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林浩提着我给他打包好的两大袋土鸡蛋和腌酸菜，像往常一样，站在村口的客车前准备回城。我看着他略显疲惫的脸，心里那股压抑了很久的火气又忍不住往上冒。
“浩子，你今年都三十了，结婚整整五年了。这五年里，每次逢年过节，你都是一个人回来。村里人都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赵玉兰养了个白眼狼，娶了城里的媳妇就忘了娘。你跟妈交个底，你媳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就连过年也不肯跟我见一面？”
林浩低着头，躲避着我的目光，闷声说：“妈，青青她工作忙，经常出差，公司里离不开她。等她这段时间忙完了，我一定带她回来看您。”
这套说辞，我已经听了五年。从他们领证那天起，我就没见过那个叫苏青的女人。当年林浩只打了个电话回来，说在城里找了对象，把证领了。
我当时又气又急，说结婚哪有不办酒席不见父母的？林浩却说城里人现在流行简捷结婚，不讲究那些虚的。后来，他每个月按时给我打生活费，过节也会买昂贵的补品寄回来，可就是不把媳妇带回家。
我甚至怀疑过，他是不是根本没结婚，只是为了骗我安心；又或者，那个女人是不是离过婚、带着孩子，怕我这个做婆婆的挑理。
客车按响了喇叭，林浩匆匆把东西塞进行李舱，转身抱了我一下：“妈，您别胡思乱想，我们在城里挺好的。您自己在家照顾好身体，我走了。”
看着客车扬起一阵尘土开远，我心里像塞了一团浸水的棉花，堵得慌。转身回家收拾他睡过的房间时，我在床头柜的缝隙里扫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单子。那是一张省城医院的缴费单，上面的科室写着“神经康复科”和“烧伤整形科”，患者名字是苏青。
我的心猛地一揪。苏青？那不是我那素未谋面的儿媳妇吗？她怎么会看这些科室？再看日期，就是上个月的。
一种强烈的不安攫住了我。我把单子揣进口袋，在屋里转了两圈，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亲自去一趟省城，去看看我这个儿子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第二天清早，我换上了过年才穿的干净衣服，揣着林浩以前给我寄东西时留下的地址，坐上了去省城的大巴。一路上，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的心却像是在油锅里煎。我想起了林浩他爸走得早，我一个人种地、打零工，吃尽了苦头才把他供上大学。
他一直是个孝顺懂事的孩子，从来不让我担心。可唯独在结婚这件事上，他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如果苏青真的病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难道在他眼里，我就是一个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母亲吗？
到了省城，我没给林浩打电话。我顺着地址，一路问人，终于在老城区的一个老旧家属院里找到了地方。
那里不是什么高档小区，楼房外墙的漆都剥落了，爬满了斑驳的爬山虎。林浩的地址在一楼，我走到单元门前，发现进门的地方原本的几级台阶被敲掉了一半，用水泥重新抹成了一个平缓的斜坡。
我顺着斜坡走上去，停在了一楼左边的防盗门前。门是虚掩着的，里面的一扇木门也没有关严，大概是因为天气热，为了通风。
我屏住呼吸，透过木门的缝隙往里看去。只看了一眼，我整个人就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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