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民国人物传》、《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Karl E. Meyer & Shareen Blair Brysac所著《The China Collectors》、法国国家档案馆相关记录、《近代中国文物流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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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的冬天,一艘从上海出发的邮轮缓缓停靠在法国马赛港。

从船舱里走出来的人群中,有一个穿着粗布长衫、面容清瘦的年轻男人,他叫卢芹斋,浙江湖州人,父母早逝,身无长物,此番出洋不过是跟着雇主张静江打杂跑腿。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个在人群里毫不起眼的穷小子,此后数十年间,会以一己之力搅动整个西方古董收藏圈,令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的采购代表争相登门,令洛克菲勒家族为他开出的价格一掷千金。

他的英文名"C. T. Loo",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美收藏圈里,几乎成为中国文物品质的代名词

然而在这段辉煌传奇的背后,还藏着一段鲜有人知的家庭往事——他娶了一位15岁的少女为妻,替她生儿育女,却将那位34岁的岳母长久留在同一屋檐之下。

妻子连生四胎,在无数个静默的日夜里,一点一点触碰到了这个家最深处的真相,那个真相,让她此后余生都选择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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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州穷小子,如何一步步走到巴黎

卢芹斋,原名卢焕文,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镇附近的一户贫苦人家。

湖州南浔,在清末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地方。

这里因蚕丝贸易而积聚了大量财富,诞生了刘镛、张颂贤等一批富可敌国的丝商巨贾,也因此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社会风气——贫家子弟与富商家族之间的流动,比别处更为频繁。

穷孩子靠着机灵与勤勉进入大户人家做事,再借机改变命运,并非罕见之事。

南浔这片土地,既因蚕丝让无数人富起来,也因这种流动性,给了底层出身的年轻人一条几乎是唯一的上升通道。

卢芹斋的父母在他幼年时相继离世,确切年份已难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失去双亲之后,少年卢芹斋几乎是在无人庇护的状态下一路磕绊长大。

他没有读过多少书,没有任何家族背景可以依靠,甚至连一门稳定的手艺都谈不上。

他有的,只是一双看人看物都极为精准的眼睛,以及一种在困苦中磨砺出来的、对机会近乎本能的敏感。

这种敏感,在他还没有出国之前,就已经初露端倪。

南浔一带流通的旧货市场,是当时不少贫家孩子打短工、做零活的地方。

卢芹斋在这里混迹过一段时间,见过各式各样的瓷器、铜件、玉雕从手里流过。

那些东西,在当时的国内市场上,往往论斤称两,贱卖如土。

但卢芹斋每次经手,都会多看几眼——不是因为他懂行,而是因为他隐约觉得,这些东西不该只值这点价钱。

这种感觉,后来在巴黎的橱窗前得到了印证。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

转机出现在他十几岁末、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南浔张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

张静江的父亲张宝善在当地经营丝行,积累了相当规模的家业。

张静江本人思想开阔,眼界不局限于南浔一隅,对外洋的商业模式怀有浓厚的兴趣。

卢芹斋进入张家做事的具体年份,史料记载并不统一,但可以确认的是,在张静江赴法之前,卢芹斋已经在张家积累了数年的经力,从打杂跑腿,到协助打理日常事务,逐渐成为张静江身边一个得力的随从。

1902年,张静江奉派赴法,随行人员中就包括了卢芹斋。

这一年,卢芹斋二十二岁。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江南水乡的穷小子来说,踏上法国土地的那一刻,所受到的冲击是难以言喻的。

马赛的港口、巴黎的街道、玻璃橱窗里陈列的货物……每一样都远超他过去二十二年的全部想象。

语言不通,文化迥异,在异国他乡,卢芹斋首先面临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适应。

然而真正击中他的,是在巴黎某条街边的一家古董店橱窗前发生的那一刻。

橱窗里,一只中国青花瓷瓶被放在一块天鹅绒上,周围有柔和的灯光打着,标价牌上的数字,是他用来跟随张静江做事几个月薪酬加起来的数倍。

旁边还有一尊汉代陶俑,一件明代的玉佩,一枚铜制的香炉——全都是他在南浔旧货摊上见过的寻常物件,可在这里,它们被当作艺术品供奉着,被西装革履的法国买家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打量。

