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空气里还飘散着淡淡的百合花香。那是上周婚礼结束后，小雅特意从酒店带回来的伴手礼花束。客厅的窗户上，大红的“囍”字在阳光下透着鲜亮的颜色，茶几上甚至还摆着没吃完的红枣和桂圆。
一切都还停留在新婚的喜悦里，只是那个总是笑着叫我“林森”的女孩，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的婚纱照，照片里小雅穿着洁白的婚纱，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我试图流眼泪，但眼睛干涩得发痛，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我的胸腔里塞了一大把玻璃渣，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绵密的刺痛。
事情发生在一个极为平常的周六下午。那天我父母说要来新房看看，顺便一起吃个晚饭。小雅是个心思细腻又孝顺的姑娘，非要去菜市场买几条我爸最爱吃的黄花鱼。我说我去买，她一边换鞋一边把我推回沙发上，笑着说：“你连黄花鱼和鲈鱼都分不清，还是我去吧，你把家里地拖了就行。”
那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半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交警的电话。一个醉酒的司机在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驾驶着一辆越野车失控冲上了人行道。小雅连同另外两个路人，被直接卷入了车底。
等我连滚带爬地赶到医院时，甚至没能赶上抢救的过程。急诊科的走廊里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医生看着我，眼神里带着见惯了生死的悲悯，却又不得不向我宣布那个残酷的事实。那一刻，我觉得周围的所有声音都被抽干了，只剩下一阵尖锐的耳鸣。
当我看到病床上盖着白布的小雅时，我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扑过去嚎啕大哭。我只是呆呆地站着，伸出手想要碰碰她，却又悬在半空中不敢落下。直到丈母娘赶到。
丈母娘叫周兰，是个苦命却又无比坚韧的女人。小雅五岁那年，她父亲就因为生病去世了，周兰没有改嫁，靠着在街角摆一个早餐摊，硬生生地把小雅拉扯大，供她读完大学。小雅是她生命的全部支撑，是她这么多年起早贪黑、在油烟和炭火中熬坏了身体的唯一指望。
我以为周兰看到小雅的遗体时会崩溃晕倒，但她没有。她颤抖着走到病床前，掀开白布的一角，用长满老茧、因为常年和面而骨节粗大的手，轻轻摸了摸小雅沾着血污的脸。
“小雅，妈来了，不怕啊。”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哄一个刚刚睡着的孩子。
然后她转过身，看着同样浑身僵硬的我，眼泪这才大颗大颗地砸下来，但她依然没有出声。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面前这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在一瞬间被抽走了灵魂，只剩下一具苍老的躯壳。
随后的日子是一场混乱的噩梦。葬礼、火化、注销户口、配合交警调查。我们把小雅从一个活生生、爱笑爱闹的人，变成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盒子。
在这个过程中，肇事司机的家属来找过我们几次。那个司机因为醉驾致人死亡，面临着刑事处罚，他的家属为了争取谅解书，希望能减轻判决，提出了赔偿。经过几次交涉和法律程序的核算，最终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以及精神抚慰金加在一起，一共是八十五万。
八十五万，那笔钱打到我卡里的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快要下雨。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长串数字，觉得无比讽刺。我宁愿自己背负一百万、一千万的债务，只要小雅能推开门，笑着对我说一句：“林森，我买了黄花鱼。”
关于这笔钱怎么分配，身边开始出现了各种声音。
我父母心疼我，私下里对我说：“林森，这事大家心里都难受。但你日子还得过，你才三十岁，以后总要重新成家。按照法律，你是小雅的丈夫，这笔钱你至少要拿一半。剩下的给亲家母养老，也算对得起她了。”
有些亲戚说得更直白：“你跟她结婚了，这钱本来就是补偿给家属的，你留个大头，给丈母娘个二三十万意思一下就行了，她一个老太太能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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