法，与海岛书写中的自我他者化并不相同；这里的“他者化”是一种强加和赋予，其结果是海洋、与海洋关联的陆地都成为了被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而同时，这样一种“他者化陆地”和征服海洋的二元结构，又是以西方作为超验式的存在而起统摄作用的，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霸权意识的呈现。在这里，陆地反倒成为了海洋的附属形态——不是延伸，而是附属——因此，充满冒险精神的海洋和保守的陆地就构成一种对立关系。
在这一类小说中，也因此形成三个彼此相关的原型或母题，其一是海洋或海岛构成某种隐秘的诱惑。所谓海盗小说或藏宝小说多与此相关，比如说《金银岛》《基督山伯爵》，这也延伸出另一个母题，即神秘海岛和探险的故事，此为其二。这类小说特别具有普遍性，其典型有《神秘岛》。其三，则是灾难或灾异叙事。《海底两万里》《机器岛》《鲵鱼之乱》等等属于此类。在这一倾向中，海岛或海底的舰艇先是被发现或被构筑为远离陆地文明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最后又会毁于欲望或诱惑。与这一倾向相类似的，则是如下的倾向：纵使再偏僻荒凉的海岛，最终也要被现代化、全球化所触及，并被改造。《机器岛》中的机器岛远游世界海洋就是这样一次文明的巡航和检阅，其所到之处，无不是被现代社会影响的土地。
虽然海洋文学在中国和西方有着彼此不同的表现形态，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海洋文学整体上不如西方发达。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薄弱。中国人倾向于把海洋视为天地宇宙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为了征服它，这也使得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别具包容、开放和建设性价值。中国的海洋文学是这一海洋意识的充分表现，自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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