卢芹斋在那扇橱窗前站了很久,没有说话,也没有走。

他把自己在南浔旧货摊上的那些模糊感觉,与眼前这扇橱窗里的景象对应起来,脑子里某个东西,咔哒一声打开了。

他开始用积攒下来的薪酬,悄悄收购张静江带来的、或是托人从国内捎来的小件文玩,转手卖给巴黎的法国收藏家和古董商。

第一笔交易完成后,他拿到手的钱,超过了他跟随张静江数月的工钱总和。

从那一刻起,卢芹斋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了。

这个从湖州出来的穷小子,在踏上巴黎土地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人生最关键的一次方向确认。

他不是第一个发现中国文物在西方市场存在巨大价差的人,但他是那个最彻底地把这个发现变成行动的人。

他的下一步,是彻底切断与张静江的雇佣关系,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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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伙计到"古董王",卢芹斋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帝国

脱离张静江之后,卢芹斋并没有立刻飞黄腾达。

最初的几年,他的处境依然艰难。

语言是第一道障碍——他的法语和英语都需要从零开始学,而与西方收藏家打交道,不懂语言几乎寸步难行。

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泡在巴黎的古董市场里,一边观察,一边学习,一边用他那双从小就异常敏锐的眼睛,积累对西方市场品位与需求的判断。

他很快发现,西方收藏家对中国文物的认知,存在大量空白与误区。

许多真正有价值的器物,因为来源不明或展示方式粗糙,被低价流通;而一些品相普通的东西,却因为被附上了某种"东方神秘感"的标签,反而卖出了高价。

这个错位,在卢芹斋眼里,既是市场的混乱,也是机会的所在。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自己的信誉。

他严格筛选经手的器物,拒绝那些来路存疑或品质低劣的东西,宁可少做一笔买卖,也不轻易砸掉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口碑。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国文物贩卖圈子里并不多见——彼时大量文物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出,鱼龙混杂,买家吃亏上当的情况时有发生。

卢芹斋的谨慎,反而让他在买家中间逐渐积累起一种稀缺的信任。

第二件事,是主动打入西方上流收藏圈。

他通过各种场合结交巴黎的艺术商人、博物馆策展人、私人藏家,甚至通过中间人辗转接触到当时欧洲最顶级的收藏机构。

他的社交能力,远超他的出身所能预期——那种在张家做事多年磨砺出来的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在欧洲社交场合同样奏效,甚至因为他的异域身份,反而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大约在1906年前后,卢芹斋在巴黎正式开设了自己的古董行。

最初规模不大,地址在巴黎左岸,主营中国历代文物,兼及少量日本与东南亚器物。

但就是这家不起眼的小店,逐渐成为欧洲顶级买家采购中国文物的必经之地。

1908年前后,卢芹斋与同样来自中国的古董商吴启周合伙,正式创立"卢吴公司"。

吴启周负责国内的货源与采购,卢芹斋负责欧美市场的销售与运营,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有了稳定的货源渠道,卢吴公司的规模迅速扩张。

在纽约开设分号,是卢芹斋事业扩张的又一个重要节点。

进入美国市场之后,他的客户名单发生了质的变化。

洛克菲勒家族成为他的长期买家之一;弗利尔,这位后来将毕生收藏捐给美国政府、促成弗利尔美术馆建立的藏家,也与他有过多次交易往来;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采购代表,先后在他的展厅里留下了各自机构的采购记录。

卢芹斋的英文名"C. T. Loo",此时已经在西方收藏界形成了相当的品牌效应。

1914年前后,他在巴黎库尔塞勒街购置了一栋宏大的建筑,将其改造为兼具展厅与私人住所功能的综合空间,外立面以中国传统建筑元素装饰,在巴黎的街道上极为醒目。

西方媒体后来将这栋建筑称为"中国宫",慕名前来参观的买家与收藏爱好者络绎不绝。

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张家伙计,到在巴黎拥有一座"中国宫",卢芹斋只用了不到十二年。

然而与他生意版图同步扩大的,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争议——他经手的大量中国文物,在那个中国文物保护能力最为薄弱的历史阶段,以各种方式离开了中国的土地,其中包括了一些至今仍未能回归的重量级器物。

这个争议,在他日后的人生里如影随形,也构成了历史对他这个人最复杂的注脚之一。

但在1910年代的欧美收藏圈里,这些争议尚未形成今天这样的清晰认知。

彼时的卢芹斋,正站在他事业最为顺风顺水的上升期,而他的私人生活,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一个令周围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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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飒露紫与拳毛騧——那些再未回来的石刻

