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遵义职业技术学院官微）
七月，黔北群山深处的土坪村，遵义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系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如约而至。村党支部递来一份走访名单，其中一行写着：胡开秀，八十四岁，一九六三年入党，退伍军人、退休狱警。简短的履历背后，是一个党员六十三年未曾褪色的信仰。当我们走进那座农家小院，在门口的矮凳上坐下来时，老人端端正正地对着我们，开口说了第一句话：“我给你们唱几首歌吧。”
那天烈日当头，蝉鸣阵阵。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就这样对着十几张年轻的面孔，开了一场一个人的红歌会。没有话筒，没有伴奏，他坐在那里，一首接着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党听》《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唱祖国》《我是一个兵》《社会主义好》。七八首歌，一气呵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他的嗓音沙哑，每一句歌词都咬得极准，滚烫而清晰，一字一句落在安静的院子里，围坐的大学生们渐渐沉醉在了歌声里，天地之间，只剩这个老人的歌声。没有讲稿，没有PPT，没有事先准备的长篇大论，他用七八首唱了半辈子的歌，给在场的“00后”们上完了一堂最朴素的思政课。
在唱《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时候，他特地停下来解释：“这首歌是一九六三年出来的，那一年我入党。词是雷锋从报纸上抄的，后来被谱成了曲。雷锋是榜样，我也是那一年入的党，所以这首歌我唱了六十三年。”唱到“我把党来比母亲”时，那个“亲”字被他拖得格外长，颤颤的，像是这位老人真的在呼唤至亲。唱到《我们走在大路上》时，他的腰挺得更直了，手臂微微抬起，像在指挥一支看不见的乐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八个字唱得格外用力，眼睛亮得像两盏明灯。六十三年的光阴从他身上流过，从青丝到白发，从军营到高墙再到山野，当初许下的誓言，依然滚烫如初。唱完最后一首，他停下来轻轻喘了口气，笑了：“我平时不怎么说话，但这些歌，每一首都是我想说的话。”那一刻让人恍然——不会说的大道理，歌替他说了；不会讲的心里话，歌替他唱了。六十三年里所有说不出口的忠诚与执着，都被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嵌进了那些旋律里。
有队员问：“胡爷爷，您在监狱工作时也唱这些歌吗？”他点点头，眼神里泛起回忆的光：“唱，怎么不唱。那时候下了班，几个同事聚在宿舍里，我起个头，大家就跟着唱起来。红歌这个东西啊，一个人唱是寂寞，一群人唱就有了力量。”他说，那时候工作辛苦，精神压力也大，可只要大家围在一起唱上几首，浑身的疲惫就散了，心也齐了，第二天上岗，个个都像换了个人似的。歌声把一群人聚在一起，也把那股昂扬的精气神种进了每个人心里。又有人问：“您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想说的？”他想了很久，缓缓地说：“你们比我那时候幸运。现在国家富强了，日子幸福了，更要懂得珍惜。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些话我可能说不好，但歌里都有。”他没有讲任何大道理，只是用最朴素的歌词把话递过来。
那个下午的最后一段时光，老人坐在院门口的老槐树下，一群大学生围着他，有人轻声哼起了《歌唱祖国》的调子，他听见了便接上去，声音越来越大，渐渐地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没有指挥，没有伴奏，十几个人围成一圈，歌声穿过枝叶的缝隙慢慢升上天空。红歌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不是博物馆的陈列品，不是节庆日的装饰音，而是一种活着的声音，一代人唱给另一代人，像火种递过火种。当这些诞生于烽火与建设年代的旋律，从一个有着六十三年党龄的老人口中唱出，它们便不再是泛黄的歌词与简谱，而是一个人用全部生命验证过的信仰，每一个音符里都住着一段真实的岁月，每一句歌词都曾照亮过他的人生。更重要的是，红歌从来不是独唱——它在宿舍里聚起过一群疲惫却从未低头的狱警，在山野间拢起过一代人的精神共识，如今又在这个寻常的午后，把一群“00后”大学生拉进了同一段旋律里。这种力量，是任何言语都无法替代的。对这群走出校园走进山野的大学生而言，这堂没有黑板没有讲义的课，比任何一间教室里的讲授都更深刻。
车开出村口很远了，回头望去，还能看见那棵老槐树的轮廓和树下那个小小的、伫立不动的身影。车厢里安静了很久，忽然有人说了一句：“回去以后，我也想学唱这些红歌。”没有人应声，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土坪村的那场一个人的红歌会没有结束，它会跟着这群年轻人走出大山，在更年轻的喉咙里继续响亮地唱下去。而这，恰恰是这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赋予新时代青年最珍贵的礼物——它让我们走出校园，走进中国乡土的深处，在田间地头遇见最真实的中国，在最朴素的歌声里听见最滚烫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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