在卢芹斋经手流失的所有中国文物中,有两件的分量,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总和。

它们是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与"拳毛騧"。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寝,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的九嵕山上。

昭陵六骏,是李世民生前命人雕刻的六匹战马浮雕石刻,分别对应他在统一战争中骑乘过的六匹坐骑,每一匹都记录着一段具体的战役与历史。

六骏的名字分别是: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

这六件石刻自唐代起便立于昭陵北司马门内,历经千余年风雨,成为中国石刻艺术史上的瑰宝级存在。

1914年,飒露紫与拳毛騧两件石刻,经由卢芹斋的运作,被辗转运往美国。

关于这两件石刻究竟如何离开昭陵、又经过怎样的渠道流入卢芹斋手中,目前可查的文献记录并不完整,但可以确认的是,1914年前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通过购买的方式,从卢芹斋手中获得了这两件石刻,并将其正式纳入馆藏。

飒露紫与拳毛騧由此离开了中国的土地。

另外四骏——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在这场流失事件发生后,被当时的中国相关机构紧急采取措施加以保护,此后迁入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至今。

四骏在国内,两骏在大洋彼岸。

这个分裂的结局,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始终是中国文物界心头最沉重的一道伤。

飒露紫与拳毛騧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展厅里被妥善保存,但它们所属的那座昭陵、那段历史、那片土地,都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中方为追索这两件石刻所做的努力,持续了数十年,至今未有实质性进展。

昭陵六骏的流失事件,是卢芹斋这个名字在中国文物流失史上最具体、也最无法被绕过的一个标注。

它让后人在审视卢芹斋这个人的时候,始终无法只用"成功商人"或"文化传播者"这样单一的标签来完成定义。

这两件石刻的离去,也是理解卢芹斋其人其事时,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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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桩奇异的婚事,以及隐藏在其中的秘密

卢芹斋在事业稳固之后,开始着手解决个人的婚姻问题。

这对于一个在巴黎已经站稳脚跟的中国商人来说,是迟早要面对的事情。

彼时在巴黎的华人社群规模不大,圈子相对封闭,互相之间的消息流通极为灵敏。

卢芹斋的名字,随着他生意的壮大,在这个圈子里早已是无人不知。

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姓何的女人。

何氏的具体来历,目前可查的资料记载较为简略,只能确认她是一位丈夫早逝的寡妇,随后带着女儿旅居法国,在巴黎的华人社群中落脚。

她在来到法国之前的具体经历,史料并无详细记录。

但可以确认的是,当她与卢芹斋相识的时候,她的年纪约在三十四岁左右,女儿年仅十五岁。

卢芹斋与何氏的相识,发生在1910年代初期巴黎华人社群的某次聚会场合,两人因同为来自中国的旅居者而结识,此后往来渐频。

然而,让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感到困惑的是,卢芹斋最终迎娶的,不是何氏本人,而是她年仅十五岁的女儿小何氏。

婚事定下来的时候,巴黎华人圈子里议论纷纷。

以卢芹斋当时的身份地位与年纪,娶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令人侧目的事情。

更何况,那位三十四岁的岳母何氏,在旁人看来与他明明更为相配——年纪相近,经历相仿,举止也更为沉稳得体。

这桩婚事的选择,在当时就已经让周围的人看不明白。

小何氏嫁入卢家之后,尽职尽责地操持家务,一连为卢芹斋生下了四个孩子。

而何氏,也随着女儿一同住进了卢芹斋在库尔塞勒街的宅子里。

这个安排,在当时的华人家庭里并非完全没有先例——寡妇跟随出嫁女儿同住,在传统习俗里有其惯常之处。

所以在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户华人家庭的寻常安排。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事情开始变得不那么寻常。

小何氏在生下第四个孩子之后,在某个寻常的日午,当她抬起头望向这栋宅子里长久熟悉的每一个角落,望向她的母亲何氏在这个家里无处不在的痕迹,望向卢芹斋与何氏之间那种已经无需任何语言掩饰的默契,她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家里,从来就只有一个女主人,而那个人,不是她。

这个认知,压在她心底,沉甸甸的,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也不知道对谁开口。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语言不通的异国城市,在那个她连离开都不知道该去哪里的处境里,她能做的,似乎只有沉默。

而那个关于她的母亲与她的丈夫之间,究竟是从何时、以何种方式走到这一步的秘密,则深埋在这栋巴黎宅子厚重的墙壁之后,从未被完整地